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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来大伙为难了。我爷爷说，这只能说吴班长这人福大命大，他已从死人堆里滚过一回了，我看就免死吧。可于学忠不同意，这位总司令说，功是功，过是过。还得枪毙。
三花的娘更是着急，怎么着也不想让枪毙。她急得屋里屋外地乱跑，最后，她忽然想出个新主意，她一把拉住于学忠说：要不这样吧，于总司令，我去问问俺三花，她愿不愿意嫁给吴班长，若是愿嫁，这事就算完了，若不愿嫁，你再枪毙也不迟。
于总司令能统率千军万马，但对这事却没了主意。只好问我爷爷：“汉魁兄，这事能这么办吗？”
我爷爷说：“怎么不能？只要闺女愿意……”
结果当然是大喜。那三花早就听说了吴班长奋勇杀鬼子的故事，已从心底里爱上了这位大英雄。她满含羞涩地向着自己的母亲点点头……
于是，一场美好姻缘从此结成。婚礼就在于总司令的司令部办的。于总司令和我爷爷成了这对新人的证婚人，自此，东北军同我爷爷的队伍和当地老百姓的关系得到了良好发展。
吴班长与三花婚后过得非常幸福，第二年就生了个大胖小子。名字是让于学忠起的。吴班长后升至排长，在1944年3月的一次战斗中光荣负伤，后退伍到了南小湾村，因而没有参加内战，也因而躲过了解放后的历次运动。他们夫妻俩生活得一直清贫、平静而又幸福，生有三子三女，三代同堂。夫妻白头偕老，俩人于1984年同年同月去世，前后相差不到半个月。
第三部分
第28章
八路军将来能成事
我爷爷说，在当年五花八门的抗日武装中，他最佩服的就是八路军。八路军那叫真正的人穷志不穷。当时的于学忠，以及后来接替他的李仙洲（国民党二十八集团军，于1943年3月由皖北入鲁对日寇作战）都由重庆国民政府直接拨饷，王达礼的国民党地方部队则由国民山东政府直接拨饷。我爷爷的民众护家军是老鹰崮的草头王，自然不愁吃喝。
苦就苦了关庆民的八路军，国民政府不承认他们，一分钱不给，一颗子弹不发，吃的喝的穿的用的，全靠自己想办法。（据刚刚解密的资料表明，重庆国民政府于1940年10月正式拒发八路军的一切供给）而八路军还就是能“忽悠”——走到哪儿都是发动群众。老百姓还就信这“忽悠”，都跟着他们干。男青年参军的一个接一个。没参军的也组织了青抗会。妇女则组成识字班，白天纳军鞋，做军粮，晚上围在一起识字学文化（识字班由此得名，这是山东解放区的一个奇特的现象，这一名称一直叫到知青下乡的时候）。短短的时间里，柿子崮的周围就连成了一片，成了可靠的根据地。
关庆民同王达礼的队伍水火不容，两支队伍常常闹磨擦（这一点，我后边还会提及）。但我爷爷同他们关系处得都不错。有时，他们两家闹磨擦，还要请我爷爷出面调停。
有一次，县里召开各抗日武装大会，王达礼公开向关庆民挑衅：“关老弟，你们既是八路军就应开到山西去，归第三战区阎司令长官指挥。你呆在咱沂蒙这地界儿上瞎捣鼓啥？”
关庆民不动声色地说：“不错，按战区划分算，我八路军是划归第三战区。但王县长您也别忘了，蒋委员长多次明示：如果战端一开，则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皆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有蒋委员长这句话在，我八路军为什么就不能在沂蒙打鬼子呢？”
王达礼气得浑身发抖。下意识地去摸鞋底：“你……你这是胡搅蛮……缠！哼哼，共产党……就会耍嘴皮子。”
事后，王达礼曾恶狠狠地说，悔不该在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留下了关庆民的脑袋，以至后患无穷。
。。。。。。
我爷爷最佩服八路军的有两点：
第一点是官兵一致，当官的从不欺负当兵的。当时八路军的军饷是，当官的每月两块钱，当兵的每月两块钱。当时的一块钱买不了一只鸡。有一次，他们因为防务上的事请我爷爷到柿子崮去商谈。他们想请我爷爷吃顿饭。可整个部队的人硬是凑不齐买只鸡的钱。那个时候，共产党的上级已经为关庆民的这支部队派来了一个政委，这人是江西人，老红军出身，是1938年10月由黎玉、张经武同志率领由延安来到山东工作的。他讲一口南方话，好把“马夫”叫做“马虎”，“吃饭”叫成“气饭”。他特爱吃辣椒，就是吃西瓜也要就辣椒。所以，战士们称他“辣政委”。
这时，房东大娘知道了，二话没说，就杀了一只鸡送来了。辣政委当时就拿出笔来写了个欠条：今欠房东大娘一只鸡钱，下月发饷一定还上……这事让我爷爷十分感动。等他回到老鹰崮后，专为独立团送来了20只鸡和3只黑山羊。
我爷爷佩服八路军第二点就是，他们在自己的解放区实行减租减息。减得不多，就三成！这三成可使大户们不必伤筋动骨，而广大的老百姓也得到了较大的实惠。大伙跟共产党一块儿抗日的决心就更大了。有一年夏收，鬼子要来抢粮，有一个大户的20亩麦子还没有收割，关庆民他们听说了，立即派出一个连的兵力去阻击前来抢粮的鬼子。又派出两个连的战士帮忙突击割麦。结果20亩麦子一天割完。负责打掩护的也胜利完成了任务。只是牺牲了两名战士，另有9人负伤。此事大大地感动了那位大户，他一下拿出了当年麦收的五成支援了抗战。
再就是要讲一个小故事了。
有一年，柳埠往南的沂水大崮镇上，驻了一个班的小鬼子。那一带抗日力量活动得少，小鬼子就特别大胆，常常三五成群地到附近村庄里找花姑娘。有时就在腰上挂把刺刀，连枪也不带。得到这一情报后，驻防柳埠的兄弟们就想趁机杀几个小鬼子。他们还商量好了：一定抓个活的回来。用刀割下小鬼了的那玩意儿，看着到底是不是像猪X一样，又细又长，还绕弯弯。
这一天，听说鬼子又出了大崮镇的炮楼，柳埠的兄弟们在一个名叫枣孩的小队长的率领下出发了。赶到村里时，正赶上几个鬼子满街的追大闺女、小媳妇。
“啪啪啪”枣孩开枪了，上来就打伤了一个鬼子，那小鬼子捂着自己腰上的伤倒在了地上，已被他按倒在地的一个大姑娘趁机逃脱。
枪声吸引了其他几个鬼子，他们顺着枪声追过来。枣孩又开了几枪，将鬼子引开，村里的几个兄弟趁机将几个惊魂未定的大姑娘疏散，也准备开始撤。这时，一个弟兄说，咱不能就这么走了。咱是来干吗的？小队长不是已经打伤了一个小鬼子吗，走，有种的去割他的那玩意儿。这一说，弟兄们又来劲了，他们又折身返回街里，那受了伤的小鬼子正忙着解绑腿给自己包扎呢，一看来了几个中国人，顿时慌了。上去就要摸枪，但已经晚了，两把刀子已捅进了心口窝。大伙急忙解开他的裤子一看，没劲了——奶奶的，跟咱中国人不一样吗？什么又细又长……
这时，鬼子已围了上来。弟兄们只好往回撤。撤到村外，眼看鬼子就要追上了，这时，山上突然响起了机枪声。鬼子当场被打倒两个，剩下的一看不妙，扭头就往回跑。这时，山上冲出一支队伍，穿着破破烂烂的灰军装，一看就是八路军。
这时，被救的弟兄中有人认出了八路的指挥官：“咦，这不是那二掌柜的吗？怎么？干了八路了？”八路的中队长正是那四：“是呀，干了八路了。嘿嘿，干了有一阵子了。”
旁边的一位小八路急忙介绍说：“他是我们中队长哩。”
“中队长多大的官呀……”
“管百十号人呢……”
“这官是不小，只不过是土八路。”大伙一阵大笑。
当时，老百姓分辨洋八路，还是土八路，除了看武器外，就是看肩章上的“八路”二字，要是机器砸的呢，就是洋八路（115师主力）。要是自己缝的呢，就是当地的土八路。
那小八路显然不服：“告诉你，土八路打好了，就能升洋八路。”这话让大伙再次笑了起来。
。。。。。。
八路军救了山上的弟兄，我爷爷非常高兴，尤其听说是那四带人救的，就非要请关庆民和那四上山一叙。关庆民和那四真的上了老鹰崮。我爷爷他们非常高兴，杀了一只黑山羊，又到三龙潭里网了两个老鳖，那顿饭吃得像过年。
我爷爷由衷地说：“二掌柜的干了八路军有出息了，比在山上当这草寇强。”
那四说：“这也是没办法。让小日本给逼的……”
原来，鬼子占了潍县以后，他还是开他的火锅店。一开始还行，后来发生了变化。不知什么时候，来了两个高丽人，也在那条街上开了饭店。打出的牌子是“日本料理”，基本上是为日军服务，仗着有日本人撑腰，两个高丽人特别坏，经常在街上欺负中国人。不是买东西不给钱，就是调戏妇女，他们往往手持一根大木棒，稍不顺眼照头就打！偏偏那位60多岁的高丽老头看上了那四的媳妇（即我原来的二奶奶），有事没事地过来滋挠。有一天，那四去市场进羊肉去了，那个高丽老色鬼又来了，就在危急时刻，那四买完货回来了，一看此景，大吼一声，拾起高丽老头的大棒照头就是一闷棍，当时那白脑浆就淌出来了。那四一不做二不休，又用宰羊刀把那高丽老头的阳具割下，钉在了门板上。
而后，带着媳妇连夜出城。
他们原来是想去张店再开饭店的，不料在城西遇上了在那一带活动的关庆民的八路军独立团。关庆民给他们讲了不少抗战的大道理。让那四两口子听得口服心服。尤其是听说那四的媳妇会唱京戏时，关庆民更是盛情挽留，说八路军鲁中军区刚刚成立了文工团，正缺这方面的人才，你留下，肯定受欢迎。
那四参军后，作战很勇敢——他毕竟有着两层老底子哟。每次战斗没有不见血的。故很快就当上了中队长。他媳妇在鲁中文工团干得也很好。军区领导还专门为她从青岛买来了京胡等乐器。当时，鲁中军区驻沂水，两人倒也常常见面。关庆民有时为了照顾那四，常常让他到军区“开会”。
当然，那四有个地方还是向我爷爷保了密的，那就是他没有说出那时“他已在党”（这在当时是保密的）。
八路军救了老鹰崮的人，我爷爷当然是要感谢人家：“庆民老弟呀，说，有什么要我帮忙的吗？只要能做得到。”
关庆民提的两点要求让我爷爷感慨不已。一是，以后再跟小鬼子仗战时，剩下的子弹壳别丢了，捡回来给我们，我们再翻新做子弹。
这一句话把我爷爷感动得当场决定，再送两箱子弹给关庆民他们：“嘿，八路军没说的，你们早晚要成事……”
第二件事，关庆民压低声音说，他们搞到了100两“特货”（即大烟土），想委托我爷爷给换成药品或子弹……
“八路军难啊……”关庆民连连说。
我爷爷什么话也没说，只是紧紧握着关庆民的手直晃……
在以后的岁月里，我爷爷他们还为八路军买过药品和布匹，在这一点上，詹姆斯神父帮了大忙。他因此还遭到过日军的怀疑，并被撤了维持会长的职务，直到被日军关进了潍县乐道院。
第三部分
第29章
一个县出了两个县长
王达礼的国民党保安团与关庆民的八路军独立团，公开闹磨擦是在关庆民担任了“沂蒙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之后。
王达礼听到这个消息，差点没把鼻子气歪，但却把牙根气肿了。他本来就老爱犯牙疼病。
“一山岂能容二虎？想我王达礼，是国民政府任命的正统县长，已经干了多年。这共产党怎么一下也蹦出了个县长？这也太邪乎了吧？”王达礼到处地骂，并在全县范围内公开贴出告示；拒不承认关庆民的所谓县长，要求民众予以抵制。
实际上，共产党任命自己的县长实属无奈之举，因为当时日寇封锁严重，根据地连一两盐都运不进来。而国民党成心挤兑共产党、八路军，不仅不承认他们的番号，一分钱的饷也不拨。共产党也是人，也得吃饭喝水拉屎撒尿，没办法，只好成立自己的政府。从县至区至乡、村，层层皆有，走到哪里，找到村长，一声令下，吃的喝的住的就好办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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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头不见抬头见，两军终于短兵相接了。
有一次，关满仓（即关庆民的侄子，时任中队长）带着一个中队进了一个叫刘家洼的村子。这儿是游击区，形势很乱，一会儿是城里的鬼子来了，一会儿是国民党的保安团来了，一会儿是八路军来了。老百姓被搞得疲惫而紧张。关满仓带着人进村的时候，天刚亮。关满仓找到村长，要求村长给弄点吃的。同时，要求村长给筹200斤小米。部队可以付现钱。
村长四十来岁，姓袁，能说会道（不然当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