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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件很没有面子的事情。这就好比是领了驾驶执照，必要告诸亲朋好友，才能驾车上路一样。这是当时在上海社会上的一种潜规则。陈良宇得知黄毅玲怀孕之后，干活更加卖力，也不再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而是请了几个朋友一起帮忙。这样，匆匆忙忙，总算把这套小小的房子装修一新。陈良宇和黄毅玲在彭浦新村筑起了一个简陋而又温暖的爱巢。
【双喜临门】
一九七二年春节，陈良宇和黄毅玲宣布旅行结婚。黄毅玲虽然已经怀孕，但是正好赶上冬天，穿的衣服甚多，正好遮掩过去。陈良宇和黄毅玲利用婚假，到苏州无锡游玩了一圈。虽然路途当中，因为黄毅玲怀孕，百般作娇，陈良宇非常温柔体贴，时时刻刻陪着一副笑脸。
旅行结婚回来，自然不免在陈家摆了两桌酒菜，请黄毅玲的家人以及几位同学好友，一起吃了一顿喜宴。但是喜宴当中，气氛并不很好。因为刚刚团聚的陈家，又要面临着天各一方的厄运。李谋真和黄毅玲的母亲坐立不安，如热锅上之蚂蚁。
一九七一年底，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不知是谁出的主意，要把偌大的一个上海铁道医学院，搬迁到宁夏回族自治区的银川去。如此一来，上海铁道医学院的教职员工无不胆战心惊，生怕出现在院方公布的迁往宁夏的名单中。好在延长中路三零一号的上海铁路局中心医院乃是上海铁道医学院的附属医院，所以有相当一部分人可以留在医院里，以免被发配宁夏17。但是毕竟名单没有公布，所以李谋真等人如同惊弓之鸟。
但是陈良宇和黄毅玲，完全陶醉在新婚燕尔的甜蜜生活当中。一九七二年，黄毅玲在铁道医学院附属医院，也就是上海铁路中心医院产下一子。儿子个大体胖，哭声十分嘹亮。陈良宇为之起名叫陈伟励18。这名字听上去，倒像是陈良宇的这个儿子，是在伟大领袖鼓励下生产的。但是在当时那个时代，是个非常合乎时尚的名字。
陈家得了长孙，陈更华十分开心，他的老父母更加开心。陈家四世同堂，陈家老太爷和老奶奶始终认为是祖宗保佑。少不得在陈伟励出世之后，再次偷偷摸摸，大肆祭祖上香。由黄毅玲抱着襁褓中的陈伟励，给陈家祖宗磕头认祖。
同一年十月，又是一喜临门，久已闲赋在家的陈更华，忽然接到通知，让他到上海医疗器械研究所上班。并补发给他一大笔工资。［ ·电子书下载乐园—Ｗww。Ｑisuu。Ｃom］
陈更华本是自由惯了的自由职业者，就像是上海滩有名的翻译家傅雷一样，既过着人上之人的日子，又自由自在，凭自己的本事吃饭。但是共产党显然是容不下这种游离于其专政统治之外的人的。陈更华到常州第二电子仪器厂当了几年总工程师，虽然失去了原来的自由，但是地位尊贵，可以发号施令，倒是弥补了一些失落之感。万万没有想到结果给弄成了美国特务，在牛棚里饱受两年批斗检查之苦。所以从牛棚中出来之后，陈更华拒绝再去常州，回到上海，变成了一个社会闲杂人员。这段日子，陈更华虽然恢复了自由，但是却失去了当年维修X光机和充当船级社买办的进项。常州第二电子仪器厂也不给他发工资，所以他也十分郁闷。尤其是那个年代，共产党以一个牛皮信封装着的档案控制人民，陈更华的档案被扣在苏州，因此即使有想用陈更华的单位，也无可奈何。因此陈更华郁闷当中，也无可奈何，遂专心研究炒菜技艺，练就一手上海本帮菜肴的精湛厨艺。
一九七一年，陈更华在南京路上，邂逅遇到了老朋友张黎。这位原上海铁路公安系统的老八路，也刚刚从牛棚出来。陈更华一把拉住张黎，进了附近的一家小餐馆，喝了一顿牢骚酒。这个时候，一个小学没有毕业的北方穷人的孩子，南征北战帮助共产党打天下的老八路，和一个大户地主家出身，留过洋当过买办的高级知识分子，地位完全平等，牢骚完全相同，因此酒席上两个人十分投缘。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两个人各自倾诉冤屈，也大肆发泄对共产党的不满。但是相比而言，张黎被打倒之后，马上又将进入政权机构，照样是老革命和老干部，而陈更华却万念俱灰，自以为这辈子再无扬眉吐气之日，甚至连工作都再无着落。
不料一九七二年，卫生部配合解放军总后勤部，要在上海设立一个医疗器械研究所。名义上是研究所，其实却是军方和卫生部联手设立的一个情报机构。这个医疗器械研究所成立之后，全国所有的医疗器械情报，都归口到这里。那个时候所谓的情报，也无非是找些国外的医学科技杂志，从中翻译和分析国际上医疗器械的发展情况。这种情况，至少是中共军方非常关注的。
要搜集情报和翻译外文资料，就需要既熟悉医疗器械行业，外文又好的人才。陈更华恰好是最符合条件的人选。于是一纸通知，陈更华进了上海医疗器械研究所。
第七章 从工人到科长
【下只角的小市民】
一九七二年十月，陈更华进入上海医疗器械研究所，进入该所最关键的部门，标准化情报研究室当工程师。上海医疗器械研究所因为是情报机构，所以地处上海中心位置，在上海美琪大戏院的对面，江宁路七十七号，和南京路仅一步之遥。医疗器械研究所开始的时候人数不多，只占了七十七号大楼的六楼19。陈更华从石门路到江宁路上班，也十分方便。
陈更华时来运转不说，进了标准化情报研究室一看，他的资格最老，接触医疗器械专业最早，英文也最地道。其他同事当中，至多不过是五十年代的留苏人员，和他四十年代留学美国芝加哥大学的经历，不可同日而语。研究室的同事也十分尊重他，人人都称为“陈工”，而无一人直呼其名者。如此一来，陈更华慢慢地又有点好了创疤完了疼，把辫子翘了起来。陈更华说话声音也高了，烟斗也重新叼起来了，洋腔洋调也敢拿出来了。所谓“总是手持一烟斗，说话前深吸一口，盘恒再三。不过等到嘴一张便是一句SHIT，然后是正文。结束时又是一句SHIT。就像标点符号般的精确。”就是说的是他到了上海医疗器械研究所标准化情报室之后的情况。
那时候，陈良宇也有一二次到江宁路。见过陈良宇的人，都觉得父子俩颇有不肖之处。其父陈更华胖大威风，洋派十足，而且非常健谈，口若悬河。让人觉得直爽，没有城府；但是陈良宇那个时候却是又高又瘦，神情严肃，也不喜欢和人攀谈，看上去城府很深的样子。
当时陈良宇，虽然给人以一种城府很深的感觉，其实过的却完全是上海所谓“下只角”小市民的生活。正如许多上海男人一样，成家之后，就自觉地承担了绝大多数的家务劳动。早上早起买菜，下班以后又匆匆忙忙地洗菜做饭；星期天则大动干戈地洗衣服，打扫房子。从某种意义上讲，可以说是典型的上海“模范丈夫”。
闸北区因为历史上从来没有成为租界，因此向来是贩夫走卒、引车卖浆之徒的聚居之所。虽然人烟稠密，热闹拥挤，但是城区规划混乱，房屋低矮破旧，有许多穷人自己搭建的棚户房。因此闸北区向来有上海的“下只角”之称谓，好比是纽约黑人聚集的哈林区。
上海人秉性讲面子，所以住在闸北区的人稍一发迹，立即迁出闸北区。至于达官贵人，上海滩的闻人和有钱人，则更是不屑于住在闸北区。所以和黄浦、静安和虹口这些群星璀璨的地方相比，闸北区名人奇缺，仅仅只有一个画家吴昌硕在闸北区的山西北路住过十几年。闸北区现在编区志，将中国第一号大官商盛宣怀罗致在闸北名人录中。其实盛宣怀晚年在塘沽路所建的盛宅，只是他所设立的愚斋义庄的慈善场地，本人从未去居住过。
所以上海闸北区虽然拥有上海的主要火车站，却一向是被上海人看不起的下等人的集居之所。而陈良宇因为命运的播弄，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在这个闸北区最靠北的彭浦新村，可以说是“下只角”的“下只角”，过着小市民的生活。
【民兵指挥部里的南郭先生】
从一九七零年到一九七八年，陈良宇在上海彭浦机器厂始终是一名默默无闻的普通工人。既没有因为任何事情出头露脸，也没有犯错误，总之是默默无闻。进厂后七八年，隔壁车间的工人都不认识他，也不知道他的名字。当时的共产党国营工厂，非常注重宣传和控制人心，因此每个工厂都设立自己的广播室。但是陈良宇的名字，几乎从未出现在工厂的广播中。
陈良宇在长达七八年的时间内，政治上原地踏步，思想上只想过小市民的小日子，工作上只求过关，不求上进。这对于一个解放军重点院校五年制大学毕业，又经过在部队两年锻炼的人来说，这种情况在整个中国，也是相当少的。
最重要的原因，是当时社会动荡，运动连绵起伏，知识青年被发配到边疆农村。所以大多数精明的上海人都采取了一种明哲保身的态度，静观待变。那段时间，毛泽东莫明其妙地大捧工人阶级，声称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因此重要的岗位，几乎都是由大老粗当权，知识分子毫无地位。
其次，陈良宇始终因为家庭问题，在档案中有一笔不大不小的黑账，因此没有人会赏识和提拔这样一个档案中记录着父亲是“美国特务”嫌疑的人。在那个时代，家庭成分曾经埋没了许多人，甚至有许多人上吊投井。陈良宇虽然也被家庭成分所拖累，但是相对来说还是幸运的。
更主要的原因是，陈良宇经过在部队的打击和挫折，心灰意冷，政治上毫无进取，甘做一个碌碌无为的小工人和小市民。七十年代中期，上海公安，检察院和法院系统均由造反派组织转变而来的所谓民兵指挥部所取代。许多好吃懒做的工人宁愿去当工人民兵，维护社会治安，也不愿在工厂呆着。因为成为工人民兵，可以享受到类似公安人员的威风和权势。
陈良宇因为是退役军人，按照共产党的规矩，一旦退役，既是预备役军人，又是所谓的基干民兵。所以陈良宇也被彭浦机器厂理所当然地编入上海工人民兵的序列。陈良宇也参加过数次上海工人民兵的大规模行动，但是表现十分低调。既不冲锋在前，也不当最后一名。总之是滥竽充数，甘当南郭先生。
有一次，闸北区民兵指挥部的一个头目找到陈良宇，说陈良宇在部队里呆过七年，训练有素，要让陈良宇担任民兵小头目。陈良宇却告诉他，他以前在部队犯过错误，所以不仅不能当民兵头目，甚至不能当基干民兵。一句话，不仅让这个头目从此不敢再找陈良宇，而且此后也不让陈良宇参加任何工人民兵的活动，特别是和上海“第二武装”20相关的重要活动。
应该说，陈良宇此举十分聪明。如果当年他积极参与上海工人民兵的活动，甚至追随王洪文等人，即使境遇会有所起色，也会有一点现实的好处，但是好境太短，政治生命也将提早结束。相反，他在浑浑噩噩中度过毛泽东时代的混乱年代，客观上倒像是韬光养晦，磨砺剑峰。等到时间成熟之后，方才放出手段和本事来，在社会变革的大潮中，博上一博。
【时来运转】
陈良宇开蒙早，六岁上学，十七岁上大学，二十二岁大学毕业，这成为他日后飞黄腾达的一根特殊的筹码。一九七八年，随着邓小平时代的开始，知识分子吃香起来了。虽然陈良宇大学只读了二年半，其他二年半时间都是荒废，但是在一九七八年以后，文革以前正规大学的毕业生一律受到重视和提拔。但是，许多文革以前的毕业生，或垂垂欲老，或在文革中家破人亡，或疯狂残废，或被打成右派刚刚摘掉帽子，或屡遭批斗吓得破了胆子、或逃亡香港海外。而陈良宇年仅三十二岁，手持解放军重点大学五年制毕业文凭，好整以暇。他虽然在政治前途上遭受过挫折，但是既没有被批斗过，也没有被关押过，只不过是当了七八年小市民而已。七十年代末，像他这样好整以暇，正宗大学毕业，又十分年轻的知识分子，少之又少。这批人当中，许多日后都步入仕途。只是陈良宇能够爬得如此之高，另有奥秘而已。
因此说，陈良宇生逢其时，步入仕途是一种必然的结果。但是越爬越高，靠的却是一种特殊的本领。
上海彭浦机器厂也从一九七八年六月开始，由知识分子出身的江贯法担任厂长兼代理党委书记。江贯法上台之后，自然起用一批知识分子。一翻档案，锻工车间的陈良宇是解放军后勤工程学院毕业的正牌大学生，立即提拔到工厂技术科当设计员。陈良宇从此解脱了蓝布工装的工人生活，而是可以到技术科，坐办公室，成了一名白领。当然，这只是第一步。
陈良宇一九六三年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