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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王朝的最后十七年-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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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付托之恩”,恐怕“割股伤肌”。这当然是有所指的,先帝临终前,曾经交代,必须善待皇后、重用魏忠贤;为了不辜负“付托之恩”,迟迟不对魏忠贤下手。这显然是一种激将法,意欲刺激皇帝从速惩处元凶。但是,朱由检并没有被激怒,依然在静观事态的发展。
  三天以后,刑部员外郎史躬盛继续弹劾魏忠贤,用五个排句列举他的罪状:
  ——举天下之廉耻澌灭尽;
  ——举天下之元气剥削尽;
  ——举天下之官方紊乱尽;
  ——举天下之生灵鱼肉尽;
  ——举天下之物力消耗尽。
  罪状如此严重,居然仍然稳坐泰山,位高权重,岂非咄咄怪事!但是,皇帝还是没有表态。魏忠贤忐忑不安的心情似乎有所平复,错误估计形势,以为皇帝果真念及先帝的“付托”,不敢对他下手,居然到皇帝那里哭诉一番,意在近距离察言观色。皇帝一点也不动声色,察看不到什么异样。
  隔了一天,国子监生(国立大学的学生)钱嘉征,上疏揭发魏忠贤十大罪状:并帝、蔑后、弄兵、无二祖列宗、克削藩封、无圣、滥爵、掩边功、朘民、通关节。当时的政治术语,现代人有点费解,直白地说来大意是这样:把皇帝当作傀儡、蔑视皇后、操纵兵权、无视明朝皇室列祖列宗、克扣分封在各地的藩王俸禄、不尊重古代圣贤、官爵赏赐大肆泛滥、把边将的战功据为己有、剥削民众、开后门通路子。
  这个太学生的奏疏,写得十分深刻,行文纵横恣肆,鞭辟入里,后人给予很高的评价。朱彝尊《静志居诗话》把钱嘉征的弹劾称为“豪杰之举”,是促使魏忠贤倒台的转折点。钱嘉征也确实有一点“豪杰”的风度,在上疏前慷慨激昂地说:虎狼要吃人,即使赤手空拳也应拼搏;朝廷上下没有人敢出来斗争,我这个草莽小民出来斗争,如果忠臣义士能够响应,死而无憾!朱彝尊认为,这是东汉、南宋太学生抨击朝政以来,难得一见的高风亮节。
  皇帝看了这份奏疏后,击节赞赏,向魏忠贤摊牌的时机成熟了,当即宣布召见魏忠贤,命他倾听由太监朗读钱嘉征的奏疏。太监以尖细的嗓音念道:
  ——天无二日,而阿附诸臣凡有封章必先关白忠贤,至颂夸功德必以上配先帝,及奉谕旨必曰“朕与厂臣”。从来有此奏体否?
  ——高皇帝垂训,中涓(宦官)不许干预国政。盖鉴前代之失,垂后来之戒……乃忠贤军国重事一手障天。立杖之马必叱,吠尧之犬必庸。荼毒缙绅,株连士类,凡钱谷衙门、边腹重地、漕运咽喉,多置腹心,意欲何为?
  每一句话都击中魏忠贤的要害,指责他不仅擅权乱政,而且一手障天,有不可告人的政治野心。老奸巨猾的魏忠贤惊惶失措,丧魂落魄,不知如何是好。从皇帝那里告辞出来,急忙去找他的密友——先前的信王府太监徐应元,因为他毕竟在皇帝身边侍候多年,希望他帮帮忙。这个昔日不可一世的大人物,此时低声下气,与徐应元称兄道弟,拍马送礼。徐应元给他出了一个主意,赶快辞去东厂总督的职务,暂避锋芒。
  天启七年(1627)十月二十七日,魏忠贤向皇帝提出了“引疾辞爵”的辞呈,那意思是由于身体有病而辞去所有官爵。
  朱由检这些天来对于弹劾魏忠贤的奏疏一再不表态,乃是一种引而不发的策略,他要迫使忐忑不安的魏忠贤自己先表态。果然不出所料,魏忠贤自己提出“引疾辞爵”。这当然是他的以退为进的政治姿态,幻想皇帝也许会下旨挽留,还有回旋的余地。他显然低估了对手的政治谋略,朱由检毕竟不是朱由校,可以玩弄于股掌之上。皇帝圣旨很快下达,只有不痛不痒的一句话:“许太监魏忠贤引疾辞爵!”既然是你自己主动提出辞职,我当然尊重你的意愿。这种顺水推舟的做法,天衣无缝,使得魏忠贤无话可说。
  

不动声色,逐元凶处奸党(5)
魏忠贤及其“阉党”经营多年,在京城盘根错节,继续让他留在京城势必后患无穷。朱由检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十一月初一下达圣旨,勒令魏忠贤到凤阳去看管皇陵(朱元璋父母的陵墓),粉碎他企图留在宫中徐图进取的幻想。
  魏忠贤之死
  魏忠贤的罪状是罄竹难书的,死有余辜,然而皇帝并没有处死他,难道是一种妥协吗?不是。那是权宜之计,或者说是出于无奈,考虑到先帝殡丧期间不宜开杀戒,而从宽发落的。为了表明这个大是大非,朱由检给政府发去一道敕文,明白无误地提出拨乱反正,要促成“维新之治”的决心。
  第一,明确宣布,魏忠贤迫害的人士,一律平反昭雪,应该褒奖的立即褒奖,应该抚恤的立即抚恤,应该官复原职的立即官复原职,应该起用的立即起用;
  第二,下令拆毁所有魏忠贤的生祠,折价变卖,充作边防军饷;
  第三,用明白无误的词句宣布魏忠贤的滔天罪状,那就是:“逞私植党”、“怙恶作奸”、“盗弄国柄”、“擅作威福”、“窥攘名器”、“紊乱刑章”,以及盗窃祖宗蓄积的传国珍宝等。按照这些罪状,本当千刀万剐,念及先帝还未下葬,免除死刑,暂时安置于凤阳,但是必须抄家,全部财产充公,他的弟侄充军边疆。
  这些政令,毫无疑问,在政治上判处了魏忠贤的死刑。
  魏忠贤躲过一死,本该有所收敛,然而江山易改本性难易。这个政治暴发户在离开京城时,竟然摆出一副威风凛凛的架势,俨然昔日“九千九百岁”模样,前呼后拥的卫队、随从有一千人之多,他平日豢养的私家武士,身佩兵器,押着四十辆大车,呼啸而去。朱长祚在《玉镜新谭》中提到这一情节时说,魏忠贤给人的印象是,“意气扬扬,雄心未已”。
  这种嚣张气焰激怒了朱由检,他立即向兵部发去一道紧急命令:逆恶魏忠贤,本当处死以平息民愤,姑且从轻发配凤阳。岂料他不思悔改,竟敢以私家武装随从护送,摆出一副叛乱的架势。命令锦衣卫当即派官兵前去逮捕,所有随从一律拘押,不得纵容!
  且说魏忠贤一行经由良乡、涿州、新城、任丘、河间、献县,在十一月初六抵达阜城县南关,在旅馆中过夜。这时他已经得到消息:皇帝派来逮捕他的官兵很快到来。他自知必死无疑,一时乱了方寸,长吁短叹,坐立不安。半夜时分,悬梁自尽。他的贴身侍奉太监李朝钦从梦中惊醒,一看主子已经一命呜呼了,没了靠山,只得自缢殉葬。
  天亮以后,家丁六十儿听不到房中动静,开门打探,二人早已气绝身亡。随从立即报告知县衙门,消息传出,轰动全县,看热闹的人群把旅馆围得水泄不通。一片混乱之中,四十辆大车的行李散失殆尽,随从人员作鸟兽散,自顾逃命去了。
  魏忠贤这个河间府肃宁县的市井无赖,荣耀了一阵之后,居然死在老家南面几十里的阜城县,是他自己无论如何始料不及的。这个权势显赫老奸巨猾的人,如此富有戏剧性的下场,成为当时的头号新闻,人们用各种方式加以渲染,无名氏的《挂枝儿》小曲就是其中之一。
  据说,在魏忠贤上吊以前,旅馆外面有一个从京城来的白面书生,唱了一首《挂枝儿》小曲,为他催命:听五更,鼓正敲,心儿懊恼。
  想当初,开夜宴,何等奢豪。
  进羊羔,斟美酒,笙歌聒噪。
  如今寂寥荒店里,只好醉村醪。
  又怕酒淡愁浓也,怎把愁肠扫?
  二更时,辗转愁,梦儿难就。
  想当初,睡牙床,锦绣衾绸。
  如今芦为帷,土为炕,寒风入牖。
  壁穿寒月冷,檐浅夜蛩愁。
  可怜满枕凄凉也,重起绕房走。
  夜将中,鼓咚咚,更锣三下。
  梦才成,还惊觉,无限嗟呀。
  想当初,势倾朝,谁人不敬?
  九卿称晚辈,宰相谒私衙。
  

不动声色,逐元凶处奸党(6)
如今势去时衰也,零落如飘草。
  城楼上,鼓四敲,星移斗转。
  思量起,当日里,蟒玉朝天。
  如今别龙楼,辞凤阁,凄凄孤馆。
  鸡声茅店月,月影草桥烟。
  真个目断长途也,一望一回远。
  闹嚷嚷,人催起,五更天气。
  正寒冷,风凛冽,霜拂征衣。
  更何人,效殷勤,寒温彼此。
  随行的是寒月影,吆喝的是马声嘶。
  似这般荒凉也,真个不如死!清初史家计六奇在《明季北略》中记录了这首《挂枝儿》,他是颇为相信这个传说是真实的,并且写下了这样的评语:“时白某在外厢唱彻五更,形其昔时豪势,今日凄凉,言言讥刺。忠贤闻之,益凄闷,遂与李朝钦缢死。”计六奇的话,反映了当时民众对魏忠贤这个罪魁祸首的深恶痛绝,对他的下场欢欣鼓舞的心情,正所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统统都报。”
  在与魏忠贤的较量中,朱由检显示了他所独具的胆识、魄力和韬略,因此引来明末清初文人学士的一片喝彩。
  夏允彝《幸存录》对此有极为精彩的评论:“烈皇帝不动声色,逐元凶,处奸党,旁无一人之助,而神明自运。”
  文秉《烈皇小识》也有类似的观点:“肘腋巨奸,不动声色,潜移默夺,非天纵英武,何以有此!”
  确实如此,即位还不到三个月,朱由检就干净利落地除掉了元凶,真是不同凡响。在这里,胆识和韬略比地位和权力显得更为重要。
  魏忠贤一命呜呼以后,由于此人一生倒行逆施、残害忠良,人们恨之入骨,愤恨之情顿时喷涌而出,由街谈巷语进而成为文学作品。最早的是《警世阴阳梦》,它的序言上面写着“戊辰六月砚山樵元九题于独醒轩”。由此可以推断,此书出版于崇祯元年六月。离魏忠贤之死仅仅半年,反应不可谓不快。继之而来的有《峥霄馆评定新镌出像通俗演义——魏忠贤小说斥奸书》、《皇明中兴圣烈传》、《新镌魏监磨忠记》、《梼杌闲评》等。与此相呼应,纪实性的史著也陆续出现,为遭到迫害的仁人志士鸣冤叫屈,例如《玉镜新谭》、《杨大洪先生忠烈实录》、《周吏部纪事》等,都在崇祯年间广为流传。
   。。

清查阉党,除恶务尽(1)
追究魏忠贤、客氏及五虎、五彪的罪状
  魏忠贤一死,“阉党”土崩瓦解是指日可待的。但是,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何况魏忠贤这个精通权谋术数的野心家,得势以后全力结帮拉派,经营自己的小山头,有所谓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之类,已成盘根错节之势,不连根铲除,后患无穷。对此,朱由检是有充分估计的,他决定进行一场政治清算,为今后的“维新之治”扫清道路。
  多年的“阉党”专政之下,言路受到钳制,不少负责监督、弹劾责任的言官(给事中、御史),慑于其淫威,或丧失气节,或卖身投靠,身上都不干净。企图依靠这些言官去清算“阉党”,是不可能的。有鉴于此,朱由检特地下了一道“考选令”,先后任命曹师稷、颜继祖、宗鸣梧、瞿式耜等人为给事中,吴焕、叶成章、任赞化等人为御史,要他们以清查“阉党”为职责。在这种正气的鼓动下,那些受蒙蔽的言官纷纷反戈一击。于是,从天启七年(1627)十一月到崇祯二年(1629)三月,形成了持续一年多的政治清算运动。
  它的第一步,是追究魏忠贤、客氏及五虎、五彪的罪状。
  首当其冲的是号称“五虎”之首的崔呈秀。此人权倾一时,头衔是:少傅兼太子太傅、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左都御史,一手控制两大要害部门,是魏忠贤在外廷最为得力的帮手,两人的关系非同一般。他虽然已经辞官回乡,但声势依然显赫,不料魏忠贤自杀身亡,马上意识到自己的下场肯定不妙。
  果然,十一月初九日,户部员外郎王守履揭发崔呈秀罪大恶极,绝不能以辞职了事。例如:借口铸造钱币,销毁历代钟鼎彝器;乘先帝病重之际,假传圣旨,摇身一变成为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左都御史。总之是招权纳贿,无恶不作,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朱由检在他的奏疏上批示:崔呈秀罪状明悉,先削籍为民,再进一步审查定夺。
  却说辞官回到蓟州(今蓟县)老家的崔呈秀,得知皇帝已经命令三法司(刑部、大理寺、都察院)对他进行审查,自知难逃一死,就在家中摆了豪奢的“送终宴”,图个醉生梦死。然后,步魏忠贤的后尘,上吊而死。消息传进宫内,朱由检立即下令查抄他的家产,并且指示三法司:崔呈秀“负国”、“擅权”,死有余辜,必须按照法律公布罪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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