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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挺进队的训练不必根据军事原则，而应该以最在益于我党的作为标准。
每队员必须具有健全的体格，所以重视的不是军事的操练，而是各项运动的演习。
所以我常说拳术比了平常的射击演习还要重要。
（二）为了避免挺进队带有秘密和色彩起见，不但他们的服装须为大家容易辨别认识；就是为了我党的利益而取的工作步骤，也须明白的规定出来，使得每个人知道。
挺进队是并不许秘密集会的。
（三）挺进队的编制和组织，在制服和设备的方面，都不宜去抄袭旧式的军队，而且须审慎的着重于适应目前的任务。
挺进队的发展对于下述的三事有着重大的关系。
（一）一九二二年的夏天，各爱国团体大家在慕尼黑的广场（Konigsplatz）举行总示威运动，去反对那保守共和国的国防法律。
民族社会党也去参加这种运动的，由六个慕尼黑的队伍做领导，而以政党的各支部续绩在后。
我恰好成为社员之一，所以得躬奉其盛，得有机会对六万的群众来演讲。
那次的防御十分周到，所以共产党虽然多方的恫哧威协，然而这次的示威运动，到底是得了一个极大成功。
这就是慕尼黑民族主义能够在市街上作游行的第一个明证。
（二）一九二二年十月出发向柯堡（Coburg）去远证。
“民族主义”的各团体，大家决定在柯堡举行德国纪念日（German Day）。
当时我也被邀赴会，我是带了几个朋友同去的。
我选择了挺进队八百人，乘坐专车，同赴该镇当时该镇已属于巴维利亚。
火车到柯堡站的时候，“德国纪念日”的筹备处派代表来迎接我们，说是奉了当地工会——就是独立党和共产党——的命令，规定我们在进城时候，不是场旗奏乐——我们的乐队共四十二人——而且不得结队同行。
当时我就拒绝这种可耻的条件，并且对“纪念日”筹备者以及同意于这种规定的人不能不表示一种惊异，因此我对他们宣称挺进队就要拟整队扬旗，奏乐进城了。
在车站广场上，向我们高声叫骂的不下数千人。
他们骂我们为“暗杀者”、“土匪”、“强盗”、“罪人”等等不堪入耳的名字。
然而我们挺进队依旧秩序井然。
我们走到镇市中心的市政府，警察为了阻止众人追随我们所以就把门关上了，我觉得这是不可忍受的耻辱，所以要求警开门。
但是，他们踌躇良久，结要仍旧照我的请求把门开了。
我们从原路返驻札处终于才群众碰到了。
那些真正社会主义，平等、博爱的代表朋友，就向我们投掷石子，我们忍无可忍了。
所以我们就向他们打了大约十分钟。
在一刻钟后，街上不再见有共产党的影踪了。
在当天的晚上，就发生了严重的击突。
民族社会主义党员受着攻击，正在情状上十分危险的时候，挺进队的酌巡查队就立刻奔去援救。
很快的击败了敌人。
到了明天早晨，数年来柯堡所感受的红色恐怖，从此就消灭了。
第二天，我们走到街上，该地方听说有一万工人举行着示威运动，实在到的不过几百人而已。
当我们走过他们的时候，他们大家都力持镇静。
有些从外方来的红色团体，他们还不认识我们，所以起初则各处寻觅。
想来和我们闹一闹，可是，终于使他们受到教训而中止了。
久在威力之中的群众到这时候开始慢慢地觉悟，敢来向我们欢呼，在当天晚上，我们向他们告别的时候，混户的声音就围绕在我们四周了。
我们从柯堡所得的经验．知道挺进队必须要有制服；因为制服不但可以巩固团体的精神，而且在斗争的时候，还可以免去敌我混乱不分。
以前挺进队仅仅佩有臂章，此后就著短袄和戴帽，这帽现在已经是众人所共知的了。
因为久被红色恐怖所盘踞的各地，凡不是共产党的团体，严禁在该处集会；所以，我们必须按照一定的计划，去往各处扑灭的祸，并且重行确立集会的自由；我们现在已经十分明白这一着重要了。
（三）一九二三年三月，有一件事发生了，使我不得不把运动的方向来转换一下的。
是年初鲁尔（Ruhr）被法军所占领了，说对于挺进队发展的影响是十分重大的。
我们从国家的利益上着想。
这件事，用公开的演说或是文字的讨论已经是不可能，而且于民族也没有利益的。
法军占领鲁尔，我们息不惊异，我们反而因此可以希望我国抛弃懦弱的屈服政策，而防卫团体，也说有确定工作可做。
我们的挺进队既是数千壮士所组成的，自然也应该分担着效忠民族的职责的。
因此于一九二三年春夏之间实行把挺进队改组，使他们娈成一种作战的军事组织。
以后挺进队的发展，都是造因在这里。
一九二三年终生的事实，粗看起来像是令人讨厌的，可是从远处着眼，那也是必要的，因为受了这事实的打击，挺进队便中止了改革计划，这是为了当时的计划实在是害于我们的运动的缘故。
同时，这类的事变，使我们在被迫离开正轨的地方，将来还有重行改进的可能。
（万译本原注：这是指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希特勒暴动”的失败而言）
一九二五年，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改组，并且依据了前面所叙述的各原则，重新再组织挺进队。
我党必须恢复本来的健全观念，而且还须认定最高的任务。使挺进队成为本党世界观以及防卫斗争的工具。
我党绝不能容许挺进队沦为防卫团体或是秘密组织，并且还须设法使他们成为十万的卫队，用以保护民族社会主义的观念。也就是保护深刻的民族观念。
第十章 虚伪的联邦主义
一九一九年的冬天尤其是在一九二○年春夏雨季，我党对于在大战时已经超于严重的问题不得不来采取一种态度。
这在本书上编中已经照我所见到的德国崩溃的徵兆，大略的述过了，而尤其是对英法的指使的扩大南北德意志间踢有裂痕的宣传计划特别的加以注意。
一九一五年的春天煽动反对普鲁士的报纸出现了，它们认普鲁士是大战唯一的祸魁。
到了一九一六年，这些狡猾的无耻的宣传手段已经酝酿成熟，他们不惜利用人类的最卑劣的本性，来鼓动南德意志反对北德意志。
不久，他们的煽动就发生了结果，政府和军事当局（尤其是巴维利亚的军事当局）实在不能负担相当的责任；因为他们对于这种卑劣的宣传，竟是看它孳长起来，优游养奸，不能立即用断然的手段去防祸于未发之先。
他们反而竟像是不留痛痒的，不知道这种宣传，不但有碍于德男民族的疑统一，并且还助长了联邦的势力呢！从有史以来因为疏忽得到的惩罚，从来不会有比这更甚的。
从此普鲁士就一蹶不振，危害到整个德国，而促其崩溃这不独在德国有着亡国的痛苦，各邦也同归于尽了。
在当时柏林的市间，对于普鲁士的痛绝，恨达于极点，这种恶劣的空气完全是受人怂恿而激成的，他们对后皇室的反抗，实为革命的出发点。
但是如果说，人民对普鲁士的反感纯粹是为敌方的宣传而致的，那也不尽然。
因为我国战时的经济组织骗取全国的财力，完全集中于柏林这种荒谬的制度，就是市民对普鲁士发生反感的主要原因。
狡黠的犹太人，他们并不是不知道他们借了战争团体的美名，去从事无耻的掠夺，而使日耳曼民族受到危害，那必定会遭到反对。
但是当日耳曼民族没有受到攻击的特候，他们一些也不惊恐。
因为战争对他们并不有什么损害。
于犹太人遂生出一计，要使挺而走险的群众对他们起反抗，不如激动他们的愤怒，而使他们自己去胡闹。
以后革命注爆发了。
国际主义的犹太人柯尔特。
爱斯纳尔他就开始挑拨巴维利亚来反对普鲁士。
他的所以这这样的处心积虑，使革命运动在利维早亚发动，使巴维利亚的民众去反对国内其他各地，这并不是他们的民众为巴维利亚打算，实在他们是完全盲目有受着犹太人的指使。
犹太人利用巴维利亚人民固有的天性和嫉忌，以之来使德国倾覆。
如果德国一朝倾覆了，那么，德国受布尔雪维克义的鱼肉，自然是毫不困难的。
共产党的煽动者，他们说委员制共和国（Republics Kfmitttees）如果因了反抗军的进展而受到倾覆，那就好像是反对普鲁士和反军国主义的组织，被普鲁士的军国主义所克服了是一样的。
他们这样的宣传诡计竟得到绝大的成效，当巴维利亚立法议会选举的时候，爱斯纳尔在慕尼黑所有的当党徒不到一万人，共产党也不到三千人，到地委员制共和国倾覆以后，这两党连合在一起，所有的党徒，竟增加到十万左右。
我觉得我所做的事，从有生以为最不能得到人家的同情的，要算是反抗这种反帝普鲁士运动了。
委员制的时代慕尼黑举行第一次的民众大会，在那进会场中对于德国其他部分的嫉恨，真像疯狂了一般，尤其是对普鲁士为最厉害。
那里如果有一个北德意志人参与会议那说不定就有了性命的危险。
这种示威运动，在将中散会的时候，常常狂呼“脱离普鲁士”“打到普鲁士”“和普鲁士宣战”一在德国国会中有一维护维利亚主权的出色人物，他竟高声狂呼“情愿死了做巴维利亚的鬼，不愿生着去做普鲁士人。”这真可说是一针见血的话了。
我所干的奋斗起初只是我—个人，后来才得欧战时许多同志的帮助，我敢办现在荒谬叛乱的结合，所以终归消灭的原因，实在是全靠着我们巴维利亚的同志的力量。
反对普鲁士和联邦主义是毫无关系的，联邦运动，他的目的如果只是在破坏或解散另一邦那是十分不当的。
一个真正的联邦主义者，他既不把毕士所说的帝国观念作为空口说白话，那么，对于他所惨澹经营的普鲁士自然不应该存有分割的想法，因为普鲁士是毕士所开创和成的地方。
尤其不可解的，就是这等所谓联邦主义者了挑战在对付普鲁士，而普鲁士和十一月革命是毫不相涉的。
他们的攻击指责，并不是对手创威玛宪法（swelmar Coustitution）的人而发的，（而那些制宪的人，以南德意志和犹太人为最多）是对富于保守性的旧普鲁士的代表而发的。
这班代表和威玛宪法正相反对。
他们所以小心谨慎，惟恐触犯了犹太人，那是毫不足怪的。
但是个中的谜团，或者竞因此而得到了明白。
犹太人的目的，便是在使德国国内的民族互相斗争——使保守的巴维利亚人，去反对保守的普鲁士人，而他们便可以因此而获得了成功。
一九一八年冬天，在德国各地，反犹太人运动慢慢地举起来了，犹太人还是用着他们的老法子，以敏捷的手腕去挑拔群众连动，使群众间有了一个新袭痕，使他们反对犹太人运动势力分散了开来。
在当时，足以引起公众注意而不使犹太人成为有失之的，就是犹太人提出天主教皇全权（Ultramontan）的问题，以及由这问题而生出提新旧教种种的争论。
那个提出这问题来祸我民族的人，真是罪恶可赦。
犹太人目的已经达到了，眼见着旧教徒和新旧教徒的互相争斗，他们很是快意，亚利安族和基督教的敌人没有不在旁边窃窃私笑。
这两派的基督教，他们眼看着上帝所赐给人类的宝贵而优越的生存，横遭这种不幸的玷污和摧毁，竟是毫不介意。
要知道世界的将来。重要点并不是在新旧教徒的谁胜谁败。而是在亚利安人的生存和灭亡。
到了现在，两派还是照旧的斗争，他们不去反抗那灭亡亚利安族的敌人，而只是一味的自相残杀。
在德国，不许反对教皇全权的主义或牧师全权主义，但是，在其他各个纯粹旧教国，倒是可以的。
因此，德国如有反对运动，新教徒必定是参加的。
旧教徒在别国可以防卫他们的领袖去对抗政治上的攻上，但是在德国，那种防卫便成为新旧两教的争斗。
其他一切都有事实在证明，用不到来加以诠释的。
一九二四年，忽然有人认识了民族运动的主要使命，就是在反对“教后全权主义”、可是，他们不但不能推翻了“教皇全权主义，”反而去使民族动发生了分袭。
因此，我必须要求警告民族运动中的幼稚轻浮分子；请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