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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认为，按照个人的节奏去参加活动不会影响训练和比赛，例如索普、菲尔普斯等游泳明星、以及其他国外知名选手都是这么安排自己的训练和生活，并没有因此而降低和影响训练质量。虽然我们所在的国家不同、体制不同、国情不同，但如何合理安排训练、比赛和社会活动的道理却是相通的！练了这么多年，我该怎么练、练到什么火候、成功经验和失利总结，只有我和张练最有发言权。如今的我早就过了苦练的初级阶段，而是升级到了巧练的高级阶段。所以我不再适合全天候、大运动量的训练，只要在教练的安排下，突出训练重点和强度就可以保证状态，并不像大家想像的运动员只有苦练这一条出路。可是，我即使说了，大家并不了解训练和比赛规律，也不见得明白。
２７日晚１０点，另一个致命打击来了：谭教练的父亲、张练的岳父在自贡因肝癌去世，从发现病情到去世只有一个月的时间。因为我的事情，张练就已经很难过了，噩耗传来，本来情绪就不高的张练更是如同霜打。张练的父母去世早，他一直把谭教练的父母视为自己的亲人，张练在北京买了房子后也把两位老人接来同住，感情非常好。
谭教练２８日一早就回老家了，因为训练，张练还留守西安。但他告诉我，次日一早他也要回去料理老人的后事，这几天的训练要我自己掌握。
我的情绪也特别低落，自己的事情成了这样，我们从小叫外公的人又在这个时候去世了，难道我们师徒就这样同时遭受命运的打击？！我的第一个想法就是趁周六上午训练结束后，同几个队友一起于下午赶到自贡，为外公送行。我没有和张练说，担心他不同意，也没敢和谭教练电话，她比张练对我们的要求还严，要是直接请示他们，我们就彻底去不成了。不过，后来张练告诉我们，在四川有“下葬不过三天”的说法，我们就算周六下午赶回去，也赶不上外公的葬礼了，他于周六上午火化。
……
突然间，我觉得很没有情绪，面对媒体几乎一样的问题，我的回答也成了套路，不想说话了，说得再多也不如把实际行动给大家看！李局也是这个意思，于是，我不再接受采访，只是埋头训练，记者们来了，也被要求只能看、拍照片，别和我对话。这就样，我保持沉默，一直到了３０日。
上海之行引争议 李局投下信任票
“田亮顶风作案 悄然抵沪拍广告”－－媒体议论纷纷。
“田亮有情有义，是个讲信誉的人”－－李局长
０４年１０月，我和某企业签约，约定１月底要去上海拍广告。可在我被调整回省队的这个敏感时刻，我还要去履约吗？我很矛盾，不知道该怎么办。于是，我向省游泳中心领导
和李局汇报，想放弃行程。不知道他们经过了怎样的讨论，最后李局通知我：“咱们是讲信誉的人，既然已经签约了，那就按原计划去嘛。这几天你练得也不错，挺辛苦，趁着周末去就当是调整休息吧。”
于是，我托队友帮我订去上海的机票，谁知记者很快就获悉了我要出行的消息，可能是问机场或航空公司查询我的姓名，或者有相关的朋友帮忙吧。
那几天，宿舍楼下、食堂门口和跳水馆门前，时刻都有敬业的记者守候，还有他们包的出租车。为了能够顺利出行，而且不引起任何误会，我不得不请队友们帮我做掩护：借穿他们的衣服，不坐常用的张练的“坐驾”而改用其他朋友的车。
１月３０日，我于中午前后到了咸阳机场，看到门口也有成群的记者，只好再次改签机票。一时间，媒体就我“顶风做案”上海之行大作文章。面对舆论的压力和大家的误会，我什么都没说，也不想说，我们省体育局领导会为我证明一切的。
果然，李局对媒体表示：“田亮此行是经过省游泳中心和我们省体育局的慎重考虑和研究决定的，获得了批准。虽然目前田亮被调整出国家队，但既然都答应人家、签了约，就不能说话不算数！我们是讲信誉的人，田亮应该兑现对企业的承诺。”
“田亮是个出色的运动员，有情有义。他曾为中国夺得了30多个世界比赛的冠军，参加过3届奥运会。在雅典奥运会后，他本可以‘急流勇退’，但他没有。他希望能够为三秦人民再做贡献，也希望能够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取得好成绩。我们相信，田亮能够把自己最好的成绩在全运会上表现出来，他有这个实力和能力。他的身体素质、心理素质和技术动作都是一流的，我们对他有百分百的信心！”
不知道年近６旬的女局长要顶住多么大的压力，才能在这个危机时刻为我投下“信任票”。也许有些人会认为她“护犊子”，但在这个时候得到领导的信任和支持，我心里感到暖洋洋、热乎乎的：我只有认真训练、以实际行动来报答领导的信任和期望。
我又开始玩命地训练，并参加了４月的全运会预赛，替受伤的秦凯出征，为队里节约了一个全运会“外卡”。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我爱我师（1）
长久以来，张练把我看做他大儿子，尊称“大少爷”，而他自己的儿子张磊被他们称做小儿子，“小少爷”。他总是开玩笑地说，他的任务就是“伺候”好了我们这两位“少爷”。对我来说，又何尝不是将他看做自己的亲身父亲？
国家队除名风波发生后，我的一纸自白书，将教练张挺推向了前台。
“张挺对你影响有多大？”“在你的生命定位中，他究竟占有什么样的位置？”这是我常常被问得最多的一句话！
我不想对教练进行任何的评价，我想说的只是，除了父母，张挺和夫人谭敏是对我影响最深的两个人。他们视我为己出，在我成长的最重要的阶段，他们在各个方面对我进行着影响奇Qisuu。сom书，无论是生活、训练还是做人。
没有他们，就没有我田亮的今天！
一句感谢，不足以表达我对他们的感激和亲情。
这是怎样漫长的1４年啊！
第一次见到张练是在1991年，那是我11岁，第一次进入陕西跳水队。在面对这个将对我生命有着重要影响的男人时，我有一种神秘而敬畏的感觉。神秘是因为这位调教出亚洲冠军饶琅等名将的教头，到底是何许人也？他为什么在众多小选手中挑中不太出众的我？我哪点值得肯定？这些都是我无法回答的问题，但我感激他，让我实现了进入专业队的梦想。敬畏是因为他所带领的四川自贡队队员个个水平了得，至少我从来没有赢过他们。
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我的生命翻开了新的篇章。
由于陕西队自己没有训练场地，我们初期的训练只能在自贡业余体校进行。第一天上午训练，有这么一位大人物在身边注视着，心中的不自信被放大到了极点。自己哪个动作会没做好，他还会不会练我？罚我？
越是这么想，结果往往事与愿违，。
瑟瑟寒风中，我涨红着脸走到他的面前，眼里含着泪水，以为肯定要挨一顿训斥。但他的一句话让我所有的紧张和自卑烟消云散：“田亮不错嘛，这么小，胸脯够结实！”
在大家的哈哈大笑中，一天的训练结束了。
玩笑归玩笑，由于“先天性不良”，训练中我还是有很多基本的东西需要解决：由于基本动作不规范，自己是典型的“锄头脚”，脚尖绷不直，膝关节老是弯着。这对跳水是最要命的硬伤――意味着压不住水花。为了改掉我的这个毛病，从入队的第一个冬训开始，在张练的严格指导下，我每天除了数百次的动作训练外，还要坚持压关节、压脚背多达2个小时；每天临睡前，还要跪坐着，压脚腕
跳台选手必须要掌握良好的倒立技术，而我那会儿“一穷二白”，根本不会倒立。为此，张练给我下达命令：必须在两个星期内学会倒立，否则不能吃饭。每次早操后，他都会留下我去倒立三秒种，倒立个五组或十组。为了那香甜的饭菜，我一咬牙，居然很快学会了倒立技术。
在我拿回世锦赛、世界杯赛等１５个世界级冠军，很多人都认为可以松一口气了，但张练和夫人谭教练却产生了从未有过的紧迫感。他们研究了国际跳水最新动态后认为，根据我的特点，为我编排了６组倒立的创新动作。其中，６２６Ｂ和２０７Ｂ两个高难度动作，把难度系数提高了０．６分，超过了俄罗斯名将萨乌丁。在悉尼奥运会上，正是这个难度系数为３·６的２０７Ｂ，我得到了世界跳水比赛中相当罕见的高分——１０１．５２分，为夺冠奠定了胜局。
现在想来，没有他严厉的督促，我不会那么快就掌握“制胜武器”，也不会那么快就以最好的状态冲击高难度动作！
细节决定成败，这话一点都没错。
在训练中，张练强调的最多的，就是细水长流。他说，一个队员的成材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他的训练并不代表你一天练了多少，而是长期以来的坚持。为了坚持他这一理念，他总是以身作则，无论是在省队还是国家队，无论是早操还是晚练，他都坚持和我们一起训练。平常，我们最盼望的是希望他生病，这可不是在咒张练，而是我们希望能够让紧绷绷的神经和浑身酸疼的身体得到稍许的歇息，睡个懒觉。
但即便是他生病的时候，他都会按时敲门，叫我们出早操！
有这么一位“完美先生”的参照物，我们是无论如何也找不出请假的理由的。
训练后，我从来没有因为个人伤病的缘故请过假。有时候，即使身体不太舒服，有一点毛病，我都想办法克服：练不了水上，练陆上，腿伤了就练腰。如果别人都在训练，而我一
个人留在宿舍里，我会感觉到空虚无聊，并有一种前所未有的内疚感。
在我和张练一起进入到国家队后，他对我的要求更严格了。他是新教练，我是小队员。很快就融入了国家队的训练方式和节奏。有张练在，我觉得什么事情都能吃得消。我们的规划是，小到技术、分数，大到长远目标，我们要拿到什么样的成绩，第一目标是尽快获得甲级赛区的参赛资格；然后是在难度方面向优秀运动员看齐。难度达到了，再提高动作质量和稳定性、一个个的攻克难度动作，一步步挖掘自己的潜力。
张练和谭教练虽然严厉，但他们总是根据队员的实际情况和发展变化制订不同的目标。随着我年龄的增长，张练也发现我喜欢说理，因此他总是将所有的情况都介绍给我，让我去判断。在我1994年获得第一个全国冠军后，他开始将和我沟通想法，为我制订短期和长期的目标，而我也会根据他这个目标前进，每一天都过得很完满、充实。
但我知道，当初他的这种坚持，是多么的不易。以前的我由于屡屡受挫，养成了“小富即安”的心态，有点成绩和进步就自我满足。张练夫妇二人像是一对理智的父母，总是在不停引导、刺激、推着我向更高的目标迈进。
谭教练还给我灌输了一个“台阶理论”：先拿全国冠军，然后争取参加世界杯，获得世界冠军。随后，我们再上一个台阶，争取世界游泳锦标赛的冠军，终极目标则是奥运会金牌。
我知道，自己生命中已经被跳水占得满满的。对我们这些小孩子来说，枯燥训练，也许会换来好的成绩，有好的前程。但对他们来说，则意味着告别温馨和稳定，走上一种漂泊的不归路。如果这是一种赌注，他们倾心付出了，也得到了回报。
一聊起当年“创业初期”的贫困生活，我就特别佩服张练和谭练的勇气和决心。
１９９０年，张挺和他的妻子谭敏放弃了优越的生活环境，从四川自贡市业余体校来到陕西。初到时，他们看到的是临潼游泳池破旧的平房，没有任何跳水设施，连陆上训练用的一块垫子也没有。周围都是田地。为了实现心中的世界冠军梦，他们走上了外出借训的生涯：
最初几年，虽然有关部门在各方面给予了支持，但由于经费有限，陕西跳水队的生活总是陷入困境。
在济南时，我们１２个人挤在租来的两间房内，房屋小得只能放下床。队员几个月没看过电视，吃饭搭别人的灶，去迟了就没饭吃。离开济南时，张练只剩下买火车票几百元钱，硬着头皮率领我们来了个“清晨大逃亡”，没敢及时和当地体委说明情况，欠下了３０００多元的旅馆住宿费和训练费。
到北京后，租不起条件好一些的房子，就住在几间油毡顶的平房；运动员伙食费每天只有１０元，他们只得又当教练、又做厨师。每次上午训练完，我们都会在路上买一些食品和半成品回家。下午继续训练，练完后，张挺买菜，谭练掌勺，我们这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