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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建国后创作的最后一个话剧剧本是《宝船》。这个取材于民间故事的童话剧，最初发表于一九六一年第三期《人民文学》，一九六二年中国儿童艺术剧院曾经演出，受到了广大小观众的热烈欢迎。剧本写古时候一个名叫王小二的孩子，他热爱劳动，喜欢帮助别人。有一天在深山打柴时，王小二救了一位落水的老爷爷李八十，老爷爷送他一只宝船。宝船可大可小，小则能托在掌上，大则能装下几个人，在急流中行驶。一年发大水，王小二划着宝船救人、救牛羊，也救了仙鹤、蚂蚁和蜂王，表现了助人为乐的可贵精神。张财主的儿子张三，化名张不三，也被王小二从水中救出。大水过后，张不三利用王小二的幼稚，采取欺骗手段，将宝船弄到手，跑到京城，献给皇上，皇上封他为宰相。小二在妈妈的启发下，认识到将宝船交给张不三是上了坏人的当，他只身逃到京城，找张不三和皇上索要他的宝船，张不三依仗宰相的威风，将小二打伤。老爷爷李八十将小二救出，小二在仙鹤、蚂蚁、蜂王以及大白猫的协助下，利用给公主医病的机会，进入皇宫，同皇上和张不三展开一场斗智斗勇之战，取得胜利，宝船失而复得。他们还按着老爷爷传授的方法，使张不三变为大灰狼，皇上变为大野猪，让他们得到了应有的惩罚。通过这个神奇、美丽、富于风趣的童话故事，老舍向孩子们进行了一次真、善、美的教育。王小二、王妈妈、李八十以及鹤、蜂、蚁的形象，都写得优美、动人。他们善良、真诚，热爱劳动，助人为乐，而且敢于反抗邪恶势力。他们的形象，集中概括了古代劳动人民的品德与智慧。张不三与皇上，一个奸诈阴险，一个愚蠢懒惰，是假、恶、丑的象征。通过这两个形象系列的对照，作家使孩子们懂得了勤劳与懒惰、善良与邪恶的分界，明白了一些生活的道理。这正是《宝船》的积极、健康的思想意义之所在。
《宝船》所以受到孩子们的喜爱，还在于它具有儿童生活的特点。从儿童的天真、活泼、幼稚、富于幻想的心理特征出发，老舍极力点缀童话的神奇色彩，使剧情的发展曲折离奇，紧凑生动。为了适应孩子们的理解和接受程度，《宝船》围绕着宝船的得而复失，失而复得的经过，采用单线发展的结构，展开戏剧冲突，人物、事件单纯而集中。为了吸引小观众，作家又在单纯中求变化，在单线索的戏剧结构中，尽力将故事写得曲折生动，充分运用悬念，增强剧情对小观众的吸引力。《宝船》的语言，对于小观众来说，也是相当有魅力的。请看李八十爷爷与王小二的一段对话：
李八十：咱们的皇上多么懒哪！日上三竿他才起，先喝一大碗香油，然后吃好几大张葱花烙饼；吃完了就再睡，睡醒了再吃；既不修河，也不开渠，怎能不闹大水呢？
王小二：哎呀，那可怎么办呢？可恶的臭皇上，吃了睡，睡了吃，活象我家的大白猫！
李八十：大白猫还爱拿老鼠，咱们的皇上连臭虫都不肯拿！
这样的对话，符合人物性格，又简明通俗，生动活泼，富于儿童情趣。再看下一段：
大蚂蚁：驸马是那一种马？
李八十：驸马不是马。
大白猫：大概是驴吧！＇网罗电子书：。WRbook。＇
李八十：也不是驴，是公主的丈夫。
童话应当是知识与趣味的结合。干巴巴地向孩子们传授知识，不是童话的任务。在儿童文学中，知识应当寓于趣味与娱乐之中，知识的传授应当因势利导，引发得当，使孩子们自然而然地接受。这一段对话，用意是在让孩子们明白什么是“驸马”，但是作者并不叫李八十老爷爷一开始就作解释，而是先让大蚂蚁和大白猫进行天真的猜测，逐步引出李八十的结论。这就使本来比较抽象的事物，具有了形象性，使本来平淡的问答，具有了趣味性。
以上介绍的是老舍从五十年代后期到六十年代初期的话剧创作。他所以取得丰硕的成果，根本原因在于他有一个正确的创作态度。老舍说：“只要是人民需要的，我就肯写。”（注：《八年所得》，《福星集》。）为人民的需要而写作，是他创作劳动的出发点。他写话剧，写小说，写相声，写论文，写杂感，基点都是为人民（注：老舍建国以后所写的论文及杂感，曾经编成三个集子：《福星集》（1958年）、小花朵集》（1963年）、出口成章》（1964年），其余散见报刊上的，约有数百篇。）。他所写的作品和文章，受客观历史条件的局限和当时社会思潮的影响，难免有一些应景急就之章，远没有达到尽善尽美的程度，然而作为新时代的歌者，他的憎与爱，他的激情，他的热诚，都是与人民息息相通的。这是他一生文学创作的重要特点，而建国后的作品，表现得尤为鲜明与突出。因此，他无愧于这样的评价：“他的力量就在于他和劳动人民溶在一起。”“在文艺领域里，他代表了中国人民。”（注：曹禺：《〈老舍的话剧艺术〉序》。）
第十九章 新中国话剧创作的第一个成就——《龙须沟》
新社会的赞歌
一九五○年夏天写完《方珍珠》之后，承受着酷暑炎热的袭击，老舍又完成了剧本《龙须沟》的创作。
龙须沟，这是一个真实的地名，它的位置在北京天桥的东边。在旧时代的北京，这是一条著名的臭沟，污水、垃圾、粪便，充斥于内，整日散发着极其恶浊、不堪入闻的腥臭。沟的两岸，杂居着五行八作的穷苦劳动者。在旧社会，龙须沟两岸的贫民在肮脏的环境中挣扎、喘息，日月更替，年复一年，除了反动当局的收捐搜税，有谁去关心他们呢？新中国成立以后，北京市有关部门，倾听人民的呼声，在一九五○年上半年，对龙须沟进行了彻底地整治。在北京市的市政建设中，这也许是一件平常的事，但是，作家老舍为之感动了，他说：
一九五○年春，人民政府决定替人民修沟，在建设新北京的许多事项里，这是件特别值得歌颂的。因为第一，政府经济上并不宽裕，可是还决心为人民除污去害。第二，政府不象先前的反动统治者那么只管给达官贵人修路盖楼房，也不那么只管修整通衢大路，粉饰太平，而是先找最迫切的事情作。尽管龙须沟是在偏僻的地方，政府并不因它偏僻而忽视它。这是人民政府，所以真给人民服务。
这样，感激政府的岂止是龙须沟的人民呢，有人心的都应当在内啊！我受了感动，我要把这件事写出来，不管写得好与不好，我的感激政府的热诚使我敢去冒险。（注：《〈龙须沟〉写作经过》，《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
人民群众实际生活的重大变化，给老舍提供了创作的素材，热爱社会主义、热爱人民政府的高度政治热情，又促使他产生了强烈的创作冲动，于是，就有了话剧《龙须沟》。
在这个剧本里，老舍通过一条沟的巨变，生动地表现了建国以后北京市政建设为全体人民，特别是为劳动人民服务的方针，以及这一方针在劳动人民的实际生活中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为了深刻地表达主题，作者采用了新旧对比的写法，真实地描写了生活在龙须沟的劳动人民，在新旧两个社会的不同遭遇，有力地控诉了旧社会，热情地歌颂了新社会。
第一幕写解放前的龙须沟。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是“臭沟沿”上一个小杂院里四户人家的凄惨生活。赵老头孤苦无依，贫病交加，靠邻里的照料，挣扎度日。拉三轮车的丁四，整日受兵痞之气，挣不到钱，穷的“几乎是一无所有”。程娘子靠摆一个小香烟摊子养活“疯”丈夫，她这个本来没有进项的小买卖，也遭到了恶霸和流氓的践踏。王大妈母女以焊镜子的洋铁边儿和作针线活为业，也只能勉强吃口杂合面。对这个小杂院里几户城市贫民的生活命运，作者充满了同情，在第一幕里，似乎只是信手勾勒了他们在夏日雨后一个上午的极其平常的生活片断，然而从他们的言谈、行动以及与外界的联系中，却使我们感受到了那个行将崩溃的黑暗社会令人窒息的生活气氛。那“一天翻十八个跟头”的物价；那全让反动政府的官僚“给弄趴下”的“大小的买卖、工厂”；那靠偷、抢、欺诈为业的恶霸、流氓的任意横行；那“家家连窝头都混不上”，却还要交捐的屈辱、酸苦的场面等等，无一不渗透着作家对那个暗无天日的旧时代的谴责和控诉！然而这一切，却只不过是顺带一笔而已，或者是作为背景出现的，并非作家描写的重点。重点是什么呢？是通过人与沟的矛盾的展示，表现又脏又臭的龙须沟给人民生活带来的痛苦和灾难：第一，“因为脏，病就多。病了耽误作活，还得花钱吃药”。泥水匠赵老头年年夏天发疟子，正在有活作的季节，卧床不能起，自己经受了巨大的痛苦，还要连累邻里。第二，一下雨，道路精湿烂滑，“摆摊子的摆不出去，卖力气的出不去”，人们就要“瞪着眼挨饿”，而且“臭水往屋里跑，把什么东西都淹了”。丁四出外拉车，经常因为路滑回不了家，被迫露宿街头。雨夜，丁四嫂则“蹲在炕上，打着伞”，生怕“弄湿了活计”。第三，臭沟对人的精神也是折磨。程疯子的所谓“疯”，固然主要是因为受压迫所致，但也和“臭沟”有关，他说：“我这里，没毛病，臭沟熏得我不爱动。”臭沟还“熏”跑了王大妈的大女儿，“熏”得丁四“工作不大起劲”，“熏”得二春整日想离开臭沟沿儿，嫁到外面去。最令人战栗的是臭沟竟然夺去了四嫂的小女儿、活泼可爱的小妞的生命！臭沟给人民带来了如此深重的痛苦和灾难，反动政府不仅不予理睬，反而要向龙须沟的居民催收“卫生捐”。人与沟的矛盾是尖锐的，龙须沟的人民与反动政府的矛盾，更为尖锐。作者把臭沟给人民带来的伤痛写得愈尖锐、愈惨然，也就愈发有力地表现了人民与反动政府的势不两立的关系。而把这一切写得愈充分，也就愈能显示出解放以后人民政府及时修沟的重大意义。
在第二、第三幕里，作者写了龙须沟在解放以后的巨变。剧本先写社会的变化，人的变化。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打倒了恶霸，人民当家做了主人，龙须沟的贫民窟，普照着灿烂的阳光。政治上翻身之后，人民自然地就会强烈地要求治沟，请看程疯子和当了治安委员的赵老头的一段对话：
疯子 赵大爷，您这程子老斗争恶霸，可怎么不斗斗那个顶厉害的恶霸呢？
赵老 哪个顶厉害的恶霸？黑旋风？
疯子 不是！那个淹死小妞子的龙须沟！它比谁不厉害？您怎么不管！
赵老 我管！我一定管！……
提起臭沟，程疯子“神神气气”的劲头又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