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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王朝的最后十七年-第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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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明睿说:天命难以预料,全在人事,人定胜天。皇上此举正合天意,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况且形势到了危急关头,不能再拖拉因循了。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皇上必须当机立断。
  朱由检四顾无人,向他吐露了内心的思虑:朕有志于此已经很久了,没有人相帮,故而拖延至今。我同意你的意见,但外边大臣不服从,无可奈何。此事重大,请你保密,千万不可泄漏。
  朱由检向他细致地询问了“南迁”的具体事宜。
  李明睿胸有成竹地说:中央政府在军队护送下,可以通过陆路、海路、运河南下。皇上须从小路轻车南行,二十天就可以抵达淮河。
  朱由检表示赞许,再次叮嘱:此事不可泄漏。
  李明睿见皇帝似乎有所考虑,请求皇上当机立断,离开北京,龙腾虎跃;困守危城,毫无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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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征、南迁、勤王,一筹莫展(5)
午饭后,朱由检与李明睿的对话继续进行。晚饭以后,朱由检感到“南迁”还有不少问题要研究,再次破例,召见李明睿,两人促膝而谈,讨论“南迁”途中的粮饷接济、军队驻扎、动用内帑(宫内财政积蓄)等具体事项。
  谈话结束,李明睿出宫时,已是深夜二更时分了。
  这是一次非同寻常的会谈,时间是大年初三,人们还在忙于过年,朱由检却在考虑自己的退路——“南迁”。平心而论,在当时的情况下,“南迁”似乎是摆脱困境唯一可供选择的方案。长江中游有左良玉十万大军,下游又有江北四镇(四个总兵)的军队扼守长江天堑,南京比北京要安全得多,即使北方陷落,偏安于江南,还是有可能的。问题在于,“南迁”意味着放弃宗庙陵寝,难以启口,必须有内阁、六部的重臣出来力排众议,形成朝廷一致的共识。遗憾的是,那些大臣都怕承担骂名,不敢提倡“南迁”。正月初九,他向内阁六部大臣提出“朕愿督师”时,大臣们争先恐后表示愿意“代帝出征”,没有一个人提到“南迁”。
  然而形势越来越紧急。李自成进军山西后,发布声讨明朝的檄文,其中的警句——“君非甚黯,孤立而炀蔽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尽管李自成说“君非甚黯”——皇帝并不坏,朱由检还是颁布了一道“罪己诏”,深刻地为国家危亡而检讨,一再声称都是朕的过错。他的本意是想凝聚日趋涣散的民心,挽狂澜于既倒。可惜的是,事已至此,空话已经于事无补了。
  朱由检再次想到了“南迁”,单独召见驸马都尉巩永固(光宗之女——安乐公主的丈夫),向这位皇亲国戚征询救急对策。巩永固极力鼓动皇帝“南迁”,如果困守京师,是坐以待毙。
  不久,李明睿公开上疏,建议“南迁”。他说:如果皇帝“南迁”,京营兵可以护驾,沿途还可以招募数十万士兵。山东的一些王府可以驻跸,凤阳的中都建筑也可以驻跸,南京有史可法、刘孔昭可以寄托大事,建立中兴大业。北京可以委托给魏藻德、方岳贡等内阁辅臣,辅导太子,料理善后事宜。
  朱由检把他的奏疏交给内阁议论。内阁首辅陈演反对“南迁”,示意兵科给事中光时亨,严厉谴责李明睿的“邪说”,声色俱厉地扬言:不杀李明睿,不足以安定民心。
  李明睿不服,极力为“南迁”声辩,援引宋室“南迁”后,国祚延续一百五十年的先例,反复论证,只有“南迁”才可以有中兴的希望。
  朱由检对光时亨的意见很是反感,当面训斥他是出于“朋党”的意气用事,下达圣旨:“光时亨阻朕南迁,本应处斩,姑饶这遭。”态度虽然十分坚决,但是大臣们都缄口不言。
  都察院左都御史李邦华是支持李明睿的,他写给皇帝的秘密奏疏,提出折中方案,派遣太子“南迁”,把南京作为陪都,留下一条退路,维系民众的希望。朱由检看了他的奏疏,赞叹不已,兴奋得绕着宫殿踱步,把奏折揉烂了还不放手。立即召见内阁首辅陈演,对他说:李邦华说得对!陈演是坚决反对“南迁”的,故意向外透露了这个消息,并且鼓动言官猛烈抨击“南迁”的主张。
  朱由检感受到“南迁”的压力,立场发生微妙的变化,他再次召见内阁辅臣时,作出了和他的本意大相径庭的决定:死守北京。他的理由是:如果朕一人单独而去,宗庙社稷怎么办?陵寝怎么办?京师百万生灵怎么办?国君与社稷同生死,是道义的正统。
  阁臣们建议,让太子“南迁”,延续国祚。
  朱由检反驳道:朕经营天下十几年,尚且无济于事,太子这样的哥儿孩子家,做得了什么事?先生们乘早研究战守的对策,其他的话不必再讲了。
  朱由检在“南迁”问题上,前后判若两人,实在是身不由己,关键在于内阁首辅陈演坚决反对。陈演也有压力,不得不乞求辞职。朱由检在罢免他的前一天,对陈演说了这样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朕不要做,先生偏要做;朕要做,先生偏不要做。”对这位辅政大臣的消极辅政,显得无可奈何。所谓“朕要做,先生偏不要做”的事,就是“南迁”。继任的内阁首辅魏藻德,更加老奸巨猾,采取明哲保身的态度,对“南迁”不置可否。当巩永固、项煜提议“南迁”时,他都在场,始终一言不发,用沉默来表示委婉的否定。使得朱由检感到孤立无援,在龙椅上耸身舒足,仰天长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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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征、南迁、勤王,一筹莫展(6)
周皇后为此感叹不已,她是江南人,倾向于“南迁”,由于无法成行,遗憾地说:可惜政府没有有力的支持者。一语道破其中的奥秘。
  明朝灭亡以后,遗老遗少们提起这段往事,无不唏嘘感叹。计六奇《明季北略》谈到“南迁得失如何”,感慨系之。他说:当李自成由陕西进入山西,势如破竹,只有“南迁”这一对策,或许可以稍微拖延岁月。而光时亨以为是“邪说”,致使“南迁”不成,天下百姓恨之入骨。他还说:先帝以身殉国后,假如光时亨也能够殉国,虽然不能够救赎他的“陷君”之罪,或许可以还他一个清白,但是他竟然躬身投降李自成。这种卑劣的表现,即使碎尸万段也不能谢先帝于地下。由此可见,反对“南迁”的人鼓吹“守国”,其实是企图借此孤注一掷,来为自己沽名钓誉,而并非忠君。相反的,主张“南迁”的李邦华却以身殉国,证明了“南迁”之议,出发点是为了挽救危机,而不是为了躲避死亡。
  计六奇的评论精彩之极,对光时亨的抨击,对李邦华的赞誉,是无可非议的。无怪乎当时有人怀疑,光时亨反对“南迁”,是接受了李自成的“密旨”,充当内奸,理由是,李自成进入北京后,他率先投降,不免令人怀疑。
  美国汉学家魏斐德的《洪业——清朝开国史》,谈到“南迁”不成时,有这样一段透辟的分析:这对后来满清占领北京时的形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满清比较完整地接管了明朝的中央政府,拥有了他们最缺乏的东西,由此接手了明朝几乎全部汉族官吏,依靠他们接管天下,并最后征服南方。崇祯帝的决定还导致诸多皇室宗亲继承权利的暧昧不定,以致派系倾轧,削弱了南明政权。此外,反清复明阵营也因此少了一批立志收复失地,光复北方家园的北方人。崇祯这一自我牺牲的决定,就这样最终毁灭了后来复明志士坚守南方的许多希望。
  说得多好啊!不过崇祯的“自我牺牲”决定,实在是无可奈何之举,其中饱含多少辛酸,他未必知道。
  鞭长莫及的“勤王之师”
  与“出征”、“南迁”同时提出的“勤王”之议,也就是调动边防军来保卫北京,是不是可以成为救命稻草呢?也未必。
  朱由检长期以来在“安内”与“攘外”的两难选择上,举棋不定,直到最后关头,才意识到不“安内”无以“攘外”,李自成的威胁远远胜过爱新觉罗。于是决定,把驻扎在山海关、宁远前线的关宁铁骑调进来保卫北京。
  崇祯十七年(1644)正月十九日,他向大臣们提出征调辽东总兵吴三桂入关的意向,要大臣们讨论。内阁、六部大臣意识到问题颇为棘手,征调吴三桂,意味着放弃山海关外大片国土,要承担国土沦丧的责任,在历史上留下骂名。一事当前,他们首先考虑的是自己的名节,故意推诿不决。
  正月二十一日,朱由检正式给内阁发去一道谕旨,强调说明,征调吴三桂兵马是值得期待的战略步骤。他严厉地批评大臣们的消极态度:采取此等重大军机措施,原本应该由先生们作出决断,承担责任,不可以推诿误事。在皇帝的紧逼之下,内阁首辅不得不表态,他借口“一寸山河一寸金”的堂而皇之口号,反对征调吴三桂入关。兵部尚书也表示反对,身为军事首长,他怕承担丢失辽东国土的责任,把皮球踢还给皇帝,说了一句分量极重的话:吴三桂要不要征调,取决于宁远要不要放弃。请皇帝自己决定是否放弃宁远,才谈得上征调吴三桂。
  既然大臣们都不愿意承担责任,朱由检只得亲自作出决定:放弃宁远,退守山海关。内阁仍然不愿意发出正式公文征调吴三桂,犹豫拖延。朱由检再次催促,要他们召开秘密会议作出决定,与会的大臣必须把发言提纲上报。在这种压力下,内阁首辅陈演还是不愿意作出决定,提议皇帝在德政殿召开紧急会议。会上,有几名低级别大臣主张放弃宁远,征调吴三桂;内阁官员提出许多具体问题来刁难:宁远放弃后,山海关如何防守?撤退的军民如何安置?一定要辽东的总督、巡抚、总兵们提出实施细则,才可以行动。此后,蓟辽总督王永吉、辽东巡抚黎玉田、总兵吴三桂先后表态,支持皇帝放弃宁远,退守山海关的决策,内阁首辅陈演等大臣,依旧拖拉敷衍。
  

出征、南迁、勤王,一筹莫展(7)
二月初八,太原陷落,京师震动。蓟辽总督王永吉、顺天巡抚杨鹗联名提出征调吴三桂保卫京师的建议。朱由检把王、杨的奏疏给阁臣陈演、魏藻德过目,两人相对愕视,沉默不语。退出宫来,两人窃窃私语:我们作出决定,事后皇上用“弃地”罪处死我辈,怎么办?国难当头,考虑的是个人得失,他们的内心独白是:“无故弃地三百里,臣等不敢任其咎。”结果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建议皇帝把吴三桂之父宁远总兵吴襄调进北京,担任中军都督府提督,请皇帝与他商量战略大计。这显然是陈、魏二人推卸责任的伎俩。
  到了二月二十七日,形势愈来愈严峻,朱由检在文华殿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征调吴三桂“勤王”,保卫北京事宜。大臣们众说纷纭,有的认为不可调,有的模棱两可,有的主张迁都南京,只有成国公朱纯臣、户部尚书倪元璐、刑部侍郎金之浚、吏科都给事中吴麟征、户科给事中孙承泽等主张征调。以陈演为首的阁部大臣都以为“弃地”不是上策。
  如此这般,议来议去,议而不决。三月初四,朱由检忍无可忍,终于亲自作出决定:加封辽东总兵吴三桂为“平西伯”,平贼将军左良玉为宁南伯,蓟镇总兵唐通为定西伯,凤(阳)庐(州)总兵黄得功为靖南伯;总兵刘泽清、刘良佐、高杰提升官衔一级。两天后,他发布谕旨,放弃宁远,征调吴三桂、王永吉、唐通、刘泽清率兵保卫京师。山东总兵刘泽清近在咫尺,拒绝征调,反而从临清南下;只有唐通带了八千兵马赶到北京。
  吴三桂接到命令后,姗姗来迟,三月上旬才从宁远率领五十万军民启程,日行数十里,十六日才进入山海关,二十日赶到丰润时,李自成率领的农民军早在前一天进入了北京。
  “勤王”的方案终于化作了泡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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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山自缢,以身殉国(1)
艰难的最后时日
  对于朱由检而言,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的前半个月,是艰难的最后时日。在征调各方“勤王”之师的同时,还得筹措军饷。办法之一是,凡是押在监狱的犯罪官僚,可以用捐献军饷来抵赎他们的罪状;办法之二是,凡是皇亲国戚、高级官僚,一律按照官爵高低捐献军饷。前者似乎有一点效果,因为可以抵消罪状,所谓“花钱消灾”。后者却收效甚微,因为那是平白无故的捐献,只有皇帝身边的太监头目,例如王永祚、王德化、曹化淳等,碍于情面,各自捐献了五万两银子。
  其余高级官僚个个好像“铁公鸡”——一毛不拔。阁臣魏藻德仅仅象征性地捐献了五百两银子,阁臣陈演在皇帝面前装穷,表白自己一向清廉,从未索贿卖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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