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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团长叫赵寇斌，30多岁，河北人，大个，方脸盘，叫他演电视电影，还真能行。
李勇（炮连指导员）：
敌人炮击，战士王天民钻进了猫耳洞，又一发炮弹把他的棚棚………弹药箱上头盖牛毛毡的歇凉地（猫耳洞闷热，那里多多少少要凉快些）………炸飞了，他要出去，我一把拉住他：“你不要命啦！”他哭着喊：“我箱子里还有50块钱！”那天很险，敌炮削下了半边山崖，我们连留在洞外的东西荡然无存。王天民50元钱只找到两块拇指大的碎片，一排长一块表剩下一块铁皮，二排长一床毛毯成了一堆黑绒，好多人只剩下身上的一件短裤，我们都认为那天完了，幸好，敌人轰了一阵，就没后劲了。它越南不行，炮弹不够，不像我们看准了一个地方就干净彻底收拾它。听说越南兵有首歌：“越南炮一响，中国炮成王！”
姜桂武：
一连指导员正指挥射击，敌人一发炮弹打来，气浪把他推出几公尺，掀到土坎下。排长见他耳鼻冒血，怎么也推搡不醒，大喊：“为指导员报仇！”全连都应合着大喊：“为指导员报仇，放！”炮弹发狂一般向敌人射击。指导员醒过来突然出现在排长背后：“报什么仇！我没死哩！”从排长手上接过小旗继续指挥：“大家注意，节约炮弹！别乱球打……”
李勇：
打老山，我们的炮阵地在著名的死亡线………三转弯一带，比较暴露，用望远镜看敌人占据的老山主峰，662。6高地就像在我们头顶上方，伸手能抓到似的，我对团长说：“我们能回去一半的人炮就不错了。”在这种情况下，团里除了采取绝对隐蔽性措施，保证我炮火一响就叫敌人无还手之力的优势外，就是在加固阵地工事上下功夫：我们连连续挖了三晚上，用弹药箱垒石筑地下墙，上头盖木头、沙袋。这种工事如果打几天就撤是可以的，但我们住了几个月，真够人受呀！下雨时头上滴水，下方成河，太阳一晒，里面成了蒸汽锅，有时温度高达四十以上，气都喘不过来。雨天不能穿雨衣，它防雨但不透汗不透气，能把人捂臭了；晴天大汗如洗，衣服裤子能拧出水来，所以大家都只穿一条短裤，晚上只能睡在两根木棒上。久了，一个个都睡白了，面无血色，弯腰驼背，没一个人不病的……
石朝强：
总攻炮击准备期间，大家又紧张又兴奋，喘气都不敢大声，好象喘重了敌人会听得到。有晚上，一条胳膊粗的大蛇从上方木头缝里向我们隐蔽的工事垂下了头，在我们头上摆来荡去，谁也没动，不敢喊，更不敢跑出去，有个战士很勇敢，一把逮住蛇脖子“嗖”地一刀削去了蛇头，解了危。
炮击后，一个河北藉小战士肩部负伤，排长把他推进洞里歇息，又给他包扎，他一直说没事没事，一点儿不痛。排长刚转身，他大哭大叫起来，排长问：“咋了！”他掏出一封揉得皱巴巴的信给排长。排长这才知信上说他父亲死了，排长问：“你咋才想起哭？”他说前几天接到这封信一直没功夫看，刚才才想起来拆看。排长抱住他，比他还哭得凶。
姜桂武：
我处宣传干事陆仕佼，一心要复习功课，争取大学函授毕业文凭，他什么都丢了，但《文学概论》《政治经济学》什么的却带到了猫耳洞，洞时潮湿，每本书都成了半尺厚几斤重的“砖头”，他照样学，工作也肯干，写了很多阵地通讯。战后，他果然考上了，且门门成绩优良。他说：考试作文题叫“教训”，他写的就是他自己在十年文革中成天喊口号荒芜了学业的教训。他称自己是“愚味的一代”。我说，你是“奋起的一代！”“猛醒的一代”！“大有希望的一代！”
李勇：
炮兵最怕的还不是敌炮轰轰，而是蚊子嗡嗡，夜来蚊子真多，猫耳洞的炮弹箱墙面上一片片污血，是战士们打死的蚊子擦在上面的。炮阵地上流行一首歌：“猫耳洞的夜静悄悄，大群的蚊子嗡嗡叫，年轻的战士头枕着炮弹，睡梦中发出唉哟哟的哼叫……”
在猫耳洞最难受的是思念
………王迤南（炮旅参谋长）
1979年作战，我弟兄三人，一个姐夫都上了前线，在主力部队。我父亲是老八路，他说：机会难得！一个国家的兴旺决定于它的经济实力，但没有战争，就培养不起有民族意识、坚忍不拔的新一代！但母亲受不了啦，在我们出征之后，她就成了个泪人，安眠药也不能使她入睡。我到了前线，最担心的是母亲能否挺过来。
但我们几个人都安全回来了。
从那时起，我一直在边境作战。1980年在河口方向，次年打扣林山，以后老山作战，从连长到现职，加起来好几年蹲在猫耳洞里。我也跑遍了所有属我指挥的炮阵地，所有山头的观察哨，我没有觉得受不了的苦累，只有当我在猫耳洞躺下来，上级没有下达什么任务，我们的炮火沉寂下来时，我就感到日子太难受了，对亲人的思念扰得我白天心烦意乱，晚上常常通宵不眠。
我身边有个参谋，一个通讯员，他们以为我不会休息，脑子里不停地围着我们当时指挥的几个炮营和几个观察所转。我要对他们说，我想妈妈呀！他们准会以为我开玩笑，可这是真话呀！最恼火的是不能写信，什么情况也不知道。
我就希望电话响，拿起来一听说有任务，就什么都忘了。
有一回地方同志转来一封家书，我不知看了多少遍。不说焚香拜读，但看前我尽力把手在胸前擦净，点燃一颗烟，一字一字品味，每次读，心里都怦怦地跳。
老山作战期间，我的孩子出生，因为爱人日夜牵挂我，也是吃睡不宁，孩子早产。我又多了两倍的思念。
因为思念，我在猫耳洞蹲不住。总想找个什么地方走动一下，或转移到另一处，说来很巧，至少有两次我都因为这种莫名其妙的烦燥离开猫耳洞而逃脱了挨炮，说不定是脱离了死亡。
仅这次次作战我在前线足足呆了一年。
由于我自己对亲人思念之深，我也能理解战士们这种情感。一个新战士常常哭泣，班长批评他：“尿泡”。我说：思念是人们最高尚的感情，他思念但他战斗表现一点不含糊就是两个高尚，如果他战斗表示突出就是三个高尚。这个新战士表现果然越来越好。
一个老战士辗转接到家里的信，未婚妻到了他家侍奉老人，他围着阵地跑了几十圈，过后激动得哭起来。别人对我说，他好像疯了。我叫他来我的猫耳洞里，说：“恭喜你，先敬你三壶盖酒！”他喝下酒，抱着我：“参谋长，你是个好大哥，你最知心知意。”后来战地搞了邮箱，能和家里通讯了。他家里给他寄来了烟，他给了我两盒，说是家里人的心意：回敬你们参谋长大哥三杯祝贺酒！
一个战士少年白头，家里给他寄来了染发剂。他说现在没时间染发，把它寄放在我那里。不久。他牺牲了。我把染发剂放到了他的墓前。
我们家寄来的是我的孩子哇哇哭、格格笑的录音带。没事，我就放这录音，一遍又一遍听，这是我最大的安慰，最悦耳的乐曲。当然都是在猫耳洞无别人时才播放，我不能叫战士们看出我这个参谋长有副婆婆妈妈的心肠、也怕触发他们的思乡之情。
有一次半夜两点，电话响了，我拿起听筒：我是XX号，请讲。传来的是一个女人的哭声。当我听出是我爱人，心都快跳出喉尖了：“出什么事了，出什么事了？妈妈好么？孩子好么？”她笑起来，说：“我认识军区总机的一个人，想找你，她说试试，还真找着你了，什么事也没，我只想听听你的声音……”我正要说话，敌人打炮了！她在电话里听到了炮声，又喊又叫：“你说话呀，说话呀！”我说：“没时间了。”上级指挥部的电话响了，我只好把她的电话压下。
九、失利篇
有本书上说：没有失败的历史是不完整的历史。
能不能引申出这样的结论呢………不写失利的战斗就不可能写出真实的战史？
历史已无数次证实，所谓“战无不胜”只不过是“造神者”的杜撰。
任何一个民族、政党、军队是否光荣伟大，不在于它是否有过失败，而在于它身处困境、绝境时的心理与战力表现，更在于它失败后的诸多措施是否得当相宜。
我大胆地写了本书的“失利篇”。明白地说，我为我们的干部战士在失利时的表现感到骄傲自豪，但对有的领导事后的措施则深感遗憾。当然，这样的责任不能仅仅归昝于某个人，而是我们建国后整整三十年“政治运动”的回光返照！
我们营失利的因由
………顿景田（副营长）
说到一营就寒心，想哭一场！
1984年那一仗我们营失利了，但我们是当之无愧的英雄营！
我有悲观情绪………没有人写我们，更不会照实写，因为当时掌权的人还在，该对那次失利战斗负责任的人还在。
1979年反击战我们一营是英雄营，全营立一等功。1984年接受作战任务后，部队情绪非常高。
自从知道上级把攻老山的任务交给我们团以后，我们营都认为主攻的任务非我们莫属。一下子，营房里到处都在垒工事，练技术，寒冬腊月脱光了练长跑，负重越野比赛，都认为能担任主攻老山的任务，这是光荣之上加光荣，终生难逢。新战士一到部队，立刻感到重任在肩，光荣在身。
2月中旬向待机地域开进。路况不好，庞大的车队在雾夜闭灯行驶，战士们穿上白衬衣在路边、在车前引路，几百人毫无声息，没有发生任何事故。
到达待机地，就投入紧张的临战训练，排以上干部多次前出侦察地形，研究战术。战士白天综合训练，晚上负重训练，专找爬不上的陡坡爬，钻不过的密林钻，最大负重140斤，最轻的也是70多斤。记不清越过了多少山，有多少人在路上昏过去。回到营地，在路口等着的老乡们看了就哭。每次回来一个连队就是一串泥球。
干部更累，每个人的眼睛都布满血丝，白天也有时走着走着就睡着了，掉了沟，碰到树才醒。
现在看，战前把部队搞得过度疲劳是不科学的。但那时我们担心的不是这个，而是怕上级突然来个命令………不打了！真那样，战士们会找你拼命！
终于决定要真打了。给一营的任务是穿插到老山背后，攻占1072高地，断敌退路，阻敌增援。
大家没二话，知道这任务艰巨不亚于主攻，都最后清理了包袱，把多余的东西捆扎成方方正正的小邮包，写上家庭地址。每个包里都有一份遗书。
那时我是副营长，一向以“单纯军事观点”出名，可是在部队面临生死考验的时候还是懂得先要摸清每个人的思想，再针对性地进行政治教育的重要。我很了解，同志们强烈求战情绪的后面，压着许多“包袱”，有结婚三天被电报催回来的，有身上揣着父亲病危的封封电报的，更多的家庭困难，未婚妻“吹灯”……誓师会上，面对一片举起的拳头，我真想叫一声：“同志们万岁！”
4月27日晚7时开始向敌境秘密穿插。事前我和军长争论过。他限令三小时到达目标，我要求五至六小时，他不同意，我说我不能保证全营，反正我走前头，前头的按时到达。
从地图上看，这段距离一小时足够了。实际上的距离，多十倍也不止。
那种地形内地很难见。一面面坡，都在六十度以上，当晚下雨，土质泡软，一蹬一滑；上去后又是密密的竹子，藤条、刺芭丛；然后下崖，崖下是万丈深渊，只能抓住藤条一步步往下蹭，泥山上，边走边挖坑，脚上都带铁码子，码齿抠住坑再往前……林子里，尖兵先用刀子割竹，再挤过去，等一行六七百人都过去时，这条挤出来的路就成了两米宽的泥浆沟，沟里是尖角石、竹根签。前面的人两手全是血，后面的人不知有多少胶鞋底被扎穿，有的连鞋子被泥浆拔掉，只好光脚走。
我们后期准备工作是充分的，但过了头。战士们都决心吃大苦，流大汗，但对自己体力承受的限度估计过高。尽量多背东西，一是怕不够用，二是怕落人后，结果是人人超负荷。为了行军时无声响，天光亮，大家又把刺刀、铁镐、铁锹、水壶等等用布包扎起来，这些东西沾上泥水，又加重了份量。
为了黑夜行军不掉队，我们想出了在每个人钢盔后点上一点或几点磷光粉，再在每一个人被包上拉一根细绳，由后面的人牵着……但这些办法后来证明不多管用。进入森林后，林中朽木到处发光，还有莹火虫一飘一飘的，这些与钢盔上磷光粉相混杂，加上战前训练太紧张，许多人眼睛不行了，不仅没跟上前面的人，相反被朽木与萤火虫引错了方向。途中有的人昏倒，有的抓不住藤条滚落下去，种种原因，使部队出现掉队现象，一个人脱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