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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张作霖死讯的公布，东北军政最高长官人选的确定就成为迫在眉睫的头等大事。按照封建军阀集团家天下的传统做法，嫡长子继承父位是天经地义的准则，张作霖生前不遗余力培养张学良，这是奉系集团成员大家心知肚明的事。早就以“少帅”闻名全国的张学良，应是新统治者的法定人选，但并非惟一的人选。当时，鉴于张学良过于年轻，奉系一批老人竭力拥戴老成持重的张作相为领袖，另有少数人支持有“小诸葛”之称的杨宇霆。日本人在占领东北的阴谋失败后，这时又在继承人问题上大做文章，推波助澜，在张学良（张作相（杨宇霆之间制造矛盾，弄得一时间谣言四起，飞短流长。
吉林省军务督办张作相，祖籍直隶深州，1881年生于奉天义县，是张作霖的绿林老伙伴、结拜兄弟。在张作霖的早期绿林伙伴中，张作相享有“忠厚”之名，是奉系军阀集团内部的一味“甘草”，在张作霖与其集团成员中起着调和阴阳的作用，张作霖也很尊重他，在东北军界、政界深得人心，资历和声望俱佳，是有力的人选。
当时，张学良只掌握部分兵权，才使用手腕谋得奉天省军务督办之职，基础尚未巩固，如果公开与张作相争夺，不一定能成功。因此，在6月24日举行的东三省省议会联合会会议上，张学良以退为进，谦逊地推举张作相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兼吉林省司令，自己只任奉天省保安司令，万福麟为黑龙江省继承父业的张学良骑马阅兵保安司令。
张作相对张作霖一直忠心耿耿，自然不愿辜负老帅。而且，他自知无力应付当前的复杂局面，认为张学良年少有为，培养的新派势力雄厚，一定能够担当危局，应付内外，保持东北的团结，继承父位顺理成章。所以，他力辞不就，并推举张学良为总司令。他当着大家的面，对张学良说：“汉卿，你放心干好了，我们都会支持你。在公的方面，如果我们不服从你的命令，你只管拿军法来办我们。可是私底下，你还是我的侄儿，如果知道你不好好干，我会在没有人的时候，打你的耳光。”作为奉系中老一辈最有分量的人物，张作相这一番话，等于一锤定音，解决了张学良的继承权问题
7月2日，东三省议会联合会再开大会，张作相恳请辞职，并全力推举张学良。最后，大会一致推举张学良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兼奉天省司令。
7月4日，张学良宣誓就任本兼各职。23日，东北临时保安委员会宣告成立，推举张学良任委员长，统一管理东北各省区所有内政外交重大事务。至此，张学良继承父位，取得了东北最高权力，主政东北，成为第二代“东北王”。此后，东北进入了所谓的少帅时代。“少帅”这一非正式的、但极为流行的称呼，才算是有了名副其实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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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住压力易帜（1）
张学良继承父位、主政东北后，并非如人们想像的那样轻松自在。在显赫的权力和令人眩目的威风背后，是几乎使他不堪重负的责任。当时，他所面临的最紧迫、最根本的问题，就是东北向何处去？是继续走父亲的老路，在日本的扶植下，把东北变成一个“自治”的独立王国？还是毅然易帜，实现中国的统一？这是张学良必须首先做出明确抉择的最重大问题。
第一条道路，对于与日本有杀父之仇的张学良来说，基本上没有考虑的余地。他少年时代就痛恨日本对中国的侵略，1921年东洋观操萌生了抗日的志向，及至皇姑屯的爆炸声敲碎了他心中残存的对日本的最后一点幻想，形成了坚决抗日的思想。父亲一生对日本人小心翼翼，虚与委蛇，从不公开得罪，基本上保持了合作关系，仍不免惨遭毒手。如果自己还和日本合作的话，岂不是比父亲更容易被暗杀吗？严酷的现实使张学良深深认识到，绝不能再走父亲的老路，绝不能和侵略者合作。企图在日本侵略者的卵翼下求得东北的发展，无异于引狼入室，自取灭亡，迟早会使东北落入日本侵略者的魔掌。
第二条道路，与张学良早先息内争御外侮的主张正好吻合。张学良一向有国家民族观念，主张国家统一。他既已决定不与日本侵略者合作，就必然要承受来自日本方面的强大压力，甚至要冒与日本直接对抗的危险，但光凭东北一隅，难以抵抗日本一国，要想免除东北的危险，必须国家统一。只有国家统一，才有希望转弱为强，否则豆剖瓜分的局面终难幸免。因此，张学良就任不久，即于1928年7月1日发出通电，宣布与南京方面停止军事行动，绝不妨碍统一，并派遣邢士廉、王树翰、米春霖、徐祖贻等人前往北京，与蒋介石及其代表商谈东北易帜的问题。
南京政府和平接收京津地区，结束北洋政府长达16年的统治。不久，新疆督办杨增新宣布易帜，接受南京政府的领导，使得关内地区都挂起了青天白日旗，只有东北四省仍悬挂五色旗。这样，东北的归属问题就成为南京政府能否统一全国的焦点，中外瞩目。蒋介石担心出兵关外必遭日本干涉，酿成第二个“济南惨案”，因而也力主和平统一。
7月6日，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四位集团军总司令在北平（6月20日，国民政府宣布改直隶省为河北省，北京市改为北平市——笔者注）香山碧云寺孙中山灵柩前举行祭告孙中山典礼。典礼结束后，在北平召开善后裁军会议。在此期间，蒋介石亲自接洽处理东北问题。
张学良的代表邢士廉、王树翰等于7月10日下午抵达北平，即由何成浚、蒋作宾陪同前往香山拜会蒋、冯、阎、李四位总司令，洽商一切。
此前，东北方面对于和平统一问题提出过如下的条件：（一）东北政治分会由张学良任主席；（二）国民革命军不进入东北；（三）南京政府不干涉东北军政；（四）南京政府不在东北设立宣传分支机构；（五）热河划归东北。
而南京政府方面提出对案则是：（一）奉军出关；（二）悬挂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三）服从三民主义；（四）东北政治分会主席由国民政府委派；（五）东三省归第六军区，长官由国民政府委派。
关于东北易帜问题，在北平的四位总司令意见并不一致。张学良自述说
我派王维宙（树翰）为代表赴北平进见，并陈述服顺中央之志愿。会谈席间，冯玉祥对王说：“东北军军备甚丰，须缴出步枪若干万支，炮若干百门，而后才能谈投降的问题。”王维宙徐徐答称：“我本文人，对于军事不甚知晓，不过听说冯先生所索要的武器可能是有的，但现在车辆缺乏，交通不大方便，运送如许多的东西，有点困难，还是请冯先生自己到关外去取吧！”王维宙即拟退返奉天。夜间，蒋主席单独约王谈话，对王言：“你不要听冯焕章（冯玉祥字）的那一套无谓的言语，政府大计是由我负责主持，不必归去，我们要从长计议。”遂派何雪竹（成浚）、张岳军（群）同王商谈，蒋主席派何雪竹、方本仁、吴铁城先后来到奉天，组成东北政府分会，中央任我为东北政府分会主席，兼东北边防司令长官。
顶住压力易帜（2）
7月14日，蒋介石在香山别墅宴请张学良的代表邢士廉、王树翰、米春霖、徐祖贻等四人。席间，邢士廉等进一步陈述东北现状及张学良期望统一之忱。蒋表示赞许，仍主张以三民主义统一东北，绝无其他主张。
当天，蒋指派参谋本部第一厅厅长刘光等作为他的代表，随同张学良的代表前往奉天与张学良当面会商东北易帜问题。
刘光到奉天后向张学良提出：（一）东三省归国民政府节制；（二）奉行三民主义）（三）改悬青天白日旗。张学良表示：这三条均可办到，但必须首先解决以下四项：（一）外交问题，请立示机宜；（二）党务方面，先派员赴南方见习，再举办党部；（三）政治分会由其组织请求南京委任；（四）停止对热河的军事行动。刘光当即将张学良上述意见电告北平蒋介石。
7月16日，蒋又加派何成浚、孔繁蔚为南京全权代表赴奉，直接同张学良商谈。经双方往来洽谈，顺利达成协议，决定于7月22日宣布易帜。
不料，日本人斜路杀出，施加巨大压力，公然干涉东北易帜。
日本侵略者在炸死张作霖（扶助复辟派一举夺取东北三省的罪恶图谋失败后，转而决定向张学良施加强大的压力，迫使他在东北搞独立王国，使东北成为日本控制下的傀儡政权。
早在6月25日，日本驻奉天总领事馆总领事林久治郎曾谒见张学良，声称接到田中首相训令，劝告张学良：“为今之计，东北宜以保境安民为重，勿过于向南方采取接近态度。”
7月12日，林久治郎第二次奉命谒见张学良，公然表示日本反对东北当局与南方妥协而易帜，并威胁说：此举将导致东北治安秩序陷入混乱。
7月16日，张学良亲自拜访林久治郎，告以东北与国民政府商洽和平统一的条件，并征求其意见。林答以容请示日本政府后再行答复。林久治郎得到政府的训示后，于7月19日谒见张学良。林久治郎直接把田中首相的书面警告交给张学良，内容为：（一）南京政府含有共产色彩，其地位尚未稳定，东北实无与其联系之必要；（二）如果南京政府以武力压迫东北，日本愿不惜牺牲，尽力相助；（三）如东北财政发生困难，日本银行愿予以充分接济。张学良阅后，很冷静地问道：“我是不是可以把日本不愿中国统一的意见，或东北不能易帜是由于日本干涉的情形向南京政府报告？”林久治郎无言以对。只是说日本政府的意见，希望予以充分考虑。两人不欢而散。
鉴于日本的强硬态度和巨大压力，张学良不能不有所顾虑。他授意奉系势力统治下的热河特别区都统汤玉麟于7月19日发出通电，宣布……改易青天白日旗，一体服从三民主义”。
日本对热河尚鞭长莫及，对热河的易帜没有阻挠。
7月19日，张学良分别致电王树翰、何成浚等，要他们将日本人的警告转陈蒋介石。
7月21日，张学良致电蒋介石，表示不能马上践约，要求蒋指定地点，他愿与蒋当面商谈。
但蒋介石坚持认为日本未必敢立即采取军事行动，即使出兵，全国必为东北后援，要求张学良当机立断、毅然宣布易帜。当天，蒋介石在北平接见王树翰等，说：“应催张学良不可为倭奴恫吓所折服，当即决定通电表示服从中央，以救东北救中国。”
同一天，何成浚、刘光复电张学良转达蒋介石的意见：“总座之意，以日人态度如此，尊处愈有当机立断、毅然宣告之必要。盖日人此等举动，非仅悍然干涉我国内政，直已视东三省为彼俎上物。今惧别生枝节，而犹豫不决，以后将永远受宰割，东三省不复为我国领土，先生亦岂能更有立足之地？……东三省存亡，即中国之存亡，系乎先生今日之举惜，务望即日宣告易帜，完成统一。
7月23日，蒋介石复电张学良，再次要求“请先毅然断行，以救中国”。面对南京政府的一再催促，张学良在7月23日对记者发表谈话，表明其拥护统一的态度与不能立即宣布易帜的苦衷。他说：“余现感到欲救中国之危亡，宜速谋南北之统一。故自先父去世，即迭派代表与国府要人接洽妥协。一两日来已急遽接近，（即将）成为事实，断不因日本警告即行终止，或当藉日本警告便诚心地进一步与国府早谋妥协。质言之，余与国府精神上已趋一致，现不过形式上之易帜之问题，尚须迟缓一、二日实行而已……”
顶住压力易帜（3）
7月24日，张学良再次致电蒋介石，进一步解释：“东省易帜不能立时实行，弟对兄方深愧疚，乃蒙曲垂爱护，益觉汗颜。或有疑日方警告系弟故弄手段，弟可誓诸天日，且弟之为人，向不肯欺人自欺，请询君实、小岱即可尽知。如再怀疑，并可派员来奉监督一切。总之，弟现在实处两难，不易帜无以对我兄，无以对全国；易帜则祸乱立生，无以对三省父老。数日前探知田中意旨，如我方不听劝告，即用武力，确非空言恫吓。观奉垣形势，我公定悉。今日接东京电云：民政党联合贵族院反对政友会对于东省之举动，以为破坏统一，干涉中国内政，此种拙劣外交，徒伤中国国民感情，使日本益立于不利之地位，而政友会少壮派亦起而反对干部等语。是田中地位行将摇动，我倘于此时予以借口，彼转可借对外问题以延长其政治生命，故为大局计，似不必急此一时。如兄以为非易帜不可，则弟只有去职，以谢我兄相待之盛意，弟亦知兄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