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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亚泉道：“并不是要我们办校，只要在东京找一声名一般的学校诡寄便可。”说罢笑了起来，露出白白的虎牙，杨锐见此心里也是笑了一下。
诡寄这个词最主要说的是前明之时，因为士人税收有优惠，普通百姓就常常把田挂名在这些士人名下，以求避税。现在杜亚泉借这种说法借一学校的招牌办自己的学，猛一听很是吃惊，但想下来和后世教育产业化之下那些某某大学下属某学院是一个道理，211里面那些个学校都在干这种事情。
杨锐笑道：“好。好。如此就不要另行办学了。只是不知道这个教书的先生去哪里寻来？”
杜亚泉心里早有计算，说道：“沪上之前苏报的老板陈范先生，案发后就在东京，还有教育会的陈竟全先生，两人都是辞官之人，可以在学校做教习；再有就是绍兴本地人中寻一些幕学先生，绍兴人喜欢四处奔走，去日本也是无虞的；最后就是沪上管理培训班里，诸多课程都可以直接作为政务学校课程，如此学校立等可成。学生毕业之后便可回国就仕，日后革命成功，可以为我会所用。”
杨锐笑了起来，这是个办法，而且花费甚小。他给沪上管理培训班的课程里加了不少私料，诸如社会学、社会心理学、政治学、管理心理学、组织行为学、市场调查等课程，这些都是没有出版的东西，而且也不准备出版，只是在内部做秘密教材使用。杜亚泉对新学很有兴趣，又因为是会内骨干，这才知道这些信息，以他的眼光来看这些未来的社会科学经典教材，还是能感觉出这里面沉甸甸分量的。
人类的科学技术发展势必会带动社会科学也同步发展，科学技术是硬件，而社会科学是软件，两者是相互相成的。在实际管理中，非物质的因素占了最少一半，一帮空有先进武器的乌合之众是没有办法获得胜利的，一套只知道蝇营狗苟、欺上瞒下的文官体系，是没有办法强国富民的。只是科学技术发展了、物质丰富了，若是没有相应发达的社会科学去支撑，那么这种技术和物质的优越只会带来更大的混乱，泰勒的科学管理、梅奥的霍桑实验、朱兰的质量管理、科特勒的市场营销都是应景而生的东西。
时近中午，谈的事情告一段落，吃了饭后杨锐便先安排杜亚泉区休息。临到下午四五点的时候。再见他时他已经拿出了一份政务学校的章程，不管包含了学校的设立、组织、运作，还把课程也大致编排出来了。这其中有很多是沪上培训学校的课程，还有一些应该是绍兴的幕学了，里面很多东西是杨锐没有见过的，其中包含了盗案、命案、钱谷、赈灾、捕蝗、水利等东西，让人大开眼界。
看过之后，杨锐道：“秋帆兄没有休息，一下午就在写这个章程？”
杜亚泉正在等着杨锐的意见呢，见他问便道：“我这人是急性子。心里有事睡不着觉，不把心中所想写出来，总觉得堵在心里不舒服。竟成看这章程还有什么地方要修改的，你说下，我马上改。今日便把这学校订下来。”
杨锐呵呵一笑，他做决定是越慢越好。一般是衣服不到没穿不洗。事不到临头不急，谁知道碰上这个搭档却是确实如此的，只好说道：“我看没有什么问题，该改的就是这这个盗案、命案、逃人、奸情可以去掉；要加的就是最好有个预算，不但是资金，还有人员预算最好要。”
杜亚泉马上写了下来。只是对杨锐不要政务学校不学判案很是不解，问道：“难道说这些学生不学判案，以后只要把判案这事情单独的法务学校？”
杨锐道：“是个。以后政务和法务相分开，判案的就只判案。管政务只管政务。所以以后还是要办个法务学校的。”
西方的司法独立杜亚泉是知道，也没用什么惊讶；只是这预算是个难题，但好在他在沪上也研究过那些教材，一些简单的会计常识还是知道的，当下就回去修改了。在杜亚泉的快速跟进下，政务学校的试行方案在深夜十二点确定了。杨锐把他送出门心里后有点哭笑不得，本想找个厉害的搭档来配合自己，现在这个厉害是历害，可这也太厉害了吧。
第二日一早，杨锐和他又谈了一上午，下午吃饭之后，杜亚泉就打道回府了，和杨锐这边深谈之后，他还有去和钟观光那边，杨锐这边和他说的只是日后通化这边的大的方向，具体的事务关键的细节还是在钟观光哪里。时间紧迫，他还是抓紧时间了解越深越好。他走的时候，政务学校章程也被他带走了，这份章程将快马送到奉天，然后最终到沪上王季同哪里，尤其安排最后的执行计划。
沪上公共租界后马路万安里，复兴会沪上总部。
和以前的冷清模样不同，现在这里已经有三十多个人在三楼上班了，这些人大多是爱国女校的学生会员，不过和其他系统的会员不同，她们是几经挑选的，通过摸底调查、忠诚测试和刑讯培训才允许进入这里。至于王季同所在的四楼，对于一般人来说还是禁区，特别是这里有很多复兴会的绝密资料，这些资料都是和炸药相连的，一旦情况有变无法销毁的情况下，这些资料所在的保险柜的炸药就会被通电启动，在一分钟之内，资料就会被彻底销毁。
在公共租界，复兴会有好几个总部，比如设在余庆里的中国教育会总部，设在四马路仪器馆技术研发总部，设在黄浦滩的商业总部以及已经在筹备的金融总部，虽然这些总部都比万安里气派，人员也多得多，但它们和万安里不在一个档次上，它们都是分支，是复兴会革命机器至关重要的一部分，而万安里则是整个复兴会的大脑所在。
虽然在去年复兴会刚成立的时候，杨锐把爱国主义作为整个组织的基石，把现代企业那一套拿来作为组织框架和组织制度，但很明显，这并不能使复兴会成为一个现代的有战斗力的政党。公司就是公司，要的是盈利，其组织结构和组织制度是基于盈利来设立的，虽然，其中有很多东西是可以借鉴的，但也只是借鉴而已。于是在之后的日子里，杨锐翻出被压在拉箱底部的毛概、马经和大三的时候发的三个代表基本教材，拿出来研究，希望将整个复兴会重新塑造一下，对组织建设、制度建设、思想建设、作风建设等进行革新。这些建设当中，组织建设和制度建设相对而已是简单的，只要通过命令和监督就可以完成，要做的是不断完善而已；而思想建设和作风建设却是最难的，或者说只有思想建设是最难的，作风问题说到底还是思想问题——什么人做什么事。（未完待续。。）
第五十八章 会建工作
思想建设之所以难，因为它是隐形的东西，没有办法通过什么仪器去检验，甚至通过观察言行也不完全能得准确的答案。除了无法检验之外，还有两件事情也是很难办的。
第一件就是怎么让成员接受复兴会的理念和思想，后世赤色党通过没完没了的会议、整风等来完全思想统一的，这个办法短期有用长期却会失效，在领导拿着完全是秘书写就的稿子开始长篇大论的时候，下面的人早已经心猿意马了；至于整风等办法在很多时候还是有必要的，在进行革命的过程中，总是有人会叉入别道，这些人就应该完全剔除出去，可这整风说到底还是会员的思想建设没有到位，真的要到位了，那还要什么整风。
思想建设第二难办的事情，就是解释复兴会本身。作为一个政党，他是像人一样有生命的，既然有生命，那么他就必须解释“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三个问题。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太祖的话犹在耳边。但很多人在读这句名言的时候都忘记了他还有一个前提，那就是“我是谁？”。如果没有确定“我是谁”，那么就没有办法确定“谁不是我”。朋友和敌人都是在“不是我”之中，因此，革命的首要问题不是分清“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而是明白“我是谁？”
而要明白“我是谁？”那又有一个前提，就是我“从那里来？”或者通俗的说——我代表谁。“我是谁”和“我代表谁”其实是一个问题，按照麦克斯的理论，社会是有阶级的，你来自哪个阶级。就自然会代表哪个阶级，如此分析，那么“我是谁？”这个问题就很好理解了。可是，对于复兴会来说，按照这个逻辑分析，那么得出的答案就有些荒谬了，复兴会的成员基本是知识分子，是热血书生，这里面除了商业系统的陆行工厂有童工入会，其他95％是知识分子。
凭借知识分子能建设好中国吗？杨锐觉得很难。不是因为这部分人不优秀，而是因为其太优秀而很容易被社会大众所孤立，而且这种优秀说到底也只是说个人素质很优秀，不是说他们是完美的革命家、政治家。解构剖析的去看，复兴会就是一小撮先进的、优秀的、被爱国主义洗脑的知识分子在造反。其和其他组织相比最大的优势在于有一个盈利丰厚的商业系统支撑，其指挥的军队。说到底——除了基层士官外——就是一支雇佣军。如果哪一天商业系统崩溃。薪资无法发放，那么这支军队散伙的可能性很大，不要说像老八路军，就是比瑞金的红小兵都不如。
既然无法从“从哪里来？”推导出“我是谁？”，那么只有泛指了。复兴会的定义是：复兴会是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富强中国、复兴华夏事业的领导核心；其代表中华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华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复兴会的最高理想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很简单的一句话，杨锐以前看赤色党党章的时候从来都是略过的，但就是这么一句简短的话。就完全解释了“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三个关键问题。以此为纲，那么复兴会的短中长三期目标也很清晰了。短期目标是政权革命，即通过武装斗争，取得中国或者中国大部分省份政治权力，以这个目标看，农民和会党是朋友，大多数开明士绅阶层也是朋友，满清系统里的少数官员和新军是朋友，沪上、汉口、天津等大的通商口岸的工人也是朋友。至于其他的革命党，就不是朋友这么单纯的关系了，和以上人那些可以纳入复兴会的人相比，他们也是革命党，有枪有军队。要想革命后集权，那么现在就要提防，而且也只能提防而已，真要和他们火并一次，那么会内会外都无法接受。
夺取政权是短期目标，而中期目标则是经济革命，或者说是经济改革。这改革分为两部分，其一是土地改革，其二是经济运行机制改革。土地是财富的来源，不从土地上改革无助于经济良性发展。当然，按照现实情况看，未来的土改不可能很剧烈，先不说这时代的人口以及土地集中不如后世那么严重，光是复兴会自身的力量就很不足，后世赤色党在建国的时候已经有六百多万党员，其中很多都是经过多年战争磨练的，这样的人拉一个出来就能当一个排用，而复兴会在建国的时候有二十万合格的党员杨锐就要笑了。
除了土地改革，经济运行机制改革也是经济改革的重点，什么是经济运行机制，在杨锐看来就是金融（货币）、财政、税务、法律、政府政策五个方面，这其中又以货币和税务最难。要让几千年用惯了银钱的中国人用纸币还是有些困难的，更困难的是中国货币主权早已经被外资银行侵占了，要想夺回来那就得大费周章。不过这些都还是相对简单的，最难的是税务改革，农业税因为要重新丈量土地，换做其他时候是要爆发民乱的，但是如果和土地改革结合起来困难就很小了。至于关税可就更头大了，这中国关税从设立开始就是英国人在控制，后世好像是在1930年左右才关税自主的，这个时间太长了，杨锐可等不及。没有关税的保护，稚嫩的民族工业就是渣渣，根本无法成长。
在政权革命和经济改革之后，下一个目标就是复兴华夏文明，至于这个纯粹形而上的议题，杨锐是毫无构想的，同时这个工作不是短期能完成的，两千多年的帝制惯性下要想改变中国的文化估计需要一两百年，杨锐猜测自己这代人能做的只是标出方向。
自从去了东北之后，杨锐就不断的把他对于革命的思考通过信件传到沪上。然后经章太炎、蔡元培、钟观光、王季同、虞自勋、徐华峰几人的讨论、修正后再送到万安里的复兴会总部，把这些枯燥的东西重新编辑、完善，作为党内指导文件。同时再以这种精神为主导，创作一些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