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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不少人材，作出应有的贡献。胡适对这所学校的创建，建议颇多，可以说他是发起人之一。八月，他被聘为“国防参政会”参政员，后被南京政府任命为使节赴欧美争取国际支持。1938年9月，胡适在英国访问时忽然接到政府任命他为中国驻美大使的通知。1941年12月，胡适访问美国总统罗斯福，晤谈太平洋战争。1945年在旧金山召开联合国制宪会议上，胡适被指派为中国代表团成员之一，会议期间与董必武进行了交谈，要求共产党放弃武力，遭到反对。 1945年9月，抗战胜利 ，胡适被国民党政府起用，出任北京大学校长。1948年，国民党派飞机到北平接胡适到南京，转赴上海乘船去美国，胡适写下了《陈独秀的最后见解》等文。后来，他又受聘为普棱斯敦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馆长。他通知国民党政府驻美大使馆，取消一切约会，不接见任何政府或国会领袖。1952年，胡适第一次返回台湾，被聘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人类科学文化史编辑委员会”委员。次年，胡适又到美国。1954年，胡适第二次返回台湾，出席台湾当局召开的“国民大会”第二次会议。不久，他再次离开台湾到美国。胡适多年流亡海外，老来尤其思念故国、家乡。胡适于1958年离开美国，回到台湾并在台北定居，就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主持了三次院士会议。 1962年2月24日，胡适在台北主持“中央研究院”第五次会议后，在欢迎新院士酒会结束时，因心脏病猝发，与世长辞。 。。
作者点评
近年来对胡适的介绍和研究逐渐增多了，对胡适的评价一样，也逐渐走向公允、朴实、平心静气了。当然，不同的观点和视角仍然是有的，而且永远会有。不过，对胡适的认识，应该是一个自由讨论的过程，而且是一个逐渐趋同的过程。 胡适是本世纪中国学术界、思想界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又是在中国风云变幻的政治生活中引起诸多争议的人物之一。对他的学术活动和学术思想的评价，同对他的政治活动和政治主张的评价一样，不可能完全分离开来。后一方面往往左右着至少是严重地影响着前一方面。在当时当地的生活中，尤其是这样。现在作历史的研究，情况就有所不同了。当时当地现实生活中的种种政治纠葛，由于时过境迁，现在来看，色彩就没有原来那么浓烈了，而作为学术界思想界的人物，留在历史上的主要还是其人在学术和思想上的开创和贡献，这些在人们心目中的分量尤其加重了。 胡适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可以说是一位大专家、大学者。其主要贡献的方面是：哲学思想、历史观点、哲学史观点、考据学、红学的人民性、政治思想、文学思想、文学史观点、红学的艺术性。胡适在上述九个方面的贡献，影响极其深远。 胡适治学范围极其驳杂。在上述九项之内的每一项里他都能写出极高水平的具有原创意味的作品，其深度往往在他人之上。从他19岁时执笔的《诗三百篇言字解》、《尔汝篇》、《吾我篇》到他70岁还孜孜不倦注释的《水经注》等等，数十年“拿绣花针”的功夫，都属于这一类。那是一种象牙塔内纯学术性的工作，也是任何学人、教授、硕士和博士都应该做、都可以做的工作；只是工作有轻重、贡献有大小、成绩有上中下之别罢了。而胡适一辈子津津有味地严谨地去做，并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今天的学人很难做到。对于胡适，这一点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见多”始能“识广”。一些专家，大多是某一行的专材，在“见识”方面，他们就无法与融会贯通的胡适相提并论了。正因为如此，胡适在人文科学的每一行之中，都可算是个专家，在每一行，他都有第一流的“敌人”。擂台遍打、拳友如云，自20年代以来，他与许多学人论战；50年代，举国上下批判胡适。老实说，不仅大陆上批判胡适，而且台湾也批判胡适。大陆明摆着批，台湾暗地里批。国学大师钱穆就暗批了他一辈子。不过钱氏所批的只限于“国学”。而胡适最精通的“西学”，他就无从着手了。其实胡适在中国文化史上最大的贡献并不在整理，而是要走上“再造文明”这一更高阶层，那就不是专到中国字纸篓、专钻中文故纸堆的国学大师们所能胜任的了。这是一种现代化的工作。所以胡适先生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更高一层次的贡献是启蒙性的贡献。写启蒙性的作品，在学术水平上，可能远不如、也可能远超过写“学术性”作品的作者。因为那都是一种面向群众深入浅出的作品，形式上近乎通俗体或新闻体，很难被当时的学术界所接纳。因此它的学术性是高是低，那就要看作者和读者的学术修养了。就以胡适的成名作《文学改良刍议》来说吧，它表面看来是一种空泛无当、内容问题重重的社论、边栏一类报纸文章。现在我们如以类似的文章投到报刊，可能都要被退稿呢。如投到什么学报或学术刊物，那就更不必说了。事实上，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第一次在纽约发行的《留学生季报》出现时，也没哪位正视他一眼。可是一到陈独秀、蔡元培等人眼内，它就身价百倍，一跃而成为“文起百代之衰”的革命宣言了。胡适的博士论文《先秦名学史》，那也是一部启蒙性巨著，后来衍伸为《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在许多人眼中，它实在是中国文化史上一部划时代的巨著。 一位知识分子对社会的贡献，升华到最高境界，用文字表达，往往都是多余的了。同样的，我们如谈胡适，就不能拘泥于胡适的什么著作了。他已变成一个时代的宗师，已超脱了什么《胡适文存》、《文选》、《胡适全集》等文字所要表达的内容了。——简言之，他在历史上的“形象”、“地位” 和“作用”，已进入“不立文字”的超凡脱俗的“化境”。 例如我们今日要谈“民主”，就必然要提到“胡适”，“胡适”就是“民主”；“民主”就是“胡适”，二者已无法分割了。其实“胡适”并未有系统地发挥过“民主”的理论，但是“胡适与民主”这些内容，今后将要被“胡适学”的专家们去研究。其他有关胡适的内容，如“新思想”、“新文学”、“新诗”、“白话文”、“实验主义”等等，无一不走向这条路。究其实胡适又写过几篇深入的研究实验主义的论文呢？但是今日又有谁能把“胡适”与“实验主义”分开呢？“胡适”就是“实验主义”；“实验主义”就是“胡适”。这就是胡适在历史和社会上的作用，也是时代和社会对胡适的造就。胡适一辈子讲学的要旨，就是叫他的学生们“做个不受人惑的人”——“不要让人牵着鼻子走”。所以我们继承、研究胡适，就千万不能忘掉这遗教的中心要义。对老师我们要“半肯半不肯”。我们要不受人惑，就要先从不受老师的迷惑做起。 胡适一生著作丰富，桃李满天下，对我国新文化运动和教育事业做出过巨大贡献。在哲学、文学、考证学等方面都有开创性的功绩，算得上一代宗师。但其政治上保守，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立场，结果走上反人民的道路，不被人们称为老师。这就是他的悲剧人生。 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毛泽东评点俞平伯
驳俞平伯的两篇文章附上，请一阅。这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作者是两个青年团员。他们起初写信给《文艺报》，请问可不可以批评俞平伯，被置之不理。他们不得已写信给他们的母校——山东大学的老师，获得了支持，并在该校刊物《文史哲》上登出了他们的文章驳《红楼梦简论》。 …… 俞平伯这一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然是应当对他们采取团结态度的…… ——摘自《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52页—353页，见《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出版。
俞平伯小传（1）
1900年1月8日，俞平伯出生在苏州一个书香世家。平伯是他的字，原名叫铭衡。俞平伯出生时，其母梦有僧登门化缘，意是高僧转世，故给他起乳名僧宝。俞平伯祖籍是浙江省德清县。德清县俞氏自清末以来就是大姓，近代著名的士林人物俞樾、俞陛云就是俞平伯的先人。 俞樾是俞平伯的曾祖父，字荫甫，他在苏州造了个园宅叫曲园，故号曲园。他30岁中进士，后入翰林院为编修，35岁任河南学政。一次，他的上司曹登康把22名考生条子交给他，请他录取，俞樾却把这些条子投于火中，及发榜，22人无一录取。曹登康恨极了，上奏称俞樾出试题割裂圣贤语句，皇上大怒，马上给了他革职的处分。俞樾就这样丢了官回到家中，从此著书、讲学，终其一生。俞樾丢官后，携家南归，先应聘主讲于苏州紫阳书院，又应聘主讲于上海求志书院。他在苏州所造园宅“曲园”内，筑了个书斋，曾国藩因俞樾诗中有“花落春仍在”之句，曾为之题名为“春在堂”。他的书都是在这春在堂里完成的。从1868年起，俞樾又应浙江之聘来杭州主讲于诂经精舍，达31年之久，直到1899年他79岁时才辞去讲席。这诂经精舍是他的前辈、著名的汉学家阮元所创设，亦是江南很有名的书院。在这里，俞樾培养了许多学生，其中不乏很有成就的人，例如，吴昌硕、章太炎都是他的学生。俞樾不仅为国内文坛和学术界所推崇，而且声及重洋，名扬海外。 俞陛云是俞平伯的父亲，俞樾之孙，字阶青，号乐静居士。因其父俞祖仁有病，故俞陛云出生后即跟随他的祖父母生活，由祖父亲自教育。光绪十年（1884年）俞陛云应县试考取秀才第一名。1885年9月赴浙江应乡试，俞陛云中举人第二名，称亚元。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俞陛云在戊戌科中进士后参加殿试，以一甲第三名进士赐探花及第，授编修。1902年，钦命俞陛云出任四川副主考，翌年由于俞陛云不独长于经史，还以科贸见长，便由江苏巡抚保举应经济特科复试，名列一等。民国元年（1912年），俞陛云任浙江省图书馆馆长。1914年被聘为清史馆协修，编修清史，由此全家移居北京。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他不愿出任敌伪工作，闭门以书、画自娱，保持民族气节。俞陛云幼承家学，受祖父俞樾的亲自指导，因此在文学、书法方面都有很高的建树。尤其精于诗词，著有《小竹里馆吟草》、《蜀诗记》、《诗境浅说》、《诗境浅说续编》、《唐五代两宋词选释》。词集有《乐静词》，叶遐庵编的《箧中词》，收有他的词作四首。 俞平伯的母亲是杭州名门之女许之仙，通诗文。俞平伯出生时，曾祖父俞樾已80岁高龄了，他对这数代单传的曾孙疼爱逾常。俞平伯3岁时，虽然还不会写字，但喜欢用笔涂抹。俞老先生非常高兴，于是每天他就亲自用红朱笔写“上大人，孔乙己”等字，让他的曾孙用墨笔描红。老人有诗纪之，诗曰：“娇小曾孙爱如珍，怜他涂抹未停匀。晨窗日日磨丹砚，描纸亲书‘上大人’。” 俞平伯从小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和文化熏陶，奠定了深厚的古典文学基础。1915年他入苏州平江中学读书，同年考入国立北京大学文学系预科。1917年俞平伯17岁，家中为他办了婚事。新娘许宝驯，21岁，是平伯母亲许之仙的侄女，字长环（后改为莹环），晚年号耐圃，杭州人，能作诗、绘画，并善书法，还能弹琴、谱曲。结婚后夫妻感情深厚，无论欢乐与艰辛，一生相濡以沫。 俞平伯在北京大学读书时，正值新文###动刚刚兴起，刚满18岁的他就积极投身于新文###动，他不仅提倡新诗，创作新诗，而且对白话新诗的理论建设作了精辟、深刻的论述，《白话诗的三大条件》就是他写的第一篇白话论文，受到了《新青年》编辑部的赞扬。 俞平伯的第一首新诗《春水》和鲁迅的小说《狂人日记》一起刊登在1918年5月的《新青年》月刊上。这不仅是他本人新诗创作的起步，也是中国出现最早的新诗作品之一。1918年，他与北京大学同学傅斯年、罗家伦、徐彦之等集合好友，筹备成立新潮社，俞平伯被推选为新潮社干事部书记。 1919年，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成立，俞平伯加入该团，以第四讲演所讲演员的身分，在四城作题为《打破空想》的讲演。“五四”运动爆发后，他又积极投身于五四运动，参加北大学生会新闻组。在学生罢课的同时，他偕友访商会会长，要求罢市，并在街头散发传单。同年，他从北大毕业，并于年内移家至朝阳门内老君堂79号，院有大槐树，因名书斋为“古槐书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