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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之前的「湘军」、「淮军」,打起内战来,虽也战功赫赫,但他们都是小脚放大的半调子部队。──刘铭传与太平军和捻军作战时,是头戴「红顶花翎」去冲锋陷阵的(见罗刚编「刘公铭传年谱」上册同治六年)。那时太平军作战,尤其是破城庆功时,穿的则是明朝袍套,看来像一场「京戏」大合唱。笔者出生的那座唐家圩(音围),一度曾是淮军对捻军作战的后方非正规的兵站。在被中共土改队挖土三尺,全部拆毁之前,曾留有(不开花)千斤重炮四尊;重二百五十斤的大刀两把(武考用的),强弓硬弩数十张;「抬枪」、「鸟枪」不计其数──硬是十八般武器样样俱全……,这些大概都是淮军换用新武器或裁兵时,遗留下来的「废物」。──这座规模并不太小的「淮军武器博物馆」,如留至今日,说不定可为本地「无烟工业」捞一笔门票钱。可惜当年搞土改的地方共干见不及此。自毁财源,就把这些骨董胡乱的糟蹋掉了。据说那些大炮、大刀曾被用专船运往芜湖铁厂,锯成废铁出售,也没有捞回多少运费。
淮军当年的对手方,尤其在捻军名将任柱率领之下的那一支,栗悍至极。他们大半是骑兵。主要武器则是削巨竹为枪,成为「丈八蛇矛」(古人所谓「揭竿而起」者也),和少数火器──三千战马夜鏖兵!当他们蜂拥而来之时,势如疾风暴雨,狂涛骇浪。当者无不粉身碎骨,所谓「马踩如泥烂」也。
捻军名将,淮军畏之如虎。对付他如不用开花大炮、毛瑟快枪,简直就如无之何。笔者幼年震于传闻中的任柱威名,及长读捻军书,钦慕之余,每思为任柱作传,而苦于心力不从,至今未能执笔。所以我国史上,三国演义式的传统战场,离我们并不太远。把它们搬上银幕,比美国「西部片」(WESTERN),好看多矣。
「防军」、「练军」与小站
总而言之,湘淮两军,虽也有一些「洋枪队」,他们基本上还是一种传统武装;是西安「兵马俑博物馆」的嫡系苗裔。可是衰老四的「小站」就不同了。
位于天津、塘沽之间的「小站」(上引陈志让书页四十九误为「平津之间」),原为平捻之后,部分淮军北调,担任「防军」的屯田区。清代军制中有所谓「防军」、「练军」诸名目。「防军」者驻防之部队也。而「练军」则是在从事训练中之部队(参阅同上「清史稿?兵志」)。甲午战前,李鸿章最反战,因其深知中国海陆两军均不足以参加国际战争,然迫于国内国外压力,渠亦自知对日抗战为不可免(注意:今日的江泽民可能也有此难言之隐)。李氏乃临时抱佛脚,积极备战(亦如抗战前之蒋公也)。在海军上备战详情,笔者曾有另篇述之,不再重复。在陆军方面,李鸿章则一面商之英将戈登Charles George Gordon)在天津创办「武备学堂」,以满人荫昌主之,培训新制军官以逐渐淘汰旧淮军。另于甲午战争前夕,在小站防军东调之后,以旧营房作为「练军」之所,来试练一支新军,以前广西按察使胡燏棻主之。
所谓「练军」,自然练的是「稍息、立正」的西式操法。搞点稍息、立正阶段的训练(今日军训所谓「典」、「范」、「令」),没啥深文大义也──笔者这一辈,抗战前在南京孝陵卫,教导总队营房中,受「学生集训」,三个月就完成「营教练」(有当营长的基本知识)。当年黄埔一、二期,亦不过如此也,何神秘之有哉?!
可是在清末就不然了。那时中国人见洋兵「敬礼」,都觉得好奇怪啊。归而记之曰:「洋兵肃立,举手加额,拔毛数茎,掷之地上,以示敬!……」乖乖,那时在头上拔掉几根头发,甩到地上,算是对上司「敬礼」,也不简单啊!也得要洋教习来教啊。其它如「正步走」、「枪上肩」……,没个洋人来教,哪行呢?!
所以练新军必用洋教习,当时所谓洋员。但是那时欧美游民到殖民地和半殖民来教稍息、立正的,有几个不是冒险家?甚或洋瘪三呢?!──笔者曾撰文并举实例细论文。他们彼此之间,互揭西洋镜的记载,更是说不尽的。
这种冒险家和游民,往往就是孔子所说的地地道道的「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的洋二流子。但是练新军、用洋械、上洋操,又不能没有他们。善加利用,他们是有其贡献的,只是偶一不慎,或驾驭他们的知识不足,也就易于失控而已。
那时在中国搞新军,一般都最重「德式」(蒋公后来亦然)。一八九四年胡燏棻受命去小站练兵,和他名位相埒的总教习便是德人汉纳根(Constantin von Hannecken)。汉纳根本是李鸿章兴建海军中的要员;曾设计大连要塞。丰岛海战时,他也是「高升号」的乘客之一。高升被日舰击沉,我军死于海者七百人,汉氏竟以善泅幸免。中日海军黄海大战时,汉氏亦在「定远旗舰」上与丁汝昌、刘步蟾共生死。但汉某原非海员,黄海战后乃请调至小站搞陆军与胡燏棻共事。
汉纳根是个日耳曼人。干活固有其「日耳曼的效率」(German effciency);但处人亦有其「日耳曼的顽固」(German arrogance)。而胡燏棻虽有些新思想,却没有与老日耳曼拍肩共事的经验。不数月便自觉吃勿消,乃挂冠而去。──这时「甲午战争」已近尾声,大清海陆两军同时全军覆没,京师门户洞开。政府要赶练新军,急于燃眉,而朝中无人。时势造英雄,小站求才,也就非袁不可了。至少以他去掌握那位老日耳曼,是游刃有余的。
治世能臣、乱世奸雄
袁世凯在甲午开战时曾在后方帮办粮台,算是大才小用。他在朝鲜既练过新军,有知兵之名,闻于朝野,这次练兵需人,袁氏于一八九五年十二月八日,便以「温处道」的官阶,奉命去小站接替胡燏棻,督练新军。
前引房兆楹论袁之文,曰,袁世凯并未实授「温处道」。这实在是多余的话,须稍加解释。盖大清帝国是个传统的法治国家(注意「传统」二字是指东方式的法制,与西式略有轩轾)。它的文官制度(Civil Service)是中央和地方政府的编制,官员有定额;任免有定期;铨叙有定制(参阅「大清会典」)。纵是皇帝也不能胡乱改制──汉书上所谓,陛下亦不能不遵「陛下之法」也。(笔者附注:蒋毛二公做了元首之后,还有什么「陛下之法」呢?蒋虽视法律为具文,究竟没有一部「六法全书」。毛公则六法皆无!做了二十多年的统治者,连一部最基本的「民法」、「刑法」都没有,却瞎扯淡说什么「无法律、有政策」。其所以然者,就是笔者所强调的「转型」问题了。──老法律丢掉不用;新法律又搞不出来,所以毛老大就「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了。这是人类杜会生活中,最壤的模式。李登辉总统今后的一切设施,「必须依法行事」。这就是个划时代的里程碑!邓后大陆要做到这六个字,大致还需要四十年。到那时中国政治社会,甚至整个文化大转型,或可初步完成。──历史走出「三峡」,海晏河清可待。十二亿聪慧勤劳的人民,以和平安定的文明大族崛起世界,在联合国中,挂挂头牌、坐坐庄,这又算什么稀罕呢?──十七八世纪法王路易十四,就挂过头牌;十九世纪英吉利的维多利亚老旦也唱过太阳不落;二十世纪美国的威尔逊、罗斯福,不也曾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二十一世纪我们「支那曼」中,为何就不能再出一两个刘彻、李世民、爱新觉罗玄烨,来压压阵、坐坐庄?──受了几百年的鸟气,现在起来伸伸腰、露露脸,一洗当年满面羞,又具什么侵略性的民族主义呢?舜犹人也。有为者亦若是!何况是一个有极光荣历史的伟大民族呢?──历史家千万莫打破锣!)
再回头说说袁世凯的「温处道」。
小站练兵处在当时的文官系统中,原是个地方军制中,无定制、无定额、无定期的临时建制。这时中央的「督办军务处」派袁前往,是以衰的老资格「道员」出任的──他的前任胡燏棻的资格是「按察使司」,比袁高一级。──「道员」是有定额、定制、定俸、定期任免,分隶各省的地方官。(「候补道」当时是可花钱买的。关节搞得好,也可以「遇『缺』即补」。但这种「捐」来的官衔,是为科甲士林所不齿的。刘铭传的儿子,就因私下捐了个候补道,受了爸爸严厉的体罚,而羞愤自杀的。见上引「年谱」。)所以袁世凯的「温处道」,原是浙江省的地方官,辖温、处二州。但在中央吏部档案中,颇示有「缺」(要是现在就用计算机了)。此「缺」可能是前任道员「开缺」(离职),或根本建而未置,或置而后撤;既缺则这一名额就移作他用了。因此所谓未实授者,就有语病了。──清制中的「总兵」(师长)也是地方武官;有定额也有地方头衔的。但是有些总兵,竟不知他那头衔的「镇」(地名)在何处呢?
再者,袁之练兵小站,实是众望攸归的结果。袁那时颇享有知兵之名;更有治事的才名。他之任职小站是恭亲王奕欣、庆亲王奕劻、兵部尚书荣禄、军机大臣李鸿藻、翁同龢,和后来有名的「东南三督」刘坤一、张之洞和李鸿章,众口交赞,一致掬诚推荐的。而且这些大臣之中像李鸿章和翁同龢,像恭王和庆王等彼此之间矛盾极深,甚至是终生的政敌。要他们一致赞誉,一致推荐袁老四这位小小的前驻韩商务委员,直隶总督的一个小下属,他本身没两手,不成的呢!──所以我们执简作史的人,因为对「袁世凯」三个字有成见,便硬说他出任要职是出于个人吹牛拍马、攀援权贵而来,是有欠公平的呢。
汉末政论家许劭(子将)评曹操说,「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曹大笑,认为评得对(见「三国志、武帝纪」,裴松之注,引孙盛「异同杂语」)。据说袁得势时,时人亦以项城比曹操,袁不但不以为忤,且大为得意,认为比得对。所以近世治民国史者,对袁公为「乱世之奸雄」这一评语,大致是没有二话的。其实袁氏又何尝不是「治世之能臣」呢?──民国时代甚多知名之士,包括劝他做皇帝的「六君子」和后来在台湾被处决的陈仪,对袁之干才,都是诚心诚意倾慕的。读者知否,论人品论学识,「六君子」(如刘师培、杨度等)都不能算是坏人呢。陈公洽虽在台湾出了纰漏,但他也是国民党高干中,极少有的「廉吏」呢。吾人「秉笔直书」,都不应以人废言。
鲍尔、包尔达、袁世凯
有的朋友或许要问,袁世凯连个秀才也未考取过,更未进过军事学校,只做了十多年的小外交官,有啥军事知识,能独当一面去训练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支现代化的陆军呢?曰,袁君起自行伍。军事知识得自实际经验呢。
再问曰,现代化陆军是一种科技专业,行伍老兵,焉能胜任!
答曰,可以。不但在当年中国可也。在目前美国犹可也──君不见刚离职不久的美国陆海空三军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四星上将(华盛顿只有三星)、在越战和波斯湾之役均战功赫赫、将来还要问鼎白宫的黑人大将之鲍尔(Gen。 Colin Luther Powell)将军哉?鲍尔非西点产也;与孙立人母校之维吉尼亚亦无缘也。此公行伍也。忆五○年代中,笔者在纽约市立大学教夜校餬口时,鲍尔斯时即在敝校上学,系一成绩劣等之学生也。彼亦从不讳言其在母校为「全C生」(Straight 〝C〝 Student)。余近读畅销之「鲍尔回忆录」,讶其四十年来作文并无大进步。设回母校重读,仍难免其为「全C」也。鲍君时在纽约市大(C。C。N。Y。; C。U。N。Y。)参加学生「备役训练」(R。O。T。C。)。毕业后入伍为伍长,初不意四十年中累迁,竟位至三公。真是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
混帐的「纽约时报」,瞧不起鲍君。暗笑他为黑人幸进。──但是黑青年在陆军中可以幸进,白儿童就不能在更为科技化的海军中,行伍幸进哉!两周前由于误挂越战勋章,而被媒体揭露,竟至愧恨自杀的海军上将包尔达(Adm。 Jeremy M。 Boorda),即另一「行伍出身」之美国海军中最高级之军令部长也。包尔达少年为一顽童,不容于父母。十七岁时(一九五六)乃诳报年龄入海军为水兵。四十年中竟累迁至今日上将军令部长,为美国海军中之第一人;麾下节制将士凡四十七万人,战船千艘。初不意以误佩两枚「V」字勋标,竟至自裁也。
以上所记鲍、包二君均为今日美国,行伍出身的陆海两军之最高级将领也。我国陆军于一百年之前,出一行伍出身之训练总监袁世凯,又何足大惊小怪哉!
早年留日的文武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