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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过头来，我们继续说卫元嵩。他在奏章中，除了大书一些荒诞的个人理想外，对当时佛教的时弊也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值得注意的是，《广弘明集》卷七《叙列代王臣滞惑解》记载，这位卫元嵩以佛教界人士的身份提出：大量役使民力建寺、造庙、塑像，损伤了百姓而荫益了那些泥土木料等无情之物，不是佛教大慈为本的精神！我们可以想见，他的本意显然不是将佛教彻底取缔，而是按照他个人的想象进行改造，使佛教能够更好地顺应社会。这种善意的思考，不是一点道理都没有。但从他后来的几部论著（《佛道二论》《齐三教论》）中不难看出，他是一位坚定的“三教融合”的倡导者。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卫元嵩有强烈的政治抱负。作为一名僧人，虽然对当时佛教的时弊提出了抨击，但这并不表明他的见解符合佛教本义。很明显，他提出的那套改造佛教的主张，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大杂烩”，荒谬而可笑，从个人的修行与操守方面看，他本人的做法与行为，也完全脱离了出家僧人的道德规范。我们不难看出，他的本意不过是想标新立异，以博取一点个人的名声而已。他从蜀地来到北魏帝国的京城长安，所为无非是“名”、“利”二字。虽然，他对于当时佛教的批评，也曾引起朝廷的注意，也因此博取过朝野反佛人士的共鸣，但他提出的这一“改造”佛教的方案，却没有任何号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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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来”的刑杖（7）
周武帝灭佛，并非完全因为卫元嵩的这份奏折，他考虑的远比卫元嵩要多得多。他采取的方式，也不像130多年前北魏太武帝那么粗鲁简单。在这件事情上，他显得老练而稳妥。
这与他当时的处境十分相关。周武帝初期，晋公宇文护权倾朝野，专权跋扈。此前，他已经先后杀掉了两位由他亲自拥立的皇帝。这使得排队跟着即位的周武帝不得不处处谨慎小心，时时如履薄冰。史书上说他“常自晦迹，人莫测其深浅”，可见这位年轻皇帝的城府。后来，他见时机成熟，用计谋骗杀了宇文护，才得以亲政。
为了处理佛教的事情，他于天和元年（公元566年）到建德三年（公元574年），整整8年的时间里，非常投入地召集了至少12次御前会议，围绕意识形态大做工作、制造舆论、统一思想。这一时期，正好跨越他由韬光养晦到亲政的全过程。这种耐心、细致的做法，在历代帝王中实属罕见——这种心态与做派，并未影响他最终达成“灭佛”的目标。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这位颇具心计的皇帝，如何推进他“渐进式灭佛运动”的。
《周书·武帝记》记载，天和元年（公元556年）的某一天，周武帝下诏令众臣到正武英殿，听他亲自讲解儒家经典《礼记》。这一专题性的讲座于两年后的某一天，在大德殿又进行了一次，只不过这次的听众除了群臣百僚外，还有特邀的沙门（和尚）、道士们。史书没有记载，这两次讲座结束后，是否安排了讨论等议程。
又过了一年，天和四年（公元569年）二月，周武帝将大家召集到大德殿。这一次，他没有像前两次那样独占讲台，让大家听他一个人之乎者也地唠叨，而是组织了一场类似学术研讨的活动。参加者除了群臣以外，还有道士及沙门，讨论的议题是佛、道二教的教义。这次讨论的具体内容、过程及结果，史书上未作披露。
一个多月后（同年三月十五日），皇帝再次于正殿召集众僧、名儒、道士们讨论三教的优劣。可能是由三家学者各自阐析自家的学说，最后由皇帝“打分”，排列先后顺序。其结果，道教出于“无名”之前，所以排在第一；儒教排在第二；佛教第三。这种排列顺序的做法，显然是一种制造舆论的手段。排在前面的，当然是最值得重视的，相反，排在后面的，当然就可以被轻视，甚至是被放弃。但单纯地排列顺序，并不是目的。皇帝趁热打铁，于5天后再次召###议，并亲自宣布：儒、道二教为国家长期尊崇，而佛教是后来的，所以朕的意思是不立此教。这一决定很可能受到臣下们的反对。因此，不到1个月（四月），武帝就这一问题继续组织讨论。据《广弘明集·叙周武帝集道俗议灭佛法事》、《历代三宝记》记载，他还亲命司隶大夫甄鸾，详细考察佛、道二教，以定深浅、辨真伪。
甄鸾是一位做事非常认真的书呆子。他是一位天文学家，同时又是一位数学家，他编订的一部历法，曾于3年前（公元566年，天和元年）被帝国颁布实施；此外他还是几部数学专著《五经算术》《五曹算经》《数术记遗》的作者。正因为他是一位卓有成就的大学者，周武帝才请他出来对两家学说加以辨析。接到这个任务后，老先生花费了将近1年的时间（10个月）进行深入考察，于天和五年（公元570年）二月，呈上了他的研究报告。这篇报告的篇幅足有三卷，名为《笑道论》。报告中，他很不客气地对道教进行了不留情面地批驳，并使用了一些类似嘲讽的口气，这一点我们完全可以从《笑道论》这个题目上感受到。
这种结论，显然不是皇帝陛下想要的，也打乱了他的部署。3个月后，周武帝有针对性地召集了一个“现场办公会议”，亲自宣布《笑道论》损害了道教，进行了一番批驳后，命人在朝堂之上，将老先生花了10个月才折腾出来的学术论文当场焚毁，致使这部著作最终没有留下一部手抄本。4个月后（九月），高僧释道安也呈上一篇《二教论》，将道教归入儒教，把他们看作同宗，并强调佛教是“内教”，儒教是“外教”，试图说明儒、佛二教本无冲突，以调和三教间的矛盾。这实际上是一种带有妥协色彩的说法，是“三教合一”的另一个版本。此后，围绕这件事情的讨论，似乎暂时停歇下来。因为，周武帝在这段时间里，正在集中精力解决一件更为重要的事情，那就是除掉权臣宇文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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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来”的刑杖（8）
《周书·武帝纪》记载，事情解决后，就在他开始亲政的第二年（公元573年，建德二年十二月），又将群臣、沙门、道士等，召集到一起，再次排列“三教”的顺序。这次，经历了长时间的相互辩论，结果是儒教为先、道教为次，佛教最后。这个结果，使皇帝陛下感到满意。他明白，该到收场的时候了！但是，为了让更多的人看到皇帝陛下的大度与公平，他还是谨慎地给了佛、道两家一次单独辩论的机会。皇帝陛下耐心地给了辩论双方5个月的准备时间。据《续高僧传·智炫传》记载，建德三年（公元574年）五月，皇帝亲自“鸣锣开市”，于太极殿中，命僧人与道士辩论二教的优劣，结果道士败下阵来。皇帝对这一结果感到震惊，于是，以裁判员的姿态自升高座，很不客气地指责佛法“不净”，主辩的僧人显然也很激动，马上指责道法更为“不净”。
就在这一辩论结束的第二天，皇帝作出了震惊朝野的决定：将佛教与道教一同取缔，僧、道还俗，毁灭经、像，儒家礼典范围以外的一切宗教活动一律禁止。原属寺院、道观的所有财产分给臣下，寺院、塔庙充作王公私产。这样一来，佛道两家各打五十大板，谁也没话说。信奉佛、道的王公大臣们，因为分得寺院、道观的财物和原属佛、道二教的建筑等房地产业，也都各自欢喜，早将信仰之事忘到脑后。还俗的僧人、道士则一律被充作平民。此举赢得了颇为显著的社会效应，种地的人多了，纳税、服徭役的人也就多了。据《释任道林辩周武帝除佛法诏》记载说，周武帝对自己的这一政绩颇感骄傲，曾得意地自夸道：“自从废弃佛教以来，民众的徭役（指人均投入的徭役）减轻，租调（税收）年增，军队数量增长，士气日盛，东取齐国、西进妖戎之地，国泰民安，这不是件好事吗！”
与北魏太武帝不同，周武帝不动刀兵、不杀一人，全国上下迅速展开灭佛运动，成效显然、成绩突出，没有造成太多的负面影响。为了彰显皇帝陛下的公正立场，道教在这次运动中显然充当了牺牲品的角色。从周武帝对这次灭佛运动的谨慎态度看，当时佛教的势力确实相当巨大，以至于为了禁断佛教，不得不以牺牲道教为手段。通过观察，我们发现灭佛、道二教，并不是周武帝的根本目的。在他看来，佛、道并不是他一道行政命令就可以彻底消灭的。他更想得到的，是那些寺院里的人和属于寺院的大量土地。3年后（公元577年），当他灭掉北齐后，这个愿望得到了更大的满足。其境内4万座佛寺，在他一声令下后，被通通拆除。而更大的收获，是300万僧尼被迫还俗充实到军、民中。为此，政府户籍登记部门，着实忙碌了好大一阵子！
但是，周武帝心里很清楚，在这个乱世里，仅仅倚重儒家的经世之学，并不足以达到安定目的。所以，就在他下诏禁断佛、道二教后1个月零12天（公元574年，六月二十九日），再次下诏，在朝廷中组建了一个新的政府部门，叫做“通道观”。为此专门设立“学士”，对“三教”进行“会通”。召集佛道二教的名人学士120人，宣讲儒、道经典，大做起“会通”三教的工作。这个临时成立起来的机构，非常类似上世纪下半叶的“五七干校”。其目的很简单，就是用儒、道思想，改造佛教人士，使他们放弃“旧思想”，接受“再教育”。
只是，这场“文化革命”的寿命实在太短，周武帝还没来得及将这场“革命”进行到底，就于宣布“灭佛”的4年后（公元578年）驾崩。宣、静二帝先后即位，开始在小范围内恢复佛、道二教。历史的“轮回”，又一次重复了昨天的故事。
事实证明，即使以皇帝的权威，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想要消灭一种文化或者宗教，即便当时的效果非常显著，但终究不能长久。北魏太武帝如此，北周武帝同样如此。两年后（公元580年），静帝驾崩，帝国皇后的娘家亲戚杨坚主持朝政，再次将兴佛运动推向高潮。1年后，这位国舅干脆废周建隋，史称文帝。这场兴佛运动，也因此一直延续到一个新的王朝。
悲惨世界中的呻吟（1）
与北朝佛教命运的激烈动荡相比，南朝佛教的发展显得非常平稳。梁武帝之前的宋、齐两代，王朝寿命都不长，再加上国力不足，因此佛教的发展并不迅速。随着梁武帝的即位，佛教在南朝迎来了一次难得的发展机遇。相对于北朝来说，南朝帝国内部政局相对平稳，民族关系简单。佛教得以生存和发展，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它能在这个动荡的乱世里，给予上至皇帝、王公贵戚，下至官吏、百姓，那些不安的心灵，以慈悲的抚慰。整个南北朝时期，佛教有如此惊人的发展速度，确实与当时特殊的社会背景相关。这促使我们不得不怀着复杂的心情，去回顾那段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令人发指的黑暗时期。
从汉末三国（公元220年）开始，一直到南北朝结束进入隋朝（公元581年），这361年的时间里，中华大地上曾先后或同时存在过35个国家；共发生过万人以上的战争500余次。广袤的东亚大陆，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火药桶，由战争引发大量屠杀的描述，不绝于史书。其中，发生在黄河流域，从东汉中平六年（公元189年）到曹操于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统一北方，战乱一直持续了26年。这当中，有两位大军阀的名字被载入史册。
其中一位是董卓，献帝初平元年（公元190年）二月他为了躲避“山东豪杰”们的威胁，决定将大汉帝国的皇帝（汉献帝）及都城，从洛阳迁往长安。当他假惺惺地征求百官们的意见时，受到司徒杨彪等人的坚决反对，他们认为无故移都，恐怕会使百姓受到惊扰而造成###，他们强调海内动荡起来很容易，但安定下来却很难，迁都后都城洛阳的宫室一旦遭到破坏，则无法恢复。但此时的董卓，哪里还顾得上百姓和都城？他的选择是不惜成本，实现其“挟天子，令诸侯”的大计。听到这话，董卓大叫道：“跟百姓小民有什么可商议的，如果有人胆敢前来闹事，我将命大兵驱逐！”在这个家伙的眼里，百姓们就如同一群可以随意驱赶的“牲口”。据说，当他满不在乎地说完这番话后，百官都大惊失色。见到大家的表情，董卓恼羞成怒地拍案而起，宣说了一番他特有的“混蛋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