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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家时就明白他没有第二次结婚的打算，他仍爱他的妻子。她给了他一个舒适的家，会把他打扮得整整齐齐地离开奥马哈去和苏茜共度好时光。
刚开始时阿斯其德宁愿离开奥马哈也不愿呆在空荡荡的家里，一段时间过后她也就习惯了他的来来去去，与巴菲特的家人也混熟了。值得一提的是，她与巴菲特的妻子仍是亲密朋友。苏茜来奥马哈时，她们一起做饭，尽管苏茜不住在法南街。在一年一次的伯克希尔。哈撒韦聚会上，这两个女人并肩坐在一起小声谈话，巴菲特则在台上讲话。
这三个完全不同的人是完全合拍的。阿斯其德照顾巴菲特的生活，巴菲特离开奥马哈时苏茜陪着他。他们去纽约和加州看望老朋友。在所有正式场合中，比如半年一次的本。格雷厄姆投资集团聚会时，巴菲特总是带上他的妻子。
表面上看，巴菲特和苏茜的个性都没有变。依阿华零售商乔。罗森菲尔德常与他们在加州会面，他说：“他们和别的夫妇没什么区别。”小苏茜说她父母的“基本关系”还是没变。彼得认为这真是“超现实主义”，他们的住处相隔1500英里，可好像什么都没发生。
霍华德。纽曼 （本。格雷厄姆一个同伙的儿子）甚至戏谑地夸巴菲特有两个女人。“本也想这么着，可你却成功了。”他开玩笑说。可是巴菲特并不像玩笑中说的那样是个浪漫的花花公子。他对待这两个女人是小心的，有区别的，就像计划好了一样。事实上苏茜和阿斯其德是不同类型的人，不像演员一样可以相互替换。这也让巴菲特的朋友们感到不和谐。尽管他们也习惯了这种三角关系，可还是觉得不可思议。
有人想知道巴菲特对这样的婚姻有什么想法，还是他只是重新组织了一个能让他继续干好事业的家庭结构。彼得就曾问他父亲，他母亲是不是一开
始就说过要嫁给他。巴菲特自己也对此表示怀疑。可不管朋友们多么困惑，事实是他找到了或者说发明了一个于他有利的解决办法。与苏茜保持关系，虽然相隔甚远却给了他一种一直渴望的稳定感，这是种当他年轻时要急急忙忙赶回奥马哈时的感觉。这使他免受离婚的创伤，也不用大费脑筋地重新寻找安慰。
审慎是他的特点。“我热爱生活，我安排好生活来干我想干的事。”有一次他对记者说道。他不修边幅，也不管什么社会习俗，到现在仍是如此。
他不打算介绍他的三人芭蕾；在一次被搬上报纸的评论中，他只说这对三个当事人都很合适：“如果你对每个人都很了解，你就会理解这种关系了。”
巴菲特在与朋友们的谈话中确实强调过阿斯其德是托了苏茜的福。唐。代利，巴菲特的弹子球老伙伴，在阿斯其德住进巴菲特家后来奥马哈拜访过他，很自然地也想了解他的情况。唐发现他们晚上睡在一起。巴菲特告诉他这两个女人是朋友。代利说：“我想这对他很重要，他说他不会偷偷摸摸地干什么事的。”
彼得认为，巴菲特在苏茜走后头几年过得很惨淡。“他很伤心，失魂落魄的。”彼得说。巴菲特的一位亲密女友也说他“十分孤独”，但她感兴趣的是他是如何处理的。只有少数几人知道他的痛苦。据他的儿子说，巴菲特有时也会忘记不快，专心工作。他会忙忙碌碌地仔细安排新生活，就像“带上眼罩的马”一样。
他过去的经历十分坎坷，少年时一人来到华盛顿当报童。尽管他现在拥有其中几家报纸，他的工作还是基本没变。他还是起得很早，好像办公室里还有一捆报纸等着他去送一样。现在有两个女人照顾他，他打电话的声音都高了5度，就像从来没碰上不高兴的事一样。他的老密友乔。罗森菲尔德从未见巴菲特沮丧过——“一次也没有，他全身心投入到伯克希尔公司中了。”
他说。
巴菲特没因个人的麻烦而有所松懈，他再次振作起来。70年代后期，巴菲特代表伯克希尔公司陆续搞了一批投资。当股市疲软时，他兴致勃勃地用伯克希尔保险公司的大量流动资产来买股票，包括奥姆雷达。赫斯、美国广播公司、GEICO，还有通用食品、《奈特岛拯救报》、通用媒体、SAFECO、F。W。羊毛公司等，还有许多其他公司的股票。
有关巴菲特买某种股票的消息能使股价上涨10％。经纪人阿特。罗斯尔说，“通用食品的股价升得像长了翅膀一样，但沃伦不承认他在买进，他等别人都抛出，股价回落时再开始购买。查理。芒格大声诅咒道： ‘这帮狗娘养的又在跟进了。’”
巴菲特在投资时也在写作。有几次是为经济刊物写的，主要还是为伯克希尔。哈撒韦写年度报告。他总在记录他的进展状况。直到巴菲特伙伴公司开张后他才不写了。现在他更多的是写关于投资、管理和金融方面的书信体报告。
我们不知道这是什么时候开始的，但他后来整理了这些信件。那是从1978年前半年关于1977年的一封信开始的，正是苏茜离家的那段时间。这封信写的是最基本的东西，估计没有多少人读它。巴菲特按自己的方式完整地介绍股票：他找的是自己能懂的公司，有诚实胜任的管理人，良好的前景，而且价格很公平。他无意参加短期交易。
他写这封关于购买股票的信的动力是因为 70年代末华尔街交易所的奇
怪情景。巴菲特中意的股票俯仰皆是，可就是没人愿买。1977年夏天，道。琼斯工业股票的指数猛跌到800多点，远低于平均水平1969点。原因是因为70年代中期美国的经济不景气，所有报纸的头版都登着绝望的消息：美元贬值，日元升值，伊朗的原教旨主义者，尼加拉瓜的红色军团，石油输出国组织活动频仍，国内能源短缺，人们普遍认为美国的作用在削弱。表里不一的尼克松被赶下台了，换上来的吉米。卡特却有德无能。乔治。布什开始关注白宫，并对联邦债务感到震惊。他发誓，如果他当选就要在第一任里实现预算平衡。
5年前美国经济也面临着相似的情况，但华尔街度过了难关，随之而来的是历史上最有力的经济复兴，可这安慰不了谁。金融周期只有在回忆时才是清楚的。无人可以预知未来。市场上的任何变化都只有一次。70年代末最受人痛恨的是通货膨胀，所有物价都涨了13％。华尔街上的主要价格却只有两位数。内地还出现了卖假货的人，只有他们还能利用困难时期大发横财。
巴菲特卖黄金、钻石、艺术品、房地产、稀有金属、冷冻食品、加州希蒙得木豆，还为别人咨询如何度过难关。他的观点是：“别信书上的理论。”
就因为他反对股票代表国家经济状况的观点，他到处受嘲笑。在 1979年的一封信中巴菲特写道，他吃惊地发现养老基金会的经理们那年只把手头9％的钱花在股票上，再没有比这更胆小的事了。他们本该是“一群理论上说最该保持长期投资的人”。他忍不住加了一句：“对此我们不能不感到高兴。”
——他指的是伯克希尔的投资组合。
没人不说股票便宜，可惜直到熊市过后，养老基金会的经理们还在等着“看清形势”。制造商哈诺瓦从市场中抽出了60％的资金，高级投资顾问维克特。梅隆解释说：“还有些问题不明朗。”詹尼。蒙哥马利斯科特的副经理汉兹。H。比尔也持这种观点：股价很低并不意味着人人都要买进，将来的形势还取决于许多棘手的问题。
《商业周刊》做出了最让人揪心的预言，它1979年 8月的一期刊物的封面题目就是“股票完了”。文章很有创意，它仔细描述了股市的不景气。
因此，它说，人们应该投资于货币市场、快速食品或稀有印花，股票当然该让位了。股价太低了，迟迟不见回升就是股市死亡——不仅仅是不景气——的证明。
无论如何，美国经济必须承认股票永远死了这一事实——也许将来会恢复，可决不会太快。
巴菲特坚决不同意这种说法。同一周，他给杂志《福布斯》投了篇稿子，批评养老基金会的经理们过了时的明智：
将来的事没人知道，你们是在大家都看好时才花高价买进。不确实性其实一直伴随着长期投资者。
这篇文章反映出巴菲特更急于要正式解释这个行业，比他60年代的思想更深入、更先进。他说基金会的经理们都集中到了当时利率的9。5％的公司债券上了。原因很简单：股票没有息票，而且风险太大了，当时的情况更是如此。
巴菲特看到的不是表面现象。实际上当时的股票风险很低。他看的不只是股票本身，还得看企业的经济状况，然后再下结论。股票与债券一样也是企业资产的一部分。它其实也是有“息票”的——即企业的赢利——只是看不见自己。
比方说，道。琼斯指数中某家公司的账面价值增加了13％，一个很普通的数字，它的股票交易却达不到这个水平。巴菲特看到的股票就是“带13％息票的道。琼斯债券”——比一般的债券利率高得多。如果他是个谨慎的股东的话，股票始终会给他带来13％的收益。
即使在熊市中，巴菲特自己的股票仍在升值。现在伯克希尔的股票每股面值290美元，使巴菲特的账面价值增加了1亿4千万美元。有一件事人们觉得不解，巴菲特的工资只有5万美元，但他却从不到伯克希尔那儿要钱。
他连一股都不愿卖，说这漂亮东西太值钱了；他也不让公司分红。从他那蒸蒸日上的事业上刮点钱下来真是亵渎神灵。
由于要支撑两个家，他向奥马哈的一个经纪人查尔斯。海德诉苦说：“我的一切都与伯克希尔生死相关，我想再弄点外快。”
到70年代末，他个人买了一些股票。他对自己的钱要大方一些。比如在买特勒丁时，巴菲特投资股权，他孤注一掷，要么投资失败，要么当个杀手。
他的一位助理说，他还买了黄铜期货——一次真正的投机。
“钱来得这么容易真是让人害怕，”伯克希尔一位雇员说，“他分析了自己要买的股票，然后一下子钱就来了。”当一个朋友建议巴菲特试试房地产时，他笑着说：“现在股票这么好搞，我为什么要试房地产呢？”经纪人阿特。罗塞尔说：“巴菲特就像玩宾果游戏一样赚了300万。”
虽然现在富得流油，巴菲特的生活还是很简朴，至少在奥马哈是这样的。
他自己开车——一辆林肯车——到位于凯威特广场的某个套房去上班。他和另外5个人在那儿处理伯克希尔的业务。他主要的消遣也就是打桥牌，看经济读物，欣赏体育比赛，再就是与别人讨论演出。他和阿斯其德出去时通常都到格兰特去——巴菲特过去的同学开的不起眼的牛排店。
巴菲特的世界越来越大，朋友、公司、他的作品也不只限于奥马哈市。
1980年夏天他50岁生日时，苏茜在纽约的大主教俱乐部办了个舞会。（他40岁生日是在高尔夫球场上度过的。）巴菲特从斯坦。利普西那儿拿了一大包爆米花，不停地往嘴里塞。在场的还有杰利。奥兰，他在彭内的朋友，中学同学唐。丹利，格雷厄姆—纽曼的副手沃尔特。施洛斯，桑迪。戈茨曼——关于收费桥梁的话就是他漏出去的，凯。格雷厄姆，卡罗尔。卢米斯和马歇尔。温伯格。巴菲特带了一份威尔森角子机的平衡表，那是他的第一次交易。情歌歌手苏茜为他唱了一支长歌。朋友们都祝贺他。最后的一个项目是吃芒格提供的烧烤。
在那个有木板饰墙的大房间里，大家都玩得很痛快。他们也都注意到巴菲特想写点什么。他穿着磨平了底的鞋子，梳着大背头，嘴巴微微前凸，看上去就像个教授。他的身材仍然很好，杂乱的眉头给他增添了点思想者的色彩。实际上这些快乐的人都为他而激动，甚至有点崇拜。不管谁拥有伯克希尔的股票——现在每股卖到375美元——都发财了。
第二年，巴菲特接到个悲伤的电话。他和芒格的好朋友，货币交易商里奇。戈林的妻子突然悲惨地去世了。巴菲特在奥马哈给在加州的戈林打了个电话。
“我受不了了。”戈林说。
“我理解你的心情，”巴菲特说，“我父亲去世时我也一样，就像被人揍了一样。”
停了一停他又说：“这么办吧，你带上你儿子飞到查理的小岛，我们一起在那儿住三四天吧。”
巴菲特和他在明尼苏达州的一个湖上见面了，就在芒格的船上。芒格带着他们坐摩托艇去钓鱼。当他转弯时，水从船舷涌了进来。戈林叫他小心点。
可是芒格视而不见，仍然加大了油门。没多久船就沉了。巴菲特被卡在底下。
强壮的戈林设法把他拉了上来。虽然他们都说不要紧，巴菲特还是不停地发抖。他差点淹死。芒格也从此多了个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