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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起了妈妈!想起她一冬天给人家做香肠那双泡白了的手,想起我有一次偷了一节香肠想用茶缸煮给妹妹吃,妈妈说:“别这样,别作这种叫人家瞧不起的事!”
对呀!决不能因我的畏怯让妈妈在人前抬不起头!我掏出笔记本,写了两句话:“为了我的妈妈,我要勇往直前!时刻想着,妈妈的眼睛在看着我!”
我到了前线侦察排,离敌人400米,是最前沿。我的排有五十几个人。
放下背包,我就把环境看了看,接着召集全排发表了“就职演说”。我说:“我看了名册,同志们差不多都比我大,我也没干过侦察排长,能不能行,我试一试,你们也看一看吧!”
第二天,我就把我们防守区的地形画了下来,对应付各种情况的计划作了调整。晚上,我问:“全排扑缚格斗谁最行?”一个班长说:“排长,是不是要比试比试?”我向他敬了个礼,说:“不,我想拜你为师!”
我从前倒后倒、滚翻、跃起开始学,几天就学会了,但有天早晨,我起不来了,通讯员赵武把我从床上抱起来,给我穿裤子,对我说:“排长,老兵们都笑你哩,说排长是个小娃娃,一口想吃个大胖子!”
好嘛,我要叫你们看看,我是不是个小娃娃!我顾不得全身酸痛,继续学。那时我身体好,不到两个月,我练得一身圆滚滚的,也能一掌砍断一块砖头。班长们说:“排长,我们会的都教给你了!”确实,我敢和他们每个人对打。所谓对打,可不是你在表演场上看到的那种花架子,而是动真格的,双方都使出十八般武艺,挨一家伙就痛得半天回不过劲来,我身上常青一块紫一块的。为了在战场上不吃亏,只好这样干。
我什么都管。军政一把抓,还管生活,管文体活动。上山砍柴,杀猪,炒菜,教唱歌,出节目我都来,和战士们关系不错。
但我也很注意自己的“威严”,我认为这是保证我在战场上指挥得动必不可少的。有个班长熊忠泽,人高马大,武功好,是我的“开山师父”之一。他平时稀拉,不请假就跑去赶街子。我们阵地下面不远有个街子,虽说政府和商店,住户都转移了,但到赶街那天还是很热闹。我问他:“为什么不请假?”“忘了!”“你有什么事?”“去看看女娃娃!”“无聊!”“不,这是一种心理需要!排长,你还小,不懂……”我吼了一声:“立正!”对他说:“你给我在这站两小时,敢动一动,我明天就叫你回团,我管不了你……”他老实站了两小时。过后说:“排长,开个玩笑都不行吗?”我说:“平时在纪律上开玩笑,徇私情,对于任何一支军队都是不战自败的先兆!知道这话是谁说的吗?”他答:“知道!毛主席!”我说:“不,是美国将军巴顿!”他说:“排长,巴顿可是个资产阶级呵,干吗不用毛主席的话………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当心我打你的小报告!”他油着脸嘿嘿笑,我也忍不住笑了起来。我们又和好如初。
熊忠泽不但没打我的小报告,在后来的战斗中他豁出命来保护我。
这年年关将近。我们接受了深入敌境接敌侦察任务。我们在规定区域内摸清了敌人兵力、火力、道路情况。有一回,敌人一发105榴炮弹落在我们埋伏地十米外,没爆炸;又一回,敌人的炮弹把我们隐蔽的树木都拦腰削断,但我们还是无一伤亡。只这时,我又想起了妈妈,在心里喊过:“妈妈,再见了!”等到安全撤回,我又把妈妈忘了。不是不想,是没时间。我们是昼伏夜出,但我不能昼伏,要画图,要写报告,还有好多事要处理。
1984年4月28日,我们师开始打响收复老山的战斗。
按上级规定,我们侦察排务必在炮击前把本团四连带到474高地。我们在前一晚就来到预定会合地,但直到凌晨三时,还不见四连到来,我慌了。请求提前开辟道路,但上级不同意,怕暴露意图。四时,四连到达。说是天雨夜黑路滑,许多同志掉队了。
这时,离总攻仅仅一个半小时,来不及了,但不能不执行命令呀!只好带着他们往474走。果然到炮击开始时,离474还有几十米雷场!再依靠工兵几公分几公分地探雷排雷是不可能了!停止前进?我们正好暴露在敌人火力之下!后退?等待我们的………首先是我的命运将无疑是军法处置!
我急了,一时又拿不出主意,胃开始痉挛,痛得不行。但我不能蹲下,几十双眼睛都在看着我,几十张嘴都向我大张着。我知道,他们在喊:“排长,怎么办?”我说知道而不是听见,是因为我们的炮火正在我们头顶上飞,在老山主峰各山头爆炸,我只能看到火光和飞扬到半空的人腿和红色碎片,耳朵再听不见别的声音。
我呆愣了片刻,立刻决定,死在军法队的枪口下不如死在敌人枪口下!前者留给我的将是:“到底是特嫌的儿子!”后者则是一个光荣的烈士!
我开始扑雷!当然我看不见哪是雷,我只能扑倒一大蓬茅草向前爬,一次次地扑倒,站起来又扑倒。茅草,荆棘剌得我的手脸血淋淋的。
在我第三次向前扑的时候,熊忠泽从后面抱住了我,往后一掀。他力气大,我抱住竹子转了几个圈才站立定。我气极,拔出手枪,骂他:“你妈的X,我枪毙你!”定睛一看,他上去了,速度比我快得多,战士们又跟在他后面,又把他掀下来,争先往前去。蒋绍清没扑几步,触了雷,他抱住腿,又朝前滚。我上去了,拉住他,他的血喷了我一身,我叫秦树朝背他下去,秦答一声是,刚站起来,“嚓………!”一发炮弹打来,我听见他喊了声“排长”,却没见到他在哪……
我们终于把四连带到了474。原计划是乘夜暗排雷摸进,现在只好改为强攻。炮击未停,我们终于到达目标,完成了任务,但付出了本可以避免的代价。
蒋绍清这时不行了,不断声喊“排长,排长,……”熊忠泽一直背着他,他拼命咬他抓他,要熊放他下来。后来他不叫了,熊说:“排长,你看看……”蒋绍清向我微笑,声音很轻微:“排长,你多保重!”
熊忠泽放下牺牲了的蒋绍清后,我才见到他的肩上、背上、胸口上鲜血淋淋,皮开肉绽。我问:“咋了?”他说:“蒋绍清又抓又咬的,他要滚雷。多好的同志呀!”我一下扑倒在熊忠泽怀里哭了。
我想起,我罚过熊忠泽的站,我也严厉批评过蒋绍清,我思想里有看不起他们的成份!
是战争教会了我尊重同志,爱戴同志。从那以后,我身上的动力除了妈妈,除了事业,还有了战友们的珍贵友情。
本来,我们把四连带到位任务就逄完成了。但四连到位人数不够,向前攻击受阻,我征求了同志们的意见,大家一致同意向敌侧翼攻击,以吸引敌人火力。
在我顺一条水沟向林中敌人一间草房攻击时,侧面敌人一发子弹击中了我的腰部,打断了我的皮带,从我的腰脊骨间穿出。
是排里同志把我抬下来的。走了四个小时,每一步我的伤口都像有把刀子在剜动。
辗转到了昆明43医院后,妈妈有一天突然出现在我的病床前。是我在陆军学院一位同学告诉她的。
那天,我睡得昏沉沉的,听见了妈妈的声音。我大喊:“妈妈,妈妈,我在这,在这!”伤员们都以为我神经错乱了,结果还真是妈妈来了,她在走廊里轻声向护士打听……
妈妈看了我的伤,出乎我的意料,她没有哭,还强作笑容:“老天保佑!……”
直到后来,我才知道,妈妈千里迢迢去医院看我时,她已身患重病。我在前方打仗,妈妈在家日夜不宁。现在已查明,她得了癌症!
妈妈呀!你为我操碎了心!我什么也还来不及报答你呢!
妹妹告诉我,妈妈上手术台前,一直坚持等我回去。我身上揣着妈妈病危的两封电报,但因我刚调到四连,领导上一定要我安排了工作再走。妈妈只好交给妹妹一个布包,内中有几百元钱,“给你哥哥结婚用!”这是她省吃俭用积攒下来的。
我回到家里,抱着妈妈哭不成声。妈妈还是笑:“这哪象个要当将军的人!”
“妈妈,我不走了,我要转业,回来守着你!”
妈妈说:“我宁愿有个远在天边但有出息的儿子,不愿有个守着我的窝囊废!……
我的爱只在心里
………黄云烈(指导员,“士官生”)
你既然问起,我就全讲给你听。
我负伤后,是前线一个野战医院给我施行的抢救手术。
手术后,我不能躺,只能趴在临时病房一个角落里用干草垒起的特殊病床上。
疼痛、孤独、种种忧虑和思念,搅得我十分难受,日夜都靠着止痛安眠药打发。
有一天,我在昏睡中听到一个惊诧诧的女声:“哟,这儿还有个小排长哩!”
一个穿白褂的女人翻看过我床头的病员牌,蹲到我面前:“痛吗?”
我转过脸,不想理她。
她很快猜中了我的反感所由:“我不该叫你小排长,对吗?我说你小,是见到这上写着你21岁,而不是别的意思……”
我急于知道我的伤情:“医生,告诉我真话,我的伤真不要紧吗?没伤着骨头吗?”
“我是文工团的,不是医生……”
我没心思和她再说什么,只摇了摇头。
她说:“我给你去看病历!”
一会,她回来了,很确切地说出了我的伤情:“没事,真的没事,不过也真的……危险,子弹出口要再偏这么一丁点儿,你的脊椎就折了,好了也得瘫。医生说,你体质好,估计不会落下什么毛病。”
“你问过医生了?”
她诡谲地一笑:“问了,我给医生说,我原来认识你。”
从此,她整天就在我们病房里,在各病床间转游,什么事都干。她还带小把小提琴,大家乐意时她就拉一曲。没事了她总是回到我的床前,有几个晚上她值班,也是或坐或斜躲在我床脚的草堆上。我想可能因我的床位在不妨碍出入的一角。
我们都需要找些话题来消磨时间,也好像彼此都想了解对方。
我们熟悉了。她给了我比别人更多的关怀照顾,也显得更为亲切、随便,比如我不按时服药,我自行活动都会受到她严厉的斥责。
我在不知不觉中减轻了疼痛与忧思。这是她后来离开医院我才感觉到的。
当一批伤员转院后,新来的总是以为她是我的什么人。她也承认:“我是来照料弟娃子的!”
我们的友情确实发展很快,像真正的姐弟那样亲热,连医院的人也相信我们必是原来就认识的。
我对她从没有过非份之想,为什么?因她太美。内在,外表,我都认为她是个“绝色”,我自认我也不算丑,但配不上她。还有更主要的原因,我当时已有未婚妻,而且也是在品格容貌上十分理想的。
我的未婚妻与我从小相识。进陆军学院后突然接到她………我只在低处仰视过的这个女孩子的信,我真是欢欣若狂!很快,我们在信中开始了疯狂般的热恋。到假期,我们向双方家庭公开了关系并得到了承认。
我被派到前线当侦察排长后,凡不敢告诉妈妈的话都写给了未婚妻,她一如既往地“热”。
打仗前,我决定不拖累她,断然提出中断关系,请她再物色个人。“怕别人说你什么,你可保存我这封信,以此为凭……”她的回信太令我感动:“且不说你负伤,就是你死了,我也将找回你的骨灰,放在我枕边,终生相伴!”
你说,有这样的未婚妻我怎能见异思迁?
在前线医院稳定伤势后,我转到了昆明陆军医院。那位文工团员(我且用小J称呼她吧)立刻赶来看我。她称我小弟(她比我大一岁),无拘无束抱住我欢跳不止。
她几乎天天来,带来提琴、录音机、书籍和她认为我需要的。
她告诉我,有一天她在报上看到一位总参首长接见烈士家属,所列的烈士中有我的名字,她一声大叫,昏了过去。后来别人替她打听到,那位烈士不是我,而是与我的名字有一字相同的人,报上又登了更正,她才放心。
她后来还带我去过她家,从她家人口中证实了她为我昏死过,从她家人眼中我也有一种异样的感觉。
也许,仅仅是感觉。我至今没有问过她,她对我那么好,是不是还有友谊之外的另的感情?
但我有!至今还很强烈!我想,如果她是我的妻子,我将是这世上最幸福的人,我爱她将超过爱我自己的生命百倍,我会对她好,胜过世上所有的丈夫!但不可能了!虽然我们至今仍保存着最深厚的友情。
出于我的感觉,我决定只有让我的未婚妻立刻来医院。只有我们双双出现在小J面前时,才可能制止我和小J的密切来往突破友谊的界线(我再说一遍,这或许是我的错误判断)。我认为不这样我就有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