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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学两个月后，重庆市青少年第一业余体校跳水队教练徐贵禄来校挑苗子。当时我们刚上完第一节音乐课，老师刚教了简单的五线谱，还有《我们的祖国是花园》这首歌。我还沉浸在歌曲的美妙旋律中时，班主任走上讲台：“同学们，一会儿去操场集合，有重要的事情要宣布。”
呼啦，大家都像沙丁鱼似地冲向操场，发现一年级其他班的同学都在。当时一年级有三个班，我们是二班，一个班大概有４０多人。“玩什么游戏需要这么多人啊！”我心里嘀咕。
轮到我们班了，一个很精干的老人出现在我们面前，班主任介绍说他就是徐教练。徐教练有着体育人特有的爽快：“同学们，今天给大家测一下立定跳远。”随后，他在水泥地上划出两根线，距离是１米６０。
徐教练随后让队员排队一个个地跳，很显然，没有一个人越过那条线。
轮到我了，猛一发力，在落地时小伙伴中出现了骚动，我超过了那条线！吃惊的徐教练随后让我再跳三次，次次过线。其实，跳远对我来说，只是小CASE。重庆多山，和大人出去时，我从来不喜欢走直路，而是选择斜坡蹦来蹦去。在院里和伙伴们比赛跳远，我也总是比他们远很多。
三个班同学都跳完了，最后被徐教练留下的，只有我一个。
徐教练随后把我叫到班主任办公室。当时在调皮的小孩眼里，办公室就是“鬼门关”。胆战心惊地来到办公室，徐教练命令我站在桌子上面，把鞋和外衣脱了。当时是１１月，天气有些冷了，但我不敢违背教练的话，脱得只剩下小背心。徐教练拿了根“绳子”在胳臂、腿和臀部比划了半天。随后，他对班主任说，“这个孩子，手臂较长，肩关节灵活，协调性和弹跳力好，我们收了！”
随后，徐教练写了张纸条，是在学校传真复印纸上写的，有很重的油墨的味道。老师叮嘱我说：“把这个条带回去给你家长，别千万别丢了啊。”
这是我第一次被老师另眼看待，因此，这个纸条在我心目中，就像中央下发的红头文件那么神圣。不过，那天我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命运会有怎样的改变，我依旧在放学路上后看了半天电子游戏，然后飞奔回家。到了家里，我眉飞色舞地向父母描述白天的每个细节，最后告诉他们，全年级，“只有我一个被选中了。”
不过，他们看了纸条之后，却给我泼冷水：“去体校训练？！我们上班这么忙这么累，哪有时间送你去？别给我们找事了。”
我抢着回答：“不要你们送，我自己去。老师说，机会难得，我一定要去试试。”
爱哭的少年（1）
我的小时候就喜欢哭，主要是受不得委屈，接受训练之后我变得更爱哭了－－距离目标总是遥遥无期。可每次擦干眼泪后，我都会坚持练下去。
在当时那种特定环境下，我并未意识到那张薄薄的纸片对我意味着什么。在“纸条”后的第二天，我依然继续着正常的轨迹，看游戏、上学、放学后回家吃饭。只不过饭后，妈妈领着我去重庆业余体校报到。从家里出发走10…15分钟就可以到车站，然后坐电车到两路口终
点站下，那里离大田湾体育场不远。
我紧抓住妈妈的手，向未知的世界行进。未来会怎么样，我的人生会发生怎样的改变，我不知道。
“你是不是要找跳水队？我是体操队的，我带你去！”一进体校大门，一个穿格子裙、扎辫子的小姑娘蹦蹦跳跳地过来和我们打招呼。显然，她很热情，对于像无头苍蝇四处乱撞的我们来说，她的出现不亚于“及时雨”。
交谈后得知，由于跳水班和体操班比邻而居，恰好，那几天跳水队开始招生，路上来来往往的都是跳水队的学生。看着我由家长领着，拿着纸条东张西望，就知道是跳水班新生。她本来是训练中途去厕所的，正好把我们领到了准确地点。
一个偶然，她竟成了我跳水事业上的“引路人”。我至今也不知道这位热心肠的姑娘叫什么？要是没有你，我们母子真不知道要在那迷宫似的体校里徘徊多久。
不管怎样，1986年，也就是我7岁那年，成为徐贵禄教练麾下的一名弟子，开始了每周三次的业余跳水训练。
爸爸妈妈对我从事跳水事业是有条件的。他们说，要跳可以，但必须跳水先试几个月，而且一定要保证学习。如果不行，还可以做普通学生。
开始阶段总是很苦。每天放学后，大约四点左右，我一个人直奔重庆体校（在带我去业余体校几天后，妈妈就让我自己独自乘车去训练），训练的时间往往是一两个小时。每天晚上回家时已是八九点，而我还没有吃晚饭！等我完成作业、爬上床时通常是晚上11点，周围大半邻居家的灯火都已经熄灭。
由于中晚餐间隔时间过长，加上中间有剧烈运动和长途奔波，每次我回家的时候，都会饿得两眼冒金星。挨饿的滋味可不好受，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练就出了“橡皮胃”，一顿中饭，恨不能往肚子里塞上半斤。晚饭再猛补。
不过，通过几个月在小学和体校之间的奔波，我发现自己迷上了这项运动，或者是这种生活，而爸妈也兑现了自己的诺言：让我继续边学习、边去体校训练。这意味着：我十八年的漫长跳水生涯从那个时刻开始拉开了序幕。尽管在当时，我根本就没沾过水，更别提去感受从空中跳入水中的滋味了。
由于当时重庆市没有一个室内游泳馆，只有一个露天游泳池和一个水泥跳台。我们重庆体校跳水“黄埔一期”学员共十来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竟不知道游泳为何物，更不知道跳水的滋味。刚开始时，我们只是在陆地上做一些简单的压关节等陆上动作。
1987年3、4月份，老天保佑，鱼儿终于遇到水了——我们全队被拉到重庆市著名的南温泉，封闭训练一星期，学习游泳。
那是我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离开家。但有了前几次的经验，在度过了短暂的不适应后，我很快就适应了和小伙伴们一起生活，也学会了游泳。那时，班上一个队员，比我小一岁，是我们这群旱鸭子中唯一会游泳的人，我特别羡慕他。奇Qisuu。сom书后来才知道，他父亲是就是体校的游泳教练。
那年夏天，我们终于可以跳水了，地点在重庆市第三钢铁厂。这是全市唯一拥有跳台的跳水池，三钢也成为所有重庆跳水孩子心中的圣地。
三钢离家不算远，坐5路电车，过一个大桥，就到了。而5路车的始发站就在我家不远。
不过，真正训练起来，绝对不像我们在陆上训练那么简单。可以说，我们开始领略到了训练的艰苦。首先是变幻无常的天气。三钢泳池是露天的，水温随天气变化，冷的时候浑身鸡皮疙瘩，热的时候上岸连站在地上都要跳起来。
乡愁，乡愁！
看着妈妈为我留下的食品，就像是看到了遗物一样，我哭得更伤心了。从送走妈妈的那一刻起，我发现，我的童年结束了……
１９８７年底至１９８９年夏天，四川省队教练邓平来重庆选苗子，我幸运地成为省队集训的一员。
当年走西口的汉子，在离开故乡后感受到了人生的苦辣酸甜，而我，则在日出乡关后，遭受到了跳水生涯的第一次打击。
最先深切感受到的，是乡愁。思乡是一种病，“病”得最深的台湾文学家余光中，将所有的思乡情绪都寄托在一方小小的邮票之间。我没有那么强的领悟力与控制力，在成都这个陌生的都市面前，我险些迷失了自己。
儿行千里母担忧。离开重庆前，妈妈一遍一遍地为我收拾东西，“亮亮，妈这次不能跟你一起去了，因为妈妈还要工作。一个星期后，妈妈会来看你。答应妈妈，要做一个坚强的男子汉！”妈妈摸着我的头，心事重重地说。少不经事的我，是无法领会到这种情绪的，“放心吧，我又不是第一次离开家。您记得早点来看我就成了！”
于是，我一个人，一只旧木箱，几件简单的衣服，就这样踏上了只身闯荡天涯的道路。
坐了１２个小时的火车，我来到了四川省跳水队，先到一个叫杜辉英的教练那里报到，领了一个碗和盘子，我去了宿舍。
我过上了集体生活。感觉自己进入到了全新的世界，周围的每张面孔都是陌生的。在这个世界里，我不是一个长袖善舞的舞者，因此，我将自己早早地投入到黑暗中。
离家的日子，好难熬啊！我离家的那天是礼拜天，但仅仅过了三天，我就感觉到自己难受极了。做什么事情都没精打采的，甚至觉得自己活不下去了。我心里发狂，险些有些忍不住，叫嚷出来。我知道，自己是想妈妈，想家了。
但在那种环境下，这种情绪不能轻易表达出来，同龄人肯定会冷落甚至耻笑我。说你这孩子真没出息，才离开家就受不了。我不是一个特别开朗的人，无法容忍小伙伴们的轻视。
勉强支撑到第4天，礼拜四。白天在省队旁边的小学上课，下午训练，晚饭后，大家在宿舍里写作业，写着写着，我哭了。小伙伴们都很奇怪，没人欺负你啊。我好面子，只好抽噎道：“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特难受，一会就好了。”
这个理由显得过于苍白无力。于是，室友们开始列举种种理由，但没有一个正确答案。但他们越是热情想帮我解决问题，我就越难过。
这时，一个小孩用尖尖的声音喊道：“他想妈妈了！”话音未落，我几天以来积攒起来的情绪，立刻土崩瓦解。我再也忍受不住，冲出门去，哭了个天昏地暗。
这是我记忆里哭得最伤心的一次。我也不明白，自己以前也离开过家，何以这一次哭得如此肝肠寸断？
这一个周日，妈妈如约而来，终于被我盼来了。看着我憔悴的面容、焦虑的眼神、还有床上堆积如山的脏衣服，妈妈明白了。她心里一酸，将头扭到一边。
那一次，妈妈破天荒地多待了几天，陪着我，还带我到商场去买好吃的食品。临行前，她帮我洗了一上午的衣服。在火车站，她对我说，“儿子，别怪妈妈狠心，你已经长大了。既然你这么喜欢跳水，就必须自己经历风雨！”
我的泪水再次夺眶而出。回到宿舍，看着妈妈为我留下的食品，就像是看到了遗物一样，我哭得更伤心了。
我无法想像，没有妈妈的日子，今后怎么过？自己不会任何跳水动作，在强手如林的四川队怎么立足？我又该怎样面对各种人情世故。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一次次离开重庆、离开陕西、出国比赛。但就是再忙，我也会往家里挂个电话，道一声平安。那份隐藏在内心深处的故土之情，成了我继续前行的动力。
也就是从送走妈妈的那一刻起，我发现，我的童年结束了！
兵败漳州
我像点球一样被踢回了重庆业余体校，回到了起点。
在省队试训了半年，我没能留下，又回到了重庆体校。但面对体校队友们，总是神吹自己在省队的经历，摆出一副见过大世面的神态。
1988年下半年，我参加了“幼芽杯”全国跳水锦标赛。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全国比赛，地
点在福建漳州。
漳州和郴州是中国女排的集训基地，也是中国女排的福地。２０年前，中国女排从这里走向世界，奠定了“五连冠”的伟业。２０年后，一位操浓厚闽南口音的福建汉子陈忠和，带领困境中的中国女排再次实现了“两连冠”。不过，这两个福地却与我无缘。尴尬与失败，才是我对这个地方最深刻的记忆。
１９８８年是我第一次坐火车出省比赛。从四川路过湖南郴州市，第二天转车去福建，我们必须在郴州待一个晚上。
当时，教练只订了两个房间，而我们有５名男队员，３名女队员。每个房间只有四张床，结果我被不幸地分到了女孩房间去，而且是教练指定的。
和女孩子住一屋？这多难为情啊，队员们该会取笑我了，但教练的安排就是命令。于是，我像犯人似的，低着头、踮着脚轻轻进了女队员房间。还好，天气很热，大家都用蚊帐，谁也看不见谁；而且教练规定，队员睡觉时一律不许关门，他会随时检查。我一钻进蚊帐里，就一动不动地躺下，连大气都不敢喘一下，但很快就睡着了。
就这样，我在女生寝室里挨了一夜。很庆幸，结果没有人发现我，事后也没人笑话我。
到了漳州后，我把这个福地好好地游览了一圈，可惜没为自己带来好运。
“幼芽杯”不允许专业队员参加，在省队集训的我，虽然摸到了专业队的门槛但还是业余选手。因此，被列为夺标热门人选。而且，与众多业余体校的孩子相比，我确实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