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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的东边是泸定城。
对面山坡上敌人修筑了严密的工事，炮弹和子弹不时地飞过来。
两位团首长决定：组织一个精干的突击队，用一个营的火力掩护，从铁索上爬过去。
下午4时，红四团第一营第二连22名战士组成的突击队，在连长廖大珠率领下，冒着东桥头的密集火力，攀踏着悬空的铁索桥向东攻击，胜利地占领了大桥。
左纵队得以顺利突进泸定桥，红四团指挥正确，突击队的神勇起了决定作用。
大渡河东岸的几股敌人都先后被右纵队所打垮，这也是非常重要的相互配合，完成了一个统一的作战计划。
长征多险关克难创奇功（4）
27日，右纵队向泸定桥急进。
敌军一个团先我一天抵达瓦坝，我先头团即同其担任警戒的一个营接触。
左边是大河，右边是高山，敌人凭险据隘，节节抵抗。
我先头团直往前冲，黄昏时，打到瓦坝附近，敌利用既设阵地又抗击了几个小时，才逃窜富林。
当晚，右纵队在瓦坝宿营。
28日，右纵队行军100多里，翻过了上下60里路的高山，到了德妥。
这是个小圩场，有几十户人家。
红军将瓦坝溃败敌人等百余人消灭。
这晚又下起大雨，遂在德妥宿营。
相传诸葛亮南征时，曾在此地驻扎。
29日，右纵队行至铁丝沟，打了一个有重大意义的胜仗。
此地左有浪涛滚滚的大渡河，右有峭壁峻岩的高山。
敌军第四旅在龙八布驻防，其三十八团据守泸定桥，十一团前出到铁丝沟向安顺场方向警戒。
必须迅速解决这一股敌人，才能确保攻下泸定城，控制四川通往西藏的军事要道。
刘伯承命邓华率领二营由路右山腰绕到敌人翼侧，萧华率领三营由正面进攻。
敌旅长袁国瑞只顾防守正面，侧背一挨打就慌了手脚，向龙八布（离泸定城南五十里）溃退。
右纵队进入泸定城已经是30日的凌晨两点了。
刘伯承和聂荣臻被这一历史性的胜利所鼓舞，打破了敌人的使“###要成为石达开第二”的幻想。
太平军石达开的全军覆没就是在安顺场大渡河一带，73年前的历史悲剧并没有重演，完全是由于这是一支有先进思想所武装的人民军队。
刘、聂二人怀着兴奋的心情，由杨成武提着马灯陪同，从泸定桥东走到桥西。
刘伯承对每根铁索甚至铁环都仔细察看，连声称赞勇士们的机警勇敢。
当从桥西折回桥中央时，刘伯承停住脚步，扶着桥栏，俯视大渡河汹涌的激流，着力地在桥板上使劲地连跺三脚，兴之所至地说：“泸定桥，泸定桥！我们为你花了多少精力，费了多少心血！现在，我们胜利了！我们胜利了！”声音好像是在朗诵诗句。
办学成就大1935年8月上旬，中共中央决定红军编成左、右路军，左路军由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张国焘、总参谋长刘伯承率领。
可是张国焘不执行北上方针，并且发展到另立中央分裂党的地步，朱德早在阿坝张国焘召开的干部会议上严正指出：“南下是没有出路的。”
刘伯承由于坚持中央的北上方针，竟遭到张国焘的威吓：“不念你是南昌起义的参谋长，我就杀了你！”敢于坚持原则的刘伯承毫不含糊地回答道：“你杀了我，我也拥护中央的决议和毛泽东的主张！”张国焘工于心计，他顾虑刘伯承在红军中的威望，只好对他采用刁难、折磨的卑劣手段。
他撤掉刘伯承红军总参谋长的职务，将其降为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校长。
1936年2月，刘伯承全力担负起红军大学的领导工作。
张国焘的无理处分，并不能丝毫减弱刘伯承对党的事业的忠诚。
他同校参谋长张宗逊等同志相处融洽，积极为提高红军干部素质而工作。
在长征路上办红军大学困难重重，环境特殊，气候恶劣，物质条件太差，还要边打仗、边行军、边教学，真是问题一大堆。
刘伯承针对现实提出了“理论联系实际，全面培养干部”的教育方针，要求把马列主义的原理，特别是军事方面的理论，结合当前斗争的实际，需要什么学什么，缺什么补什么。
把学员培养成有高度政治觉悟，有指挥作战本领，有管理教育能力，有艰苦奋斗、不怕牺牲精神的红军干部。
他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就积累了办学经验，理解办学的重要。
刘伯承经常对教学干部说：古今中外能打胜仗的军队都没有“不教而战”的，没有训练的部队是乌合之众，不讲战术的指挥员是无头苍蝇，打起仗来东撞西碰，四零五散，各不相顾，没有不失败的。
长征多险关克难创奇功（5）
红军大学开设的课程都具有很强的实用性。
其中有《苏军步兵战斗条令》和《苏军野战条令》，都是刘伯承译成中文的。
还有军事地形学和射击原理，战术课紧密结合当前的实际，刘伯承提出要学会“打”和“走”。
“走”是长征的一门主课，一是给学员们讲爬雪山过草地等不同地理环境的行军、宿营、警戒各方面的知识；二是讲红军北上可能经过地区情况，如地形特点、气候变化规律、沿途民情和物产分布，以及敌人的部署概况等等。
“打”的内容就是可能遇到的不同战斗，如何对付敌人。
要求学会打骑兵、打平地战、打山地战、打河川战、打麻雀战（过彝区学到的）。
刘伯承倡导教员讲课多做示范，安排学员多做操练，使学员们较快地掌握运用所学到的知识，做到会带兵、练兵、用兵。
炉霍是藏族聚居地区，地处草地，交通不便，经济条件很差，补给困难。
朱德、刘伯承号召全体同志努力适应环境，动起手来克服困难。
大家利用大喇嘛庙储存的大量羊毛，人人学会捻线，织毛衣、毛裤、毛袜。
不久，每人都织成1套羊毛衣、打好3双草鞋。
烧柴很困难，校部领导请藏族新战士表演烧牛粪和架帐篷。
粮食吃完了，只能吃青稞面，学校办了采野菜短训班，大家挖野菜来补充，挖野菜比赛开展得有声有色。
学习条件极差，晚上没有灯就点松脂照明，用颜料冲成墨水，用石灰块在石片上书写。
学习情绪依然高涨，甚至在丹巴休息一天，向炉霍转移时，第二天要翻越5千米高的党岭山主峰，高级指挥科还在坚持上课学习。
高级指挥科就是在克服这些极端困难条件中完成了学习计划。
学习期间，刘伯承校长只要有空常来听课，当每一项军事课程学习结束时，他都亲自作讲评和总结，他讲话通俗易懂，深入浅出，生动风趣，举例形象，还善于运用典故。
学员们听了都感到大有提高。
生活困苦至极，但并不能阻挡红军大学的教学成就。
在炉霍，红大举行了一次阅兵和体育运动会，检阅台搭在喇嘛庙前，朴素壮观。
军事体育表演过后，朱总司令和刘校长检阅队伍。
接着刘伯承讲话，他声音洪亮地指出革命的光明前景，说：“将来革命胜利了，我们的人民武装要组成浩浩荡荡的方队，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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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兵新孙吴战例邢沙永（1）
把握主动权刘伯承精通《孙子兵法》，能背诵如流，而且理解透辟、见解独特，运用自如，并能创新。
他在担任军事学院院长期间，讲授《孙子兵法》时，曾经运用大量的战例、掌故、斗争实践，深入浅出地阐述《孙子兵法》关于战争规律、哲理和谋略的精义。
“论兵新孙吴”，陈毅对他的赞语当之无愧。
马克思主义主张继承并发扬古今中外的智慧成果，以丰富科学真理，造福于人类。
刘伯承认为：“学以致用是我们的原则，不光是用，学也重要。
学不能致用就要犯教条主义的错误。
古人说，‘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心’即唯物辩证法。
同一《孙子兵法》，马谡的用法就是教条主义，孔明就不是；庞涓、孙膑同师鬼谷子，可是一个是教条主义，一个不是教条主义。”
孙武用兵，非常重视争取主动，有“致人而不制于人”（善于指挥作战的人，能调动敌人而不被敌人调动）的思想。
而在刘伯承的战术运用中，“必须把握趋利避害的机动”是极为突出的。
他总结出掌握战争主动性的理论，十分精当：“无论是在构成战线的附近，或挺进到敌人的深后方作战，都要把握住主动性、秘密性、迅速性、坚决性和干脆性，主要是力求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抗日战争初期，刘伯承就反对军事指挥上的公式主义，提倡克敌制胜出奇制胜。
他善于吸收孙子兵法的原理，在实战中形成自己的风格。
因此，刘伯承的军事用语充满了他的特点，通俗而准确，幽默而深刻。
刘伯承确实神似孙武，但也确实不形似孙武，在他的军事著述里，如果细加钻研，可以领会到内含有孙子兵法的智慧，同时也体会到刘伯承的真知灼见。
战场是考验军事理论的学校，只有通过具体的战例，才能对刘伯承军事思想产生准确的认识。
一次大战役1941年8月31日到9月3日的邢（台）沙（河）永（年）战役，论规模仅次于百团大战，能够充分地体现出刘伯承高超的指挥艺术。
八路军一二九师刘伯承师长、邓小平政委在8月23日下达“确定邢沙永战役计划的基本命令”，明确了本次战役的目的是“以军事的胜利，达到政治的收获。”
还强调“特别以伪军高德林系统在沙河以西之部队为主要对象”。
攻击重点十分清楚。
为了配合晋察冀边区反“扫荡”，主战场选在敌军交通大动脉平汉铁路的西侧，这便于调动并牵制敌人。
同时，也有利于乘机摧毁敌人对太行山区和冀南平原地区的封锁线。
两年来，宽六米深三米的“护路沟”在邯（郸）沙（河）段增筑到六条，敌人还把挖沟的积土，筑成约三米高的“护路墙”，沟与墙之间又加设了鹿砦、木栅等障碍物。
从邢台到沙河的铁路沿线，更是碉堡林立，封锁周密。
沙河又成了敌人对我晋冀豫区实施“囚笼政策”的要害。
负责防守的是伪“剿共第二路军”高德林部。
汉奸高德林以公司窑（当地又名老狼沟）煤矿为中心，构筑了异常坚固的碉堡群，形成遮断我山区与平原交通的一把“锁”。
高德林原是国民党二十九军的团长，抗战爆发后，他认贼作父，投靠日本侵略军。
1938年5月奉日军旨意窜到公司窑，霸占了煤矿，对工人实行奴隶式的残酷剥削。
高德林自设的兵工厂，设备齐全，能制造步枪、轻机枪等武器。
这些兵工机器，无疑都是我们太行山兵工厂所急需的东西。
论兵力，高德林伪军有3个团，加上特务营、军教队、矿警队等一共是3500余人。
由于没有受到过打击，这些伪军颇有些盲目骄傲情绪，过于迷信坚固工事和优势火力。
为了保障实现消灭高德林伪军的战役目的，一二九师及太行、冀南、太岳3个军区的武装力量，都有各自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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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兵新孙吴战例邢沙永（2）
第八旅主力和冀南三分区部队，为路东破击队，向铁路东的永年西、北方向展开破击。
路西破击队统一归三八五旅首长指挥。
同时，新一旅的两个营组成支队，对路西的彭城到水冶段展开破击，拔除可能拔除的据点，以钳制安阳、磁县的敌人。
至于新一旅主力，太行一、二、四分区和太岳部队各向当前的敌人展开游击破袭，力求拔除和毁灭深入我内地的某些据点，故意要虚张声势，以策应本次战役的胜利进行。
刘伯承向来主张用兵的重点主义，兵力分散等于五个指头按五个跳蚤—— 一个也捉不住。
因此，担任这次主攻的路西部队特别强大：有太行山铁拳美称的三八五旅全部投入，并且附有师山炮营的一个连（山炮和机关炮各1门），抗大六分校迫击炮教导队（炮2门），四旅、三八六旅的两个工兵连，太行五分区三十一团、三十四团的各一部，还有十旅二十三团各一部。
从兵力对比上，我方的实力优于守敌。
不仅如此，还有军区部队、全区的民兵和基干队直接参战，或参加后方勤务。
参战的民众不下10万人。
沙河抗日县长和中共县委书记等地方干部都亲自参加战勤工作，还专门成立了动员参战指挥部，仅沙河县参战的民兵就有5700多人。
广大人民武装的参战，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