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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着应对危局（1）
1928年6月3日，张学良送走父亲后，全力处理撤军和京、津和平接收等事项。他下令奉军一律退守滦河地区，孙传芳、张宗昌、褚玉璞残部则集中在军粮城、唐山一带。当晚，张学良夜不能眠4日早晨起床，他看见吴泰勋（吴俊升之子）在扶乩，就问大帅如何，沙盘中出现“大帅归矣”四个字。张学良见后，还讥笑吴泰勋说：“这乩太灵了，谁不知道大帅已经回去了。”
中午，张学良即接到张作霖在奉天附近被炸负伤的消息。闻此噩耗，张学良力持镇静，处变不惊。他竭力促成北京社会各界头面人物王士珍等出面，接洽和平让渡北京办法，最后商定奉军留鲍毓麟旅在北京暂时维持秩序，待国民革命军进城接防后再退出。当天的生日宴会也照常进行，张学良神色依然如常，一点也没有惊慌的样子，只是不像平常那样爱讲笑话而已。
傍晚，张学良、杨宇霆专车由北京开赴滦州，暂住滦河西的北山大觉寺内，指挥奉军陆续撤出关外，并筹划如何处置张宗昌、褚玉璞的直鲁联军和孙传芳的五省联军。
因为父亲的忌日正好是自己的生日，张学良从此以后不再在6月4日过生日。他说他不能过自己的生日，一过生日就想起父亲。由此点，我们不仅可以看出张学良对父亲的至爱，父子情深，而且也能体会到这次事件在他心中留下的创伤，从此埋下了坚决抗日的种子。
大约在6月1？日左右，张学良获知父亲已于被炸当日身亡的确切消息，一下子惊呆了，但也感到自己责任的重大，稍一疏忽，就有可能酿成大乱。他把痛苦埋在心里，每天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照常工作，到各军视察，只是在私下里跟亲信谈及此事时，泪流满面地说：“我父亲死了，我很痛苦，但现在，再苦也不能说出来。”
直到滦州撤军、布防基本部署妥当后，张学良才把前线军事指挥权暂时交给杨宇霆，自己化装乘坐闷罐车，杂于士兵中秘密出关，潜回奉天城。当时，大家都明白皇姑屯事件是日本关东军干的，但谁也不知道日本侵略者下一步要干什么。日本侵略者既然敢谋害张作霖，也就有可能同样对张学良下手。为防止重蹈父亲的覆辙，张学良身穿灰色士兵军装，剃光了头发和胡须，只带副官谭海、卫队营营长崔成义、外交助手王家桢等几个亲信随行，他们坐在一列运载撤退奉军的闷罐车内出关。车过皇姑屯时，他探身门外，神色惨淡，默然无声。6月17日，张学良平安抵达奉天城。
皇姑屯事件后，奉天省当局立即识破了日本军人的阴谋，采用奉天省督办公署参谋长臧式毅的建议，秘不发丧，对外宣布张作霖只是身受了轻伤，以稳定局势，防止关东军借机行事。厨房每天照常开张作霖的饭，医生天天按时来帅府换药，照常填写病历和处方。还把张作霖头部用绷带包扎起来，仅露出眼、鼻、口，躺在床上，旁边照常摆上鸦片烟具和水果，甚至重新为张作霖配制了爆炸时损坏的老花镜，置于床头。中外客人探病问伤，一律请其在卧室外隔着窗户遥望，使日本人一度信以为真。
一直到6月8日，关东军才确认张作霖已死。但由于奉天当局沉着应对，力戒与日军冲突，河本大作所期望的两军武装冲突始终没有发生，日本人找不到出兵的合适借口。日本陆相白川义则大将曾在内阁会议上提议授予关东军向京奉铁路沿线出击的权限，内阁多数成员以事关重大，予以拒绝。结果，河本的计划仅仅是炸死了张作霖而已。
同时，在张作霖继承人问题上，日本内部意见也很不一致。曾任张作霖顾问的日本陆军少将松井七夫主张扶植杨宇霆，日本驻奉天特务机关长秦真次少将主张拥立张学良，关东军参谋长斋藤恒看上了张作相，河本大作则拟定张景惠。这反而为张学良顺利继承父位，创造了有利条件。
张学良返回奉天帅府，一见到父亲的遗体，便放声大哭，把十几天憋在心中的悲痛与苦闷一下子倒了出来。经此发泄，他情绪有所好转，马上考虑善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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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着应对危局（2）
当晚，奉天省长刘尚清、督办公署参谋长臧式毅、外交处长王家桢等齐聚帅府，连夜讨论，认为既然大帅在弥留之际有话，理应由张学良先主持奉天军务，以防不测。最后，商定用张作霖的名义草拟手令一份，内称：
本上将军现在病中，所有督办奉天军务一职不能兼顾，着派张学良代理，仰即知照，并转所属一体知照。
张作霖铣
张作霖的名字是由张学良代签的，他模仿父亲的笔迹，写得一模一样，完全可以乱真。因为前方将领和奉天要员都知道张学良17日回到奉天，为避免内部生疑，日期落上“铣”（16日）字。
第二天，6月18日，刘尚清发表奉天省长公署令，宣布奉“张作霖手令”，张学良已于17日代理奉天军务督办。2？日，张学良通电全国，正式就职。电文的主要内容如下
……自今以后，谨当遵大元帅佳日息争通电（即张作霖5月9日息争通电——笔者注），停止一切军事行动，抱息争宁人之旨，以期贯彻初衷，自非他方危害侵及生存，决不轻言战争，此为我父老敬告者一。
国于天地，必有与立，交邻亲善，古有明言，东省地介边陲，尤宜讲求外交。自今以往，当以最诚恳之态度与友国相周旋，屏除挑拨离间之阴谋，祈达共存共荣之目的，此为我父老敬告者二。
东省为国防地带，整饬戎政固职责所当然，然古有明言，兵在精不在多，比年因战事发生，编制不无冗滥。自今以后，当取精兵主义，力谋收缩，一面厉行兵农政策，即以收束军队从事农垦，期于开发地利，为国实边，但使畎亩中多一耕农，即社会上少一游惰。彼时生产之力日增，军费亦因之自然日缩，袍泽同感生存之乐，而饷需亦无竭蹶之忧，此为我父老敬告者三。
奉省金融困滞，公私痛苦同深，勉事补苴，终非善策。自今以往，当厉行开源节流主义，实事求是，蠲除一切苛捐杂税，以利民生。一面提倡实业，奖励生殖，其他推广教育，整理司法。凡百内政，均协助民政长官切实进行，俾民治早日观成，即政治之改革可期完善，此为我父老敬告者四。
至于国家之大，主体在民，民意所归，即国是所在。自今以往，以全体民意为准则，循序渐行，其一切制度规章悉采取众意，归于公决，庶将来政治入于正轨，全国可企同风，此为我父老敬告者五。
以上所列，上之则秉承于庭训，内之则发动于良心，端绪虽繁，精神不贰。志愿所在，生死以之。
通电提出了治理东北的五项方案，可以说是张学良的施政纲领。归纳起来即是：（一）罢兵言和，反对内战；（二）交邻亲善，讲求外交；（三）整饬戎政，实行兵农政策；（四）提倡实业，整顿金融；（五）顺从民意，改革政治。
当时，张学良就任的是代理奉天军务督办之职，但电文中讲的多是全东北的问题。这实际上是为他不久主政东北三省做了理论准备。
在通电就职的当天，张学良还采取同样的办法，用“张作霖手令”，调吴俊升的侄儿、护理黑龙江省军务督办吴泰来为奉军三、四方面军骑兵集团军军长，委派万福麟任代理黑龙江省军务督办。
未完成的营葬（1）
在运用父亲的名义解决了奉、黑两省的军政当局继承问题后，张学良才于6月21日公布死讯，宣布张作霖因伤势过重于当天子时去世，开始发丧，举行隆重的祭奠活动。帅府内搭起高达2？多米的灵棚，中央设祭坛，安置张作霖的灵柩，前有戎装照片，左右两旁摆满了社会各界送的花圈。灵棚悬挂各界人士送来的挽联，包括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吴佩孚、段祺瑞等军政显赫人物。中外吊丧宾客络绎不绝。东北各省城、市县也先后搭设灵棚，公祭张作霖。一时间，好不热闹。这其中也包含了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抗议。
在为张作霖治丧期间还发生了惊心动魄的一幕。张学良自述说
我父亲开吊之日，日本关东（军）司令官（菱）刈隆大将率宪兵一小队，亲来吊祭，我因仇愤，冲动万分，拟杀之以祭我父，被张辅忱（张作相字）、王维宙（王树翰字）二人所制止。张以强词不准我乱动。王则劝我说：东三省父老，对我有所期望，付托以大任，非有私爱于我也。我虽不计一己之利害，我不能不顾东三省父老之遭殃，不可徒逞一时之愤，而害无辜。何况人来行吊祭之礼，我则杀之，此非丈夫之行也。成大业者，须能忍辱负重，非逞快之徒，语云：“打落门牙，带血吞。”愿我三复斯言。当（菱）刈隆祭毕去后，我行家祭未能终祭，曾悲痛昏倒于父亲的灵前。
如果不是张作相、王树翰及时制止了张学良的一时冲动，真的杀了日寇关东军司令官，那后果是十分严重的。
8月，张学良为父亲举行了盛大的出殡仪式，停灵柩于奉天东关竹林寺待葬。
从1928年秋天开始，张学良投入14？？万银元（其中大帅府拨款5？？万元，东三省捐款8？？万元）巨款，在抚顺市东约六十里的铁背山麓，开始为张作霖修建规模宏大的陵墓。这块墓地是张学良带领风水先生亲自勘定的。在张学良主持下，成立了大元帅墓葬工程处，东三省官银号总办彭相亭任总办，石辑吾为经理。墓地临山环水，苍松翠柏。风水先生称此地：前照铁背山，后坐金龙湾，东有凤凰泊，西是金沙滩，是一块罕见的风水宝地。张学良对墓葬工程十分关注，多次亲临工地视察指导，并将墓地取名为“元帅林”。工程历时三年，工程尚未竣工，日寇即于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工程被迫中止。日伪统治东北的14年间，张作霖墓地屡遭严重破坏，成了一片废墟。
1979年，辽宁省政府根据文物保护政策，拨款重修“元帅林”。整个墓地坐北朝南，由方城、圆城、墓室三部分组成。圆城南大门内新铺游览的甬道，建一花坛，外围栽植上千棵果树。台阶两旁有高耸的华表和一对石狮。台阶尽头，翁仲对立。墓室内浮雕飞天，汉白玉的盘龙、瑞兽翊翊如生，顶上有日月星辰。
重修“元帅林”后，留在大陆的原张学良旧属卢广绩（96岁）、刘鸣九（91岁）、荆有岩（91岁）、郭维城（78岁）、张庆泰（8？岁）、吴家兴（8？岁）、杨志信（8？岁）于199？年4月18日联名写信给张学良，邀请他回乡移葬张作霖。信中写道：
汉公钧鉴：
岁次庚午，适逢我公九十高龄之期，南望云天，别情离绪，实不胜怆然。所幸苦难之祖国日趋振兴，统一之局面为期不远。大陆人民，特别是公之旧属亲朋莫不衷心默祝，深盼能不放过我公一生之惟一之九十寿诞，为公当面祝南山不老之寿，借叙离情。我公亦可假此机会探视（扫墓（葬先人。公曾一再亲口说过，先大帅壮烈遇难，简葬辽西，尸骨未寒，其灵柩必须由公本人安葬辽东。铮铮斯言令人难忘。现驿马坊旧坟地，已由锦州市和令孙大壮出资修葺，元帅林新墓园一直由抚顺市政府负责，保护完好。移葬条件已具备，只待我公亲临主持，如此良机实不可失。我等深知我公一向谦虚大量，但对此办寿扫墓探亲移葬之奉当允不辞也。对此台湾当局亦当本人情大义不予拒绝。引领神驰，不尽欲言。谨祝健康长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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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成的营葬（2）
此信寄给台湾著名大报《中国时报》社编辑部转交张学良，但由于种种原因，张学良没有接受邀请回乡。同年1？月9日，张学良复信卢广绩做了答复。信中说：“寄来剪报及报纸均收到，多谢！最近甚忙，迟迟未能复信，请原谅。请代为问候各位乡弟。”
信的抬头称卢广绩为“广绩乡弟”，实际上卢广绩长张学良7岁，应当称“乡兄”才对。也许是分别半个多世纪，张学良记忆模糊搞不清楚谁大谁小了。
现在回过头来说，“九一八”事变打断了张学良安葬父亲的全盘计划。张作霖的灵柩停在东关竹林寺无法入土为安。一直到1937年6月3日，即张作霖遇难身亡第九个年头的前一天，才由在伪满洲国中任职的原张作霖旧属出面，将其安葬在辽西黑山县驿马坊（今属锦州市，距城区约39公里）。
继承父亲霸业
说完张作霖安葬的原委后，我们再回头叙述1928年夏季的东北政治军事外交局势。
随着张作霖死讯的公布，东北军政最高长官人选的确定就成为迫在眉睫的头等大事。按照封建军阀集团家天下的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