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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马》也广泛地描述了英国市民的日常生活，勾画了一些英国人的剪影。这里有心地善良然而被囿于民族偏见的束缚之中不能自拔的温都寡妇，有呼中国人为“老狗”、满脑袋浸透侵略意识的巨商亚历山大，也有在战后开始怀疑帝国主义政策，同情中国人民命运，思想上独立不羁的凯萨林姑娘，等等。对于英国上层资产阶级的生活，也有一定的接触，西门爵士和西门太太为给“猫狗医院”募捐，家里请客、跳舞，一个晚上可以花几百镑；对于“金钱万能”的丑恶现象，也做了生动而辛辣的描述。值得注意的是，作家并没有把英国人民同英国帝国主义者等同起来，他是有分析的。英国做为帝国主义的一面，英国的一些人歧视中国人以及信守“金钱万能”哲学的一面，作家在感情上是憎恶的；但是，对于英帝国主义高度发展的科学文化事业，对于建筑在物质基础之上的雄厚的国力，对于英国人的求实态度和爱国心（虽然带有严重的民族偏见），作家又采取了肯定的态度。这种态度同作家自己爱国主义的感情是有密切关系的。作家苦苦思索振兴中华的道路，而在英国所见的事事物物，无一不触动他这种思索的“神经”，他希望从英国有所取法，是很自然的事。他曾借凯萨林之口，说出如下的话：“拿两国不同的地方比较一下，往往可以得到一个很明确妥当的结论。”（注：《老舍文集》第一卷第489页。）
不妨这样认为：比较两个国家人民的民族性，是《二马》内容的核心。作家谈及创作这部长篇的动机，曾经说过：“写这本东西的动机不是由于某人某事的值得一写，而是在比较中国人与英国人的不同处，所以一切人差不多都代表着些什么；我不能完全忽略了他们的个性，可是我更注意他们所代表的民族性。”（注：《我怎样写〈二马〉》。）这种比较，是作家在当时条件下探索中国命运的一个重要尝试。他通过对老一辈如马则仁型的中国人的观察，看清了“病症”所在，而希望用英国人民族性中值得肯定的东西加以“疗救”，“疗救”之法是重新铸造一种崭新的民族性格。“个人的私事，如恋爱，如孝悌，都可以不管，自要能有益于国家，什么都可以放在一旁。这就是马威所要代表的。”（注：《我怎样写〈二马〉》。）作家还觉得马威不够坚毅和务实，于是以李子荣加以补充。所以，不妨这样进一步的思考：《二马》构思的侧重点不仅在于比较中国人同英国人民族性之不同，更重要的是通过这种比较，否定马则仁，肯定马威和李子荣，为民族的复兴和中国的富强指出一条道路。
自然，在今天看来，这种比较并不能全面而深刻地揭示中国所以贫弱的根本原因。马则仁愚弱性格的阶级根源是商业资产阶级和封建士大夫阶级的软弱性、腐朽性；中国人民所以被帝国主义任意欺凌，主要是由于封建统治阶级的专制主义和投降主义的罪恶以及生产力的低下，人民群众的愚弱和散漫状态只是一个现象。病根不除，病症是难于得到根本疗治的。马威即使富有强烈的“国家主义的观念”，如果不参加当时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为目的的革命运动，也只能是一种徒然的义愤；李子荣梦想以个人苦干创一番事业，他走的其实不过是实业救国的道路，在帝国主义垄断中国经济命脉的情况下，他的一切宏图大计到头来都只能变成一纸空文。
我们不应该苛责老舍。在伦敦，写作《二马》的时候，他虽然十分关注国内的革命军北伐，但是他并“没亲眼看见血与肉的牺牲，没有听见枪炮的响声”。因为这个原因，他“不明白”“国内青年们的思想”。这种情况必然反映到创作上来。在老舍所肯定的青年形象身上时代感不强，性格中包容的历史内容不够充实，同他自己“远远的立在一旁”，（注：《我怎样写〈二马〉》。）没机会参加实际的革命斗争是不无关系的。
《二马》在艺术上有了长足进步。描述更加细腻，语言更趋于纯净、凝炼，结构上力图在单纯中求变化。他在艺术上是日渐成熟了。
第五章在新加坡（一九二九——一九三Ｏ）
“思想猛的前进了好几丈”
老舍离开伦敦以后，在德意法等国做了短期逗留，大部分时间（约三个月）在巴黎。他本想“以巴黎为背景续成《二马》的后半”，但由于时间迫促，未能如愿。大约在一九二九年冬初，他取道新加坡回国。他之取道新加坡，那原因据他讲，一者是路费发生问题，“钱只够到新加坡的”（注：《我怎样写〈小坡的生日〉》，《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再者，他深受康拉德小说的影响，“久想看看南洋”（注：《我怎样写〈小坡的生日〉》，《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康拉德的作品不但使他闭上眼就看见那在风暴里的船，与南洋各色各样的人，而且因着康拉德的影响他才想到南洋去。（注：《我最爱的作家——康拉德》。）他说：“他（指康拉德）的笔上魔术使我渴想闻到那咸的海，与从海岛上浮来的花香；使我渴想亲眼看到他所写的一切。”（注：《我最爱的作家——康拉德》。）
因为钱不够，他坐的是三等舱。同船的有两位印度学生，两位华侨少年，都挺和气；还有几位留法回家的“国留”（留法的中国学生），大家也还谈得来。此外就是“七八个到安南或上海的法国舞女”了。他后来回忆：“舱中老是这些人，外边老是那些水。没有一件新鲜事，大家的脸上眼看着往起长肉，好象一船受填时期的鸭子。坐船是件苦事，明知光阴怪可惜，可是没法不白白扔弃。书读不下去，海是看腻了，话也慢慢的少起来。我的心里想着，到新加坡怎办呢？”（注：《还想着它》，《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
船行二十多天，抵新加坡。上岸以后，四顾茫然，他决定先找商务印书馆。但他并不知道商务印书馆的地址，坐在洋车上心里默祷：商务印书馆要是在这条街上，便是“开市大吉”，否则，便算“玩完”了。事情竟然这样巧，商务印书馆就在这条街上。经理包先生客气地接待了他。因为没有合适的工作，包先生又把他介绍给南洋兄弟烟草公司黄曼士先生。黄先生为人热情，虽然也没办法给他找到工作，但他们却建立了友谊。最后他到了中华书局，经理徐采明先生把他介绍到离街市十多里的华侨中学。这个学校正缺国文教员。有了事做，心落了实。他从学校支点钱，买条毯子，留晚上盖；又买身白衣裳，“中不中，西不西，自有南洋风味”。赊了部《辞源》，“教书不同自己读书，字总得认清了”，生活虽然拮据，教书应当是照样的认真。他经历的这一段生活，对于一个已经出版两个长篇的人来说，近于一种奇遇了。
老舍在新加坡生活了近半年时光。ｗωｗ奇Qìsuu書còm网
美丽的新加坡给他难忘的印象。这里白天天气热，然而教书是在早半天。吃过午饭就可以休息，六点钟落太阳，天气转凉，晚饭后可以继续工作。一天早、午、晚三次“冲凉”，在自来水龙头下，灌顶浇脊背，也是颇为惬意的事。有时，阵雨过后，树木绿到不能再绿，空气里有些凉而浓厚的树林子味儿。这在刚刚离开喧嚣、繁华、市俗的伦敦的老舍看来，简直是到了一个近于“仙境”的地方。在很久以后，他曾经这样深情地回忆新加坡：“到现在想起来，我还很爱南洋——它在我心中是一片颜色，这片颜色常在梦中构成各样动心的图画。它是实在的，同时可以是童话的，原始的，浪漫的。”（注：《还想着它》。）
不仅如此。新加坡人民的生活，打开了老舍的眼界，他看见了一片新天地。东方弱小民族革命意识的觉醒，使他十分激动。新加坡是英属殖民地。这里聚居着数量众多的中国华侨，也有印度人、锡兰人、马来人；这些不同种族的劳动人民，生活在一起，共同参加开发新加坡的事业，也一起承受着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压迫和剥削。他生活在这些人中间，特别是生活在华侨中学的学生们中间，感受了他们的革命的情绪。他说：“我教的学生差不多都是十五六岁的小人儿们。他们所说的，和他们在作文时所写的，使我惊异。他们在思想上的激进，和所要知道的问题，是我在国外的学校五年中所未遇到过的。不错，他们是很浮浅；但是他们的言语行动都使我不敢笑他们，而开始觉到新的思想是在东方，不是在西方。”（注：《还想着它》。）
老舍看见了中国华侨在建设美丽的新加坡的事业中的勋劳：“树是我们栽的，田是我们垦的，房是我们盖的，路是我们修的，矿是我们开的。……毒蛇猛兽，荒林恶瘴，我们都不怕。我们赤手空拳打出一座南洋来。”“没有了我们，便没有了南洋；这是事实，自自然然的事实。”（注：《还想着它》。）老舍从这些华侨身上看到了中国人民中间潜在的伟力。“我们伟大。”这是他发自内心的呼喊，“这不是英雄崇拜，而是民族崇拜，不是说某某先生会穿西装，讲外国话，和懂得怎样给太太提着小伞。我是要说这几百年来，光脚到南洋的那些真正好汉。没钱，没国家保护，什么也没有。硬去干，而且真干出玩艺来。我要写这些真正中国人，真有劲的中国人。中国是他们的，南洋也是他们的。那些会提小伞的先生们，屁！连我也算在里面。”（注：《还想着它》。）对“真有劲的中国人”——垦荒、造屋、捕鱼的赤脚的劳动人民的崇拜，这在当时的条件下，是一件意义重大的事。老舍思想上得到的这一点认识，是他在新加坡所得到的最宝贵的东西。
思想感情上的这个变化，直接影响到他的创作；这突出表现在作品主题的把握上。本来在来南洋前他已经开手写作一部叫做《大概如此》的长篇。他自己讲：这部书和《二马》差不多，也是写在伦敦的中国人。情节的中心是写一男一女，男的穷而好学，女的富而遭了难，穷男的救了富女的，两个人发生了恋爱。结局是，男的堕入情海之中，女的却只拿爱作为一种应酬与报答，结果把男的毁了。老舍“不满意这个题旨”。这部小说“在大陆上写了些，在由马赛到新加坡的船上写了些，一共写了四万多字”。到了新加坡，由于新思想的激荡，他“看不起这本书了”，决定停笔。（注：《我怎样写〈小坡的生日〉》。）这在老舍的创作生活中也是一件特别值得注意的事。在《二马》中，我们看到一个爱国者的沉思，对于祖国人民愚弱的国民性，有着鞭辟入里的解剖和批评，愤激之中透露着悲哀，切望民族复兴又苦于没有希望，那感情是沉郁的。但是在新加坡，他看到了另一方面的情形。他这时从纷乱的、落后的、丑恶的社会现象中，看到那深藏于内的希望的种子：中国人的无穷无尽的创造力和对于压迫者的抗争的精神。他从肯定马威求实的生活态度、强国救民的理想，进而发展到希望弱小民族联合起来共同奋斗，这无疑是一个大的进步。他自己也是很宝贵这种认识上的提高的，他不无兴奋地说过：“一到新加坡，我的思想猛的前进了好几丈。”（注：《我怎样写〈小坡的生日〉》。）
《小坡的生日》就是在这种思想认识指导下开始创作的。这部作品明快的情调反映了他乐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