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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他。当时，他刚要解开羊圈去放羊。
“你是季风吗？”同行的两个人表情严肃。
“是呀……”
“我们是县委的。奉上级指示，从即刻起，给你摘去‘右派’帽子，立即返回原单位。”
“你们说什么？”季风以为是在做梦。
“从即刻起……”县委的两位干部又重复了一遍。
季风呆呆地站在原地足有一两分钟：“是……是真的吗？”
两位干部说：“我们与你素不相识，干吗要开玩笑。瞧，这是上头的文件。”
不错，是份红头文件，季风记得当年打成他“右派”的也是份红头文件。
用“喜从天降”来形容季风是丝毫不夸张的。如果这时的当事人有心脏病的话，绝对是要犯病的。
“那……那我去和乡亲们告别一下。”
“恐怕来不及了，还是请季风同志抓紧收拾一下行李，立刻上路。”没想到县委的两个同志毫不通融，“我们将负责把你直接送到益都火车站。”
“为什么？”
“你就别问这么多了，反正这是上级的安排。行啊，摘帽了，好事呀，你就快点吧。”
就这样，季风几乎是被十分突然地押离了沂蒙。这种突然性丝毫不亚于当年被打成右派时。真是成罪也匆匆，平反也匆匆。
以后季风才了解到这是上级有关部门为了怕平反时“右派”闹事，采取的“突然平反，即刻回家”的办法。像季风等单独改造的“右派”还好说，而那些集中在农场劳动改造的“右派”就是防范的重点了。
季风很快给村里和我爷爷写了一封信，对此事作了解释。别的什么没说。那时的人都不敢再说什么了。
我爷爷很快回了信，信上说：“此乃好事，应感谢这个突然……”
。。。。。。
进入到1961年初，形势又有所好转。当时由刘少奇出面主持全面工作。很快，务实的刘少奇、邓小平等一班人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国民经济政策。在农村，政事更是大踏步“后退”，实行“三自一包”，社员可分得自留地、自留畜、自留村，可以开出小片荒。
崮下村没别的，就是有荒地。所以，多年来，崮下村老百姓自己的荒地一直比别的村多。这时，原支书穆蛋又重新担任了支部书记，穆三胖又去扛他的苏式步枪啦。
最倒霉的是公社蒋书记蒋大喇叭，他于1961年4月被抓，罪名是“领导不利，饿死人太多”，两个月后被枪毙。整个审判程序很快，甚至说没有经过司法程序。
蒋大喇叭终于哑巴了，但关家桥公社的老百姓却对他恨不起来。那些平日里骂他的人，反而在他死后，常去他家看看，送米送面。其个中滋味，只有经历过这场灾难的人才能体会到……
第六部分
第52章
成长在铁道游击队的故乡（1）
稀里糊涂的，铁道游击队的故乡枣庄，成了我的第二故乡。至今，我在填各类表格的“籍贯”时还是犯愁，是填沂蒙呢，还是填枣庄呢。填沂蒙吧，我既没在那儿生也没在那儿长；填枣庄吧，那儿确实又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老家。
我生于1957年元旦。按阳历算，是属鸡，但按阴历算，却是十一月，就是属猴。
因为生在元旦，我的名字最终被定为“新年”。这是在我快满月时才定下的。因为我出生后，爸爸非常高兴，便专门给老家的我爷爷写信报喜，并请他为我这个长孙起名子。不料我爷爷回信说：现在是新社会了，不一定要那么讲究。名字嘛，就是个记号，是个称呼。既是元旦生人，干脆就叫新年吧。新年伊始，万象更新。
这段时间，是我爸爸妈妈工作、生活最为顺心的日子。那时我爸爸已在枣西煤矿担任了矿行政办公室主任，这为他在后来担任分管行政和后勤的副矿长，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枣西煤矿是枣庄矿务局较大的一个煤矿，位于枣庄以西、薛城以东（即小说《铁道游击队》里的临城）。以生产肥煤著称（有点近似无烟煤，上海的钢铁厂最喜欢要，再则是支持越南，当然，这已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事了）。
我妈妈那时在矿工会工作，矿上没有专门的妇联，就在工会设了这么个位置。矿上的女工不多，所以我妈妈的工作不是很累。
我妈妈比我爸爸小九岁，根本就没有带孩子的经验。我爸爸就给我爷爷奶奶写信，想让他们俩来枣庄帮着带带孩子。我爷爷很快回了信，说一时来不了，主要是队里正搞高级社，社员们都不想参加，并且在偷偷地杀猪宰牛，想着在入社前吃光喝光。现在，他要配合队里做工作。另外，还对我爸爸说的“不舍得放矿托儿所”的想法作出批评。说孩子从小不能过分溺爱，该历练就历练，并说自己打生下来，就由奶妈带着，一岁半就被强迫断了奶（为的是让孩子吃饭）。三岁就开始自己单独睡，五岁摸毛笔杆，8岁练打拳。一句话，孩子不能惯。
以后的日子大家都知道了，开始大跃进、人民公社、大炼钢铁。我的爷爷奶奶就更顾不及来看我了。所以，我奶奶直到去世，都没有看上我一眼。
。。。。。。
1963年，我上小学了。我背上妈妈为我买的大花书包，一蹦三跳地上了矿小（枣西煤矿职工子弟小学）。
就在这个时候，我爷爷来到了我们家。
这个时候，正是我六岁、我弟弟四岁、我妹妹一岁半的时候。于是，矿上的人们就常常看到这样的镜头：我爷爷怀里抱着我一岁半的妹妹，右手领着我，我再领着我弟弟，一块去矿门口的铁路桥上散步。那时，枣西矿的干部家属宿舍是在矿里，矿工家属宿舍是在铁道西。这甚至成了“文革”中矿领导挨斗的原因，说他们住在矿里是搞特殊化。
我爷爷这次来枣庄，也是我爸爸动员来的。因为我奶奶不在了，他也早在1962年7月退了休（工资当然照发。1983年以后，为了统战工作的需要，竟又让他进了县政协）。我爸爸怕他一人在老家寂寞，就三番五次地给他写信让来枣庄。
当然，我爸爸掩盖了他的另一个打算：给他在矿上找个老伴，以便彻底死了他再回老鹰崮的心。
为了消除我爷爷的寂寞感，我爸爸专门给他找了几位当年铁道游击队的老队员，来跟他聊天。这样一来，我们就免费听了不少打鬼子的好故事。
最常来我们家摆龙门阵的是住我们后排房的（那时的宿舍多为平房）洪大爷。洪大爷似乎岁数比我爷爷大，他是从通风区长的位置上退下来的。洪大爷是铁道游击队的副中队长，参加过扒火车和夜袭临城，会使双枪，还会说几句简单的日语。ｗωｗ奇Qisuu書网如“噢以噢以，你洪脑，核以达散以，即噢达散以，考老拿散以（日本人，缴枪不杀你）”。但我只学会了两句：“八格牙鲁是混蛋，米西米西是吃饭。”
洪大爷是典型的枣庄矿工出身，为人豪爽耿直，说话一口一个“姐”字，就连到我们学校去作报告也是这样：“姐——，那个小鬼子刚要跑，我照他的腚就是一枪，一枪就把他打趴下了，姐——”
“你是哪一部分的？”洪大爷第一次见我爷爷时，问的是句老行话。
我爷爷说：“鲁中军区独立团的。”
“鲁中……姐——那是沂蒙山区腹地，我最多到过费县、沂南，是1943年底，让小鬼子撵得没地方去了。姐——咱都是115师的。”这一句话拉近了他与我爷爷的距离。
洪大爷很能喝酒，他爱喝那种高粱和地瓜干酿造出来的枣庄白干。喝的时候可以不就菜，只须几个鲜红的大辣椒即可。一开始，他要同我爷爷拼酒，我爷爷说不会喝酒，他还有点不高兴。
“王矿长能喝，你不能喝？”
“爹是爹，儿是儿。”我爷爷正色说道，“我随我父亲，他随他奶奶。”
洪大爷琢磨了半天，才搞明白：“姐——那我自己喝了。”
我爷爷就给他斟酒。过了一段时间，他知道我爷爷是团长时，曾连连向他敬礼：“原来你是团长，姐——厉害。我这人好扛上，到头来只闹了个中队副。姐——”
但我爷爷仍给他斟酒：“老洪哥，看你喝酒我也痛快……”
“姐——那我喝……”洪大爷就抓起大茶杯喝下半杯。
他们在一起讲打鬼子的故事时，我们几个孩子都围在他俩周围听。这些孩子中最大的是洪大爷家的大儿子，我们都叫他洪亮哥，他比我大6岁，后来成了红卫兵造反派的头头。那一年他才16岁，正好上初二（他一夜之间将他的父亲打成叛徒）。洪亮哥的二妹妹洪二妮则成了红小兵的头，专管我们这些人。另外一个是谢工程师家的儿子谢怀和他的两个妹妹谢大萍、谢小萍。谢叔叔是个华侨，从印度尼西亚归国的，在技术上颇有一套，谢怀和我同岁，但人长得很文弱，我们平时都称他为“蛮子”。在当地人眼里，似乎徐州以南的人都是蛮子。其实谢怀家是广东人，是南南南蛮子。“文革”中，他们家遭罪不少。谢怀的小妹妹谢小萍还被我们红小兵痛殴过。
那个时候，我成了最自豪、最骄傲的人。我爷爷是老八路团长，我爸爸是矿长，嘿嘿，怎么的。所以，小朋友们也都围着我转。再说了，他们要听故事，就得到我们家的院子里，我想把小板凳发给谁就发给谁。有时连洪亮哥都敬我三分。
我们家最热闹的时候是吃晚饭时。因为这个时候是家里人凑得最齐的时候。我爸爸累了一天，爱喝点酒，他就自斟自饮，我爷爷虽不能喝，仍以茶代酒陪他聊天。我不能喝酒，就不喝，我弟弟新华也不能喝，也不喝，但我妹妹新丽反倒能喝点，大伙就用筷子蘸了酒争着喂她喝，常常辣得她直伸舌头，但还是乐此不疲：“吃菜，吃菜……”
那个时候，大人的一些话我有点似懂非懂。
比如我爸爸常开玩笑说：“爹，你可有点专讲过五关斩六将，不讲走麦城……”
“小心为妙。”我爷爷便说，“谁不知道把粉擦在脸上。难道我就不是八路军的特务团团长吗？”
这话把我爸爸问得一愣：“对，对，是，是……”
我妈便说：“还是爹说得对，这年头，该说的说，不该说的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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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部分
第52章
成长在铁道游击队的故乡（2）
我爷爷关于长子长孙的旧观念特强，所以，对我是既喜欢，又要求甚严。他好喊我“龟孙”，我就说：“龟孙是骂人的。”他则说：“狗屁，那是不懂。俗话说，千年的王八万年的龟。龟是长寿之物。”我就只好当他的“龟孙”。他来我们家小住不久，就帮我做了一文一武两件事。
一文是鼓励我学好文。他看出我爱听故事，听了以后还可以自己编（我弟弟及谢怀等比我小的几个孩子最爱听我胡侃一气），就认定我有想象力，说我将来可以写文章。这点预言到了我三年级时，就得到了验证，因为我的造句是班里最好的。
他因为自己的毛笔字好，就认定我的毛笔字也必须好。而且他坚持“字是一个人的衣服”的观点，认为一个人有没有文化，要看他的字怎么样。所以，他一天到晚按着我的头皮练字：“一个永字，一个飞字（注意是繁体的飞），这两个字写好了，你的字基本就过关了。”
而我最烦写字，为什么呀，我认为只有女生才会趴在那儿认真练字。
我爷爷就说：“因为这两个字将汉字的所有的横、竖、撇、捺、点、勾都包括了。”
“可现在都用钢笔写字了，不是旧社会了。”我用大人的口气吼道。
他马上拧拧我的耳朵：“胡扯。毛笔字是钢笔字的基础，只有练就了毛笔字，才能写好钢笔字。”
没办法，还得练。你很难想象一个七八岁的孩子被按着头皮练写字是多么的痛苦。因为我压根不爱好，所以也没练出来。
至于我爱编故事的特长，倒是得到了正常的发挥。以至于日后我成了专业作家，并有了一定成就后，我爷爷常常为此夸耀：“……小时候我就看他行。”
至于武的，老实说，我爷爷教会了我打架！至今，我还记得他的铭言：无赖是对付无赖的最好手段。
事情当然是有起因的。这就要说到矿上的具体情况了。作为国家的统配煤矿，它既不完全是城市，又决然不像农村，似乎是夹在城乡之间。
说它是城市，是指矿上干部、工人、家属的待遇，全是城市人口的待遇，说它是农村，出了矿大门就是农村，就是田野庄稼地。
由于建矿时征用了附近农村的地，当地的老百姓与矿上的关系就特别的紧张，他们经常三五成群地到矿上偷煤，偷木料。作为他们的孩子自然也把矛头指向了矿上的小孩。这些孩子常常在矿大门口或学校门口堵我们，向我们要钱，要饭票，要洗澡票，不给就打。而且他们知道“擒贼先擒王”的道理，一打准先打我。
“揍他，他是矿长的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