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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山先生，更不需要什么三民主义。因为现在的中国不再是民族革命，现在的中国要的是无产阶级革命、需要的是无政府主义。实事求是的说一句，你们想干什么？又能干什么？”
杜雯是无政府主义同志社的总理，势力遍布港澳佛广等地，且有外宾们支持，同志社发展的更为迅速，她确实有不需要中华革命党的理由。胡汉民被她说的面红耳赤，当即就跺脚拉着陈其美退散。他们两人一走，外宾们还没有质问杜雯，杜雯便抢先质问外宾了。“维京斯基同志，你这是想干什么？这群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东西，你要我和那个孙大炮合作吗？”
在坐的有两个外宾和一个中国人，俄国人维京斯基、荷兰人马琳以及他们的翻译杨翟明。按照年龄来说马琳才是头头，可接触下来的杜雯以女性敏锐的直觉感知马琳就是个屁，真正的话事者是维京斯基，而且此人极有可能是俄国克格勃成员。
“杜雯同志。我们需要他的武装力量。”维京斯基清了清嗓子，不待马琳出声就说道。“接下来的罢工需要武装力量的配合。短时间内我们只能寄希望于孙。”
“不行！”杜雯断然否决道。“孙的身边必有不少是东厂暗探，一旦与他们合作。那我们也得跟着他们一起被暴露。罢工是需要武装力量，可这个武装力量是对付那些不愿罢工的工人的，而不是对付英国人的。你把他们拉过来不但不能有所帮助，反而会阻碍行动。”
“那我们怎么办？”这次发问的是外宾们的翻译杨翟明，正是他将无政府主义同志社和第三国际联系在一起的。“前往俄国的同志还在学习，他们一时间是无法回来的。”
“要对付的只是工人而已，找些烂崽即可。”杜雯胸有成竹。“不过这又是一笔费用。”
费用对第三国际来说不是难事，他们之前已支援杜雯上百万元，用于改善办公设施和扩充人员。花了上百万都没有见到效果，现在再花十数万发动一场罢工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听闻杜雯所言，维京斯基当即点头，他一点头，马琳也跟着点头。
马琳关切的问道：“杜雯同志，难道他们就没有任何利用的价值吗？”
“毫无价值，马琳同志。我们不应该将精力和金钱浪费在他们身上。”杜雯答道。
“可我们需要一个掩护！”维京斯基插言道：“现在北京正在审判，所有人都认为这是民主的先兆，以孙汶的名义活动将会更好的迎合民众和知识分子的口味。你知道的。那些知识分子被杨竟成政府打压得难以度日。我们以民主的名义去资助他们，那么他们大多都不会拒绝，可要是以无政府同志社的名义资助，他们未必会接受。”
掩护之说才是合作的根本。但杜雯却道：“维京斯基同志，你们的方向错了！不要幻想着在大陆组织什么革命团体，或者发动罢工和暴动。这是绝不可能的！至于资助那些知识分子，真的不要太看得起那些小布尔乔亚了。给他们骨头他们就会狗一样的扑上来，这些人一个比一个贱。毫无贞操可言。资助他们真正难办的事情是如何汇款！要知道每一笔银行转账、每一个忽然爆发横财的嘴炮党都会被东厂监控。”
“所以我们要在香港重新办一份报纸，而那些小布尔乔亚们将会不断投稿，而我们给予的稿费则极为优厚，杜雯同志，难道这种收入大陆政府也会干预吗？”维京斯基好奇问道。
“只要超过一定数额，或者说只要去国税局报税，就会引起大陆政府的关注。除非你资助的那些人知名度很低，或者言辞还不算激烈。”杜雯道完又恨恨的道。“同志们，杨竟成**政府其实就是一个半警察政府，我们不能把用于其他地方的做法照搬照套的拿到中国来，这不符合中国国情，犯了主观主义错误。
我们现在最迫切的是要推翻杨竟成政府，或者更具体是推翻这套控制制度，所以我一直说，罢工不但不能帮助我们，反而有害于我们的革命。因为我们要借助帝国主义的力量来迫使杨竟成放弃独裁统治，而一旦统治机制瓦解，那我们就不必在躲在香港。不说资金，就是军火也可以通过走私的办法运入大陆，然后在合适的时候举行暴动……”
颠覆一个统一国家的难道自然高于颠覆历史上的北洋政府。黄埔军校的枪炮经费全得益于第三国际的无私援助，可如今不要说枪炮，便是资金也难以输入大陆。杜雯以前曾醉心于城市武装暴动，并认为可以缴获敌人的武器以武装革命军队，但前些年无政府同志社的挨饿经历让她忽然明白：即便有理想的革命青年都会在饥饿的折磨下大规模退会，更不要说那些毫无理想、并被皇权和迷信浸淫的无产阶级工人。
前年的广州罢工以搞笑结束，更让她明白中国的革命基础是多么的薄弱。一个资金都不能任意输入的国家，军火难道要学复兴会用飞艇补给吗？即便用飞艇，哪里又能作起飞场呢？此时看着第三国际的代表犯自己当初的错误，杜雯居然感觉无比的亲切。
“不行。罢工必须如期举行。”维京斯基摇着头，否定了杜雯的建议，虽然她就此已经强调了无数遍，可第三国际也不能白花钱，特别是现在，第三国际主席季诺耶维奇同志正在和人斗争，他希望看到在新东方战线，有一次针对英国殖民者大规模罢工。
听闻罢工还是必须如期举行，杜雯只得无奈点头，两日后，轰轰烈烈的香港海员大罢工正式开始，十数万水手以及其他工人宣布罢工、集体散步。香港一动，广州、沪上，以及各地报纸都竞相报道；只可惜同志社之前被国安局全面清理了一边，没有发起罢工的支点和领导，大陆能做的就是在报纸上以‘支援同胞、抵制压迫’为名，大肆声援香港罢工。
香港和澳门是政府没有收回的两个租界，之所以不收回，杨锐的目的是不想过多介入南洋，以求各国对此安心，对外则宣称要留下对外口岸。香港虽然不在治下，可全港罢工毕竟是大事，罢工的当日消息就传到了京城。
临时负责国安局的张承樾汇报道：“此事可以肯定是无政府同志社发起的。我们怀疑杜雯等人已经和第三国际勾结在一起，罢工的目的就是制造影响，打击帝国主义。另外，据闻罢工工人的紧贴由无政府同志社发放。他们还组织了纠察队，对不想罢工的工人予以坚决镇压。”
“那我们该怎么办？支持还是反对？”章太炎看了看张承樾，又看了看谢缵泰和秋瑾。罢工可能是华工不堪洋人压迫的义举，不支持说不过去，万一要发生命案，那就更不好；可支持也是个麻烦事，第三国际是什么东西他极为清楚，一旦罢工从香港蔓延到内地，中华变成俄国，将陷五万万民众于地狱，他章太炎挫骨扬灰也不抵此罪。
“不能支持！”谢缵泰只知道章太炎爱民如子，不知道他对布尔什维克极为忌讳提防，一开口就不能支持。“我们只能静观其变，真要第三国际参与其中，出人命是一定的。真逼不得已要表态，那就应该督促双方尽量和解，并督促双方遵守香港法律。东厂真要有证据，那就要马上公布出去，防止有人借机指责政府。”（未完待续。）
壬卷 家与国 第四十三章 教化
七月流火，八月未央。
在天气逐渐转凉的时节，南北两面的大事都有了结果。正如谢缵泰判断的那样，有第三国际参与的罢工流血出人命是必定的。罢工的第二日就因罢工队伍与警察冲突发生命案——谁也说不清楚谁先开的枪——英国驻华大使解释是因为游行队伍中有人先对警察开枪，警察才开枪还击；而国内不少报纸头版则以大黑字标明这是帝国主义欺压华人、草菅人命的罪证。
到底是怎么回事紫禁城内诸人极为清楚，但出了人命总是要出些声音的，所以谢缵泰在新闻发布会上对港英当局进行谴责，不过谴责完港英当局，他又对罢工方的行为和组织表示不满。用他的语言就是这是一次‘境外**势力’组织的罢工，其政治目的和罢工手段正在被大中华政府调查。
谢缵泰后来的表态当即遭到新闻发布会上某些记者的反驳，反对最激烈的是京报记者周飘萍，他直斥谢缵泰不爱国，不为华人张声却为英帝辩白，应该马上辞职谢罪。
复兴会元老绝不是浪得虚名之辈，谢缵泰加入复兴会之前就在香港办报，他并不是那种脱了稿子就不会说话的草包。听完周飘萍的指责，他当即拿出国安局张承樾提供的证据——一份众多工人画押领款的花名册和若干工人领钱的照片，对众展览后开始质问是谁给罢工工人提供的日薪？是谁开办了工人夜校和工人文化讲习所？是所谓的世界工人阶级所为，还是某个唯恐天下不乱的阴谋集团？
谢缵泰如此质问周飘萍，他自然无言以对。谢缵泰又趁势声明。在港华人采取合法且平和的方式争取自己的权益政府一定支持，但因为某些阴谋家的支持和怂恿采取流血手段。这便是一种绑架全体国民之自私行为——政府如果不支持，就说政府不爱国民、不为国民做主。是卖国政府；政府如果支持，那罢工背后的组织者就更会提出不切合实际的复工要求，最终将事情越挠越大，其结果、其目的就是要中英两国交恶、甚至交战。
他最后做了一个结论：就是政府绝对不支持有‘境外**势力’介入的中外冲突，同时，政府将继续收集证据，以拆穿‘境外**势力’的阴谋。如果其中有华民违法，那么民部将会发出通缉令，逮捕这些图谋不轨的人员。
谢缵泰在新闻发布会上所提供的证据和发言显而易见的扭转了国内舆论。但这对香港的罢工却毫无影响。罢工的工人本就大多不识字，而且他们已经被‘组织’起来，即便有老实的工人不想罢工，拿着棍棒的工人纠察队也会‘教育’他们，让他们知道无产阶级的力量。谢缵泰的发言很自然的被杜雯等人断章取义解释为卖国从而被工人仇视。而港英当局的无能，使得这场罢工一直持续了五十八天才最终结束。
当然，对北京政府立场心领神会、且受到其他航运公司支持的港英当局并未答应罢工者的任何要求，他们因为五国（中日法美朝）的支持，加派了在港警力。开始逮捕幕后的组织者和鼓动者。罢工结束后，在谢缵泰的倡议下，中日英法美荷朝泰八国代表齐聚北京，针对境外势力组织操纵的香港罢工。商讨今后类似事件的解决框架和办法，经过各方的努力，各国代表达成共识。形成一系列处理条文。
香港罢工本是布尔什维克在波兰失败后开辟东方战线的开始，只是没想到事情不但没取得效果。反而使得西太平诸国对第三国际的颠覆活动紧密合作。这不得不说是第三国际主席季诺维耶夫的失败，而这个失败又被托洛茨基抓住——他此时正被季诺耶维奇、斯大林、布哈林等人攻击——托洛茨基完全反对罢工这种小儿科式的颠覆活动。认为只有真刀真枪的进攻才能打败日渐虚弱的资产阶级政府。
只是伟大的李宁同志此时还未去见麦克思，托洛茨基再怎么希望世界革命也不会得到李宁同志的认同，俄国此时真正要的是休养生息，没有工业、不实现电气化，不要说世界革命，就是保卫布尔什维克的堡垒红色俄国也是一件极为艰难的事情。
罢工的事件到此告一段落，而京师大理寺对蔡元培的公审则是一波三折，最开始时蔡元培坚决宣称自己是为了夺权，以取代现任总理施行独裁统治，他刻意将自己能如此作为的最终原因归罪于复兴会的**和不民主。因此他的言乱当即引起无数嘴炮、西化分子对复兴会体制的谩骂和指责，仿佛杀人的不是蔡元培而是复兴会。
在嘴炮们的诅骂和谴责中，公诉人提交的证据逐渐拆穿了蔡元培的谎言。面对公诉人‘为何不与齐清源贪污集团联手政变’这个问题，蔡元培支支吾吾，辩称他当时难以相信齐清源是真的扣押了杨锐；但其秘书徐宝璜的证词则彻底将局势反转——身为兄弟会成员的他难以对法官撒谎，当检控方挑起其对大清洗的愧疚和负罪后，真实之言就不断的从他嘴里冒出来，他第一个证明蔡元培是为了实现民主共和才大举杀人。
除了徐宝璜，还有更多的证据证明蔡元培之政变基本可以解释为一个理想主义者的艺术秀。虽然血腥残忍，但其本意却是要民众认识到独裁**政体的危害，而认识的最好办法就是制造一场大屠杀。
当然，再多的证据在嘴炮和西化分子们看来也是执政者伪造的，素来独立的司法系统也被他们频频怀疑与复兴会勾结。但在八月最后一次庭辩中，为了使父亲减轻罪责，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