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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时候，来找他搞外调的特别多。不管来调查谁，不管被调查的人是不是还有印象，只要是他的“老杆子”（这话有点不好听，应叫老部下），他一律是尽说好话。
有时，我也和他闲聊：“爷爷，什么叫历史问题？”
他会没好气地说：“什么历史问题？谁都没问题！那个时候容易吗？能活过来的人都没问题！”
我很感谢我在爷爷身边的这段日子，他使我朦朦胧胧地懂得了如何做人。
善有善报，不久，他的善心就得到了回报，我参军啦，明说吧，走的后门——去的就是他当年的老部队。哈哈，孙子接过了爷爷的枪。
。。。。。。
1973年3月，我已满16岁。这时，我正在矿中上初二。这段时间，因林彪事件已经发生，很多事情已开始慢慢在走上正轨，矿中上课还是比较正规的。我的语文非常好，是班里的课代表，写的作文常常被语文教师拿到班上朗读。最重要的是，我是学校宣传队“写戏的”，宣传队的快板、相声、小戏全是我一手创作。
但那个时候学习再好也没有用，因为不会让你自己去考大学。而是要先下乡，而后再由村里“推荐”。矿上的知青一般都是下到枣庄北部的齐村山区，那儿又穷又偏僻。这时，已经传出了洪亮哥馋得偷狗吃被人打伤的事。
不料，喜从天降，我妈妈有一天突然说：“你爷爷来电报了，让你今年当兵去！是他当年的老部队来枣庄招兵，带队的是他当年的一个老部下，那时还是个小队长，外号叫枣孩。”
一听说枣孩，我想起来了，就是当年那个揣着把盒子枪，领着几个弟兄，非要割小日本生殖器，后来又当了土炮队队长的小队长。
到了第三天，就有两个解放军来了我家，年轻的看样子是个警卫员，年纪老的个子不高（难怪叫枣孩），但一身粗肉，一看就是个天生的军人。警卫员介绍说：“这是我们吴团长，特来看看你们。”
那位吴团长一见我，就把我抱在了怀里：“有点像你那位死去的小姑……唉，当年都怪我一把没有抓住马缰绳，不然，你三奶奶也不会……”说着泪就落下来了。
吴团长很干脆，马上就拿出了一张表：“记住，你年龄要多填两岁，并且是以文艺兵的名义招的。”
就这样，我参了军！去了我爷爷当年的部队。那时，部队驻福建厦门。
我参军前夜，家里还发生了一件事，我爷爷写了一封长信，劝我妈妈改嫁。那信我妈妈给我看了，意思是说：新年爸肯定是回不来了，你还年轻，不应委屈自己，新年去当兵，说明孩子已经长大了，新华、新丽亦很快长大，你不要再为了孩子而误了自己。我妈看完这封信，哭了半夜。她让我代她给我爷爷起草了一封回信，首先表示了感谢，同时坚决地说，世荫永远活在她心里，她心里已经无法装下别人……
此后，我爷爷再未提及我妈的事。我妈一人含辛茹苦又带大了我弟和我妹，现正幸福地安度晚年。有时在济南我这儿，但大部分时间在枣庄我弟弟和我妹妹处。
这兵我一当就是5年！主要是在团宣传队搞创作（后到师宣传队）。我创作的很多节目在福州军区会演中得奖。但我并不满足这些，我开始偷偷地写小说，写了就偷偷地投给当时的《解放军文艺》。1975年的时候居然有一篇短篇被采用了，我一下成了师里的“名人”。
已经当了师长的枣孩决定提我当干部。他到处夸耀：“怎么样，老子带来的兵，我老团长的孙子，大才子一个，哈……”
但是，我却决定要复员回地方。因为那时我就决定，这辈子就写小说了，哪怕写不好！因为干别的我更不行。就我这性格，当官半天就得下台！
枣孩师长听了，大怒：“你他妈的写书写傻了吧……”就差没扇我耳光了。
我耐心地给他讲我的想法，并强调说，要想写好小说，最好回地方，在部队受的约束太大。
他没办法了，说：“这样吧，我还是写封信问问老团长，咱都听你爷爷的。”
你猜怎么着，我爷爷说：孩子大了，由着他吧。一招鲜，吃遍天。也许他是对的。
就这样，1978年3月，我复员回了地方，并如愿以偿地干了专业创作。
如果不是我爷爷支持了我当年的决定，我在部队也许最多混到团级，最后还得转业。
第六部分
第58章
改革开放了，“国民党”回来了
“文革”的梦魇终于醒了，翻天覆地的改革开放开始了。
在这个新的历史时期，我爷爷又遇到了几件大事。这几件大事，最重要的既不是他稀里糊涂地又被请回了县政协，并官升政协副主席（兼文史资料编辑室副主任，负责沂蒙自清末民初以来的所有大事的编纂工作），也不是在他的鼓动下，奇Qīsuu。сom书祈安哥率先成为了沂蒙县的第一个个体运输户，并第一个成为了县里的首富。而是关于我叔叔王续荫的消息，以及他所捐助的一笔巨款。
而其间，又发生了一些戏剧性的故事，凸现了我爷爷晚年的独特性格。
。。。。。。
大约是在1983年的6月前后（我记得天已经很热了），我又接到了爷爷打来的长途。
“爷爷呀，又是什么重要的事呀……”那个时候，长途是很贵的，没有什么大事急事，他都是写信。
“你猜猜……”又是一个你猜猜，人老了，也变得像小孩一样了。
“该不是把个副字给您去掉，让您当政协主席了吧？”
“没正经，好好猜，比这个喜气大。”
上次他打长途来，说的就是县里突然让他当县政协副主席的事。说县里、地区认为他是正儿八经的“国宝”，让他重返战斗岗位，并在城里给他一间三室一厅的房子。
“你说我干不干？”当时他曾来电话征求我的意见。
“有什么实际工作吗？”我关心的是这个。
“说是让我负责编写自清末明初以来的……”我爷爷将让他干文史资料副主任的事详细说了一遍。
“干！这是好事！您老人家可秉笔直书。您是历史的见证人呀。”
“其实我也想干。嘿嘿。”
就这样，以他为主，这个文史资料写作班子很快组成了。他们撰写了大量的文史资料，如《沂蒙地主佃农关系考》、《沂蒙土匪史》、《沂蒙“乡村建设”实验报告》、《抗战初期的沂蒙各界现状》、《国民党沂蒙抗战史》、《八路军奋战在百里沂蒙》、《沂蒙人民支前忙》、《土改中极左路线的严重后果》、《还乡团在沂蒙的暴行》、《沂蒙的镇反和三反五反》、《难忘当年大炼钢》、《“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沂蒙》、《沂蒙“文革”十年浩劫史》等等。如今，这些史资有的已公开出版，有的内部发行。
还有一次，他打来长途，兴冲冲地说，又有件重要的事让我猜。
我猜了半天没猜着。
他就在电话里骂我：“还作家哩，这都猜不出来。告诉你吧，我要支持你祈安哥成为咱县里的第一个个体运输户。”
“哟，这事可要谨慎。”
“放心，我瞅准了，邓小平是真干，这是机会，谁逮着谁是……”
但接下来的消息，却让我大半年没睡过一次安稳觉。
“哈哈，凭我的关系，我给你祈安哥贷了三万元的款。”
“啊！”当时我差点没尿了裤子：“爷爷，这可是有风险的呀。还不上咋办？”
老头子却嘿嘿一笑：“不懂了不是？共产党的钱，就那么回事。书记、县长都在贷，还上就还上了，还不上也没见割谁的肉。嘻嘻……”
好在，以后这笔钱很快就还上了。祈安哥也很快富了起来。任何人没想到的是：他富起来以后，干的第一件事就是超生，他生了一个又一个，每生一个，上边就罚他的款。罚多少？拿去，祈安哥眉头都不皱一下，马上点钱。每到这时，他反倒像是出了一口恶气：“哼，老子别的法没有，我就是多生，你能怎么的？！”这一手也真够狠的，超生不犯法，你不能抓他坐牢，更不能杀头。
。。。。。。
那么，这一次又是什么重要的事了呢？
我猜了半天，猜不着，有点烦了：“爷爷，我正写长篇哩，别烦我好吧……”
“跟我撇，是不是？不行，你就得猜！”他那边还一点也不放松。
“要不就是您又找了个老伴，我祝贺您爷爷，我们平时又不能照顾您……”
“瞎扯，这事还用你操心。”老头子自信着哩。
原先和我爷爷一块生活的郑寡妇不久前也去世了。不过，到死，他们也没去扯结婚证。我爷爷一直认为“少年夫妻老来伴”，老人嘛，图得是个互相照顾，扯不扯证的没劲。虽然没扯证，但我爷爷待她不薄，帮她的儿子盖了两间房娶了媳妇。
“是刘奶奶还是王奶奶，还是张奶奶……”我听说最近又有好多人帮他找老伴。他吧，要求还挺高，人要利索，懂得互相体贴。年龄不能超过60岁！他说是这么说，实际还是专捡年轻漂亮的。
“是你刘奶奶，好了，别操我的心了……”
噢，是那位刘奶奶。以前听我爷爷在信中介绍过，说她是位小学教师，老伴病故，年龄是53岁！
“过得还好吧你们……”我总是想多问问。
“好不好的全在我，告诉你。好着哩。”我爷爷有点不耐烦，“快猜呀你……”
我被憋极了，大声吼道：“行，我猜。台湾解放了！国民党完蛋了！”
没想他高兴地大叫一声：“好，离题不远了！”
离题不远了？这叫什么事？我反而再也猜不下去了：“爷爷呀……到底是怎么回事呀？”
“怎么回事？哼哼，‘国民党’回来了！”他吼道，说不上是气，还是爱。
“什么？您说什么？”我一时如坠云雾之中，当年驻守厦门前线，防的就是国民党回来呀。
“是国民党，也就是咱们家的‘国民党’，你叔叔，王续荫大部长，这个王八羔子；一走40多年啊……”老人家放声大哭起来。
终于我明白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随着大陆改革开放的发展，两岸关系有所松动。双方开始了互找亲人的活动。
于是，我也不由自主地大哭起来：“爷爷，您老别激动，这是好事呀……”
我爷爷仍在语无伦次地骂着：“……这个王八羔子，他还活着，这40多年来，谁知道我心里……是多么想他呀，想他还又不敢说，只好说他打仗死了……可谁想到，这个王八羔子还活着，来了信，也来了电话。呜……”伤心的哭声更大了，“这个王八羔子还活着，这个王八羔子也长得最像我……”
为了止住老人的哭嚎，我只好想法子逗他：“爷爷，您别骂我叔叔，他要是王八羔子，那他是不是也有小王八羔子……”
这一下，终于让老人不哭了：“有有有，在那边我还有两个龟孙，一个男龟孙，一个女龟孙，哈哈，都是大学生……”
噢，我知道了，叔叔有两个孩子。哈，我有堂兄妹了：“好呀，爷爷，您一共有五个龟孙孙了……”
扑哧一声，我爷爷笑了：“龟孙，不愧是作家，会逗爷爷我开心。”
第六部分
第59章
托到蒋经国（1）
你能托到蒋经国，我却见不上邓小平
骨肉分离40多年，理应立即团聚，以诉相思之苦，以享重逢之乐。但此事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却不是件容易的事。那时海峡两岸民众的往来，远不像现在这样方便和便捷。
结果是理应的团聚，最终泡汤。我爷爷还差点被气了个半死。
大约是在上个电话后的第三四天，我爷爷又来了个电话，语气挺急的，让我无论如何回趟老家，说要商量件重要的事：你叔约我在香港见面。你来帮我拿拿主意，办办有关手续。
我一听就挺生气：“我叔也真是，哪有老子去见儿子，他要来看你，为什么不能直接回大陆。”
我爷爷耐心地解释说：“你又外行了不是？那不是台湾方面不允许吗？你叔要不是已从军界退了休，他连跟我通信的资格都没有。现在就不错了。据说，这还要托得蒋经国的后门呢。”
“托蒋经国的后门，吹吧？”
“放肆，哪有这么说你叔的。”老人袒护起了他的儿子，“你叔生性憨厚朴实，不是那种瞎吹的人。他寄来的照片里有和蒋经国合影的……”
我一听这话，马上肃然起敬：“哟，那我叔还真是个人物。”
什么也别说了，立马回家。那时交通还不是很方便，但走临沂，再向北拐，当天还是能够到沂蒙的。经过一天的长途跋涉，天傍黑的时候，我终于到了爷爷在县政协大院的新家，新家在三楼，为的是照顾他（当地顺口溜：一楼脏，二楼乱，三楼住的是高干）。
一进门，我爷爷信中所介绍到的刘奶奶（那位退休的小学教师哟，不要搞错呀）已经给我做好了晚饭。刘奶奶中等个，一身的书卷气，话不多，总是笑眯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