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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今庚子赔款在中美巴黎条约时就已清算完毕。两派全被礼部打压的不成样子，照说大家应该同病相怜，可张君励看着胡适眼镜后的笑容。心中依旧有些不快。须知，在欧洲日久。他已经认定国家社会主义才是人类文明最先进的政治体制，美式民主根本就不值一提。
“适之以前以美利坚为模板。高唱民主自由，现在的中华不正是像美利坚那般，表面民主，实则财阀专政。这和共和党民主党轮流坐庄，却全听命于华尔街有何不同？”张君励忽然笑道。
“士林兄此言差矣，美利坚再怎不好，每位公民都是有选举权的，现在复兴会以取消农税为手段，一下子就剔除了八千万选民，这就是不民主了。”虽然张君励语带讽刺，可素有好人之称的胡适还是春风满面的略过。“士林兄，不管我们双方有多大的分歧，可这个国家都是不能这般下去的，最少不能这么野蛮下去。尊孔、宗族，以后的青年将如老一辈一样死死的被禁锢住，他们有自由吗？没有！他们有民主吗？也没有！我们这些有志之士应该携起手来，打破这个巨大而黑暗的牢笼。”
“打破之后呢？”张君励追问道。“施行你的美式民主？适之，当今世界，唯有国家社会主义是最最先进之政体，意大利墨索里尼行之，举国称善，英国和法国现在也是亦步亦趋。在欧洲，富人的特权得到抑制，人民的权益正在增加；所得税率、特别是针对高收入人群的所得税率正在提高，人民和工人的福利正在越来越好，便民的公共设施在大规模兴建，社会越来越文明，这才是中华未来要走的路……”
“士林，其实大家的目的都是一样的，那就是民主……”见双方分歧严重，作为双方牵线搭桥的丁文江出言相劝，但他这话却不得张君励的心思。见张君励表情更加严肃，他连忙改口道：“……我们都是要这个国家越来越文明，百姓日子过的越来越好，我想这点我们大家都是同意的吧？”
“不！没有这好那好的，大家目的都是为了上位，只要自己没上位，那上面不管实行的是什么都是不好。”打圆场的丁文江正想缓和关系，不想与张君励同来的张东荪一句话差点把他呛死。“复兴会确实是我们共同的敌人，可这个国家以后走什么道路，现在就要确定下来，不然我们现在宣称的和以后实行的完全不同，那不是授人以柄吗？
以理论观之，国家社会主义和美式民主自由完全不通。既然不通，那我们该如何宣传？是宣扬民主自由好。还是宣扬国家社会主义好？以后真的把复兴会挤出了政台，我们到底谁上台啊？我知道贵派在政府内部颇有影响力。在君兄之前不就是土部矿业司的司长吗？可现在不同了，正所谓‘一等贵族二等商，三等士绅四等官’，如今已不是再是官员的时代了；而任公虽然在野，可在士绅当中名望犹存，贵我两派合作，这到底是谁帮谁啊？”
“士林，你们这是何意？”作为中间人，丁文江被张东荪的发言震惊。不想两兄弟打雁，雁还没打下来兄弟俩就吵了起来。
“我们并无他意。”张东荪既然把话说得这个程度，张君励不得不表态，“只是两派联合我看就不必了。若在某些时候配合帮腔，那还是可以的。”
“这也是任公的意思？”胡适没想到事情会是这个结果，微微有些失望。
“任公…现在一心教学，对政治不再有兴趣。”作为弟子，张君励完全知道恩师的下一步计划是什么，但胡适等人都是外人。岂能将党内的秘密告之。
“真的？”胡适笑。以他来看，至戊戌起，中国有一半事情是梁启超捣腾起来的，只是可笑的是。一心想成为国师的梁启超仅仅陪了末代帝王光绪数年，而后还是被抛弃。新朝开国后梁启超不但未曾收敛，反而越闹越凶。联日复辟、护宪运动、云南叛乱，那件事情他没参合？现在居然说对政治不再有兴趣。骗小孩吗？
“当然是真的。”张君励认真说道。“适之不也在燕京大学任教吗，你问不问政治？”
“我虽在燕京大学任教。可学部和礼部那些腐朽之人却越来越不能容我。”胡适道。“士林兄，对于我们这些明白民主自由真谛之人，困于党派之见而不能团结一心，怕最后只能被这个逾来逾黑暗的社会所吞没。请你转告任公，胡适在等他！”
胡适说完张君励深深的看了他一眼，而后便起身告辞了，这让拉人前来的丁文江很是尴尬，他本以为大家是能谈成的。
“在君，不必懊恼，终有一天任公会想通的。”胡适不愧是好好先生，随着国教的确立、宗族法的颁布，国内保守封建力量大盛，他其实很希望能和梁启超联合，但却不能。
“我看他永远也不会想通。”丁文江无比失望的道。
“为什么？他们以后想干什么？”胡适看着他，感觉他应该知道些什么。
“据我猜测，任公很可能想转回广州。”丁文江道。说罢又觉得词不达意，再道：“也不是回广州，而是将注意力转向各省。现在国有公司已经补偿完了，稽疑院的席位也分完了。各省士绅对复兴会即便有关系，那也仅仅是感谢而已，若是以后发生什么冲突，说不定就会分裂几个小党出来，只要等达到三十票，那入稽疑院依旧是有望的。”
以当下重地方而虚中央的政治格局，不向中央向地方，确实是一个办法。胡适点头之际，丁文江再道：“再有可能就是军事上任公也可能发力，他的学生蒋百里和蔡松坡一样，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
“什么！”听丁文江提到了军事，胡适无比惊讶，“他们想干什么？他们就不怕诛族吗？”
伴随着国内全面‘野蛮化’，中华法律也做了全面修订，其中差别最大的就是法律主体做了更改，治外法权也又开始出现。对国民，法律是以户为主体，一人犯法全家有罪，而宗族因为是一个大户口，所以一人犯法，全族有罪；而对在华的洋人洋商们，则不得不以个人为法律主体量刑。
‘诛族’这个概念就是那些反对‘变法’的文明人士在报纸上提出来的，但赞同‘诛族’的人却是一些大族族长，他们在报纸讽刺那些文明人士是吃饱了撑的，自己不是宗族还管宗族的事情。
如此‘恶法’，当然被廷尉府内外的文明人士齐齐反对，大理寺九个最高**官不得不就此展开长达一年多时间的辩论，到最后还是数据说话——赞成‘诛族’的许世英等人，用三千五百多个案例证明。对涉及宗族的犯罪，仅仅处罚个人是毫无作用的。因为在宗族或类似宗族的会道门内。底层是非常容易被上层人物胁迫犯罪，而这些人的犯罪所得却是他难以享受的。因此，对这种性质的犯罪唯一有效的处罚措施，就是抛弃西洋以个人为基础的法律主体，继续实行中华旧有的、以户为基础的法律主体。
为了避免误伤，对以户为法律主体的修正有二：如果有人一出生就在一个犯罪家庭内，那么他有权在到承担法律责任的年龄无理由申请分户，财产则按宗族管理法的规定分割——单独出户的结果往往是身无分文，但这最少使其规避了‘诛族’的法律风险。因此，是靠家族荫护同时承担家族责任。还是规避责任自己白手成家，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同样，如果族中有人惯于偷盗却屡教不改，那族长亦可将此人驱逐出户，以免连累全族。
虽然在文明人士和西化分子看来，这种‘一人犯法，全族有罪’是腐朽、落后、**的表现，可全国赞成‘变法’的人往往占绝大多数。究其根本，在于一旦法律以户为主体。那就相当于将户内的司法权交与族长或户主，他们可在族内行族法、兴私刑，和老祖宗毫无二致；且说什么‘诛族’，那完全是危言耸听。按刑法和判例细看，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
法律主体由‘人’改‘户’影响甚大，对胡适等人具体影响就是一些兄弟会成员担心牵连家族不得不退出了兄弟会。而他自己则与本族分户，以免牵连家族。
胡适吃惊之余喊出‘诛族’。但大户出身的丁文江骨子里对此并不感冒，‘诛族’只是文人的惊人之语罢了。他道：“复兴军的精锐全在北方。以东北尤甚，梁任公我看是被云南之事吓坏了，所以想让百里等人掌控省军，以求自保。”
“自保什么？杨竟成再怎么不好，也是守法的，他染指军权，说不定更犯复兴会的忌讳。”胡适还是想不通梁启超蒋百里这些人到底要干什么。
“正是杨竟成守法，他才敢以合法手段染指省内军权。当然也有可能我想错了，但蒋百里那些人是军人，是军人就要带兵，不然如何建功立业、赐爵分封？”丁文江想着当下的风气，很为国内武风盛行而担忧——庚子前坊间是以中举为荣、庚子后则以留洋游学为荣，可现在却以考上军校为荣，世人如此好战，难道不知好战必亡吗？
“好了，梁任公那边不提也罢，他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吧。”这次会面完，胡适很是心灰意冷，都是懂得何谓文明何谓落后的大好青年，为何就不能团结在一起呢？“看来，我们也许只能是联合……”
感觉到胡适言语里的失望，丁文江有些无奈，虽如此，但见他居然想联系北面那些人，他还是提醒道：“适之，杜雯之流万万不可轻信啊！你看那俄国李宁夺权之路，根本就是过河拆桥之路，那什么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立宪革命党、自由党之流，一旦成功全被他们给杀了，他们根本就是虎狼心性，千万不可大意啊。”
“我知道。我知道。”胡适也知道北方那些人全喝了苏俄喂的狼奶，而且他们是一边拿笔一边拿枪革命的，若以后大家起了纠纷冲突，说不过你不要紧，杀了你便是。真要和他们联合了，兄弟会将落得何等模样他完全清楚，用他以前说过的话讲，‘自由在杨竟成那里，是多与少的问题；在苏俄李宁那里，是有和无的问题’。（未完待续。）
ps： 注131：美国棉花素来以包计重，每包不低于480磅，一般以500磅计算。二三十年代世界棉花产量一般在2700万包——（《世界棉产额与支那棉产额》内外棉株式会社，1935）。另，上章中国棉花产量计算错误，已更正。
注132：华棉《民国上海同业公会与企业外部环境研究》，p550，28。5两/担；美棉，《如何从商品期货交易中获利》p275，21美分/磅。
今日不适，就这些吧。
壬卷 家与国 第六十四章 决断
与历史不同，曾以‘德先生、赛先生’、以及美利坚光晕撬动国内文化变革的胡适正陷入难以言状的狼狈中。神武九年海原大地震让‘塞先生’羞愧的五体投地，他再也不能理直气壮的对那些质疑‘赛先生’的人大喊道：‘拿出证据来！’，因为他自己就拿出不出证据证明y大师在装神弄鬼。
海原大地震如此，东京大地震更是如此——因为海原的前车之鉴，这一次地震不少西化分子专门请了电影公司坐着飞机前去拍摄，准备万一不发生地震好使y大师威信扫地，不想拍出来的结果让看过影片的人全部入教。什么‘赛先生’，狗屁！还是佛祖显神灵。
‘赛先生’断了腿，那以‘赛先生’为依据、打算捆绑销售的‘德先生’也好不到哪里去。等蔡元培京城一亮屠刀，‘德先生’立即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反应到现实中——以前胡适在讲课时塞些自由民主的私货还有学生肯听；蔡元培事后，他在课堂上仅仅夸耀美国都会引起学生们的嘘声，没过多久，他和他那些新派人士就被北大全数辞退了。
后再到燕大，这里虽是硕果仅存的教会学校，但境况并无好转。不说他的名字已被学部礼部牢记，就连燕大本身也被全国士民排斥：有钱人家的子弟一个个退学而去；而没钱人家的学生，毕业等于失业——吏部的潜规则就是不承认教会学校的文凭，商部及中华总商会的潜规则是所有经营实体不聘用教会学校的学生，工部下属国有公司更有潜规则。教会学校学生作为民工替补使用。
如此排斥，此类事情引起的纠纷最后闹到过大理寺。某几个隐瞒身份的教会学生被雇主发现后，起诉工厂总办用工歧视。大理寺判决的结果虽是学生胜诉，但第二天该工厂即到法院申请破产清算。用工厂总办的话说，“生意可不做，银子可不赚，但华夷之防绝不能忘！”一时商界、舆论好评如潮。
就是那么的简单，华夷之别四字即要了所有西化分子的命。这句满清根本不敢喊出的口号，现在被士绅们喊得叭叭响——他们最不能忍受的就是那些穿西装、举文明棍的二毛子混到自己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