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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初，刘伯承“献给太行军区扩大会议”的“关于太行军区的建设和作战问题”的方针性文章中，把“游击集团的发展”作为十个战术问题的第一个是要“引起军区同志的创造性地发扬优良的战术。”
正因为如此，除了《关于强化游击集团的命令》（1941年5月24日）、《组织游击集团的要诀》（1941年6月16日）等专门性质的论著之外，刘伯承全年报告、文章和讲话，都着力于倡导游击集团的展望、作用以及加强的具体方法，甚至在《庆祝抗大五周年》的文章中，刘伯承也主张以此作为主要课程。
在抗战经验总结中，刘伯承认为只有由正规军、游击队、民兵三者组成的游击集团“才能进行有力的、扭住敌人的游击战争。”
针对“敌人出动兵力一大，接济必难，‘扫荡’次数必稀，据点间隙必宽”的特点，刘伯承提出了游击集团十六字的战术要诀，这就是：“以弱耗强，以强灭弱，以散耗集，以集灭散。”
为此，刘伯承做了许多切实的工作。
据资料记载，1941年是一二九师（兼太行军区）教育办得最多、范围也最为广泛的一年。
除继续加强原来的师、旅干部轮训之外，还办有参谋训练队，以及射击、刺杀、掷弹筒等短训队。
为了造就民兵骨干，还在抗大六分校增设了地方干部队（两个连），在短期训练班毕业的民兵干部5038人（太行区民兵当年的统计是41602人），使1/10的民兵受到了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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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寻常的一年（2）
刘伯承主张“不要把正规军的那套办法，呆板地运用到民兵中去。
”如像训练使用地雷一项，师部就派出六个地雷组，对1200名民兵因地施教。
“三一八”、“九一八”两次民兵检阅大会，每次都有上万名民兵参加，一二九师1941年军事工作总结报告对此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大会上的各种竞赛极为生动，成为教育民兵的最好方式。”
跳出合击圈1942年，日本侵略军实行其所谓“驻山西日军总进攻”，春、夏、秋三次大规模对太行区的“扫荡”，其目的是反复奔袭我军的统帅机关，摧毁抗日根据地军民的生存条件。
在夏季“扫荡”时，敌军集中兵力25万人，其中除了经常同我军交手的第三十六师团（白晋线）、第四混成旅团（正太线）、第一五九联队（高邑、沙河）等部之外，敌人还从平汉线调来了一一师团，从道清线调来了第三十五师团。
这是敌军出动兵力最多的一次，交战长达55天之久。
其余两次敌人出动的兵力是15万人和16万人，交战时间是31天和22天。
这就是说太行区这一年有108天在进行大规模的反“扫荡”作战。
要战胜如此强大而又非常狡猾的敌人，绝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刘伯承在这样严重的形势中，不断提出有效的对策，使太行区的对敌斗争摆脱困境，为日后的再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日军不但凭借其优势的兵力和装备，而且不断地变换战术，“它融合‘九一八’以来与我斗争的经验”，“特别在‘七七’事变后与我八路军战斗的失败中积蓄了许多经验。
它现在所采用的就是它在12年侵华战史中的战术选集。”
敌人甚至采用了刘伯承的游击集团战术，用来同刘伯承指挥的游击集团较量。
刘伯承的军事思想中很突出的一点是因人、因时、因地制宜，从实战出发，它认为“必须抓紧新的具体情况进行之，不可演出公式主义。”
他剖析敌军是“以正规军作游击战，所以它富于协同性的规律性，”但这种“限时限地的进退，战斗分界线的严格划分，束缚了各路的机动。”
同时敌人是异族的侵略战争，这是它致命的弱点。
我军则完全相反，“一切都是没有规律的行动，使敌人无从侦察捕捉”，都是违反敌人假定的规律，“神出鬼没，不入圈套，不碰硬壁。”
我方进行的是全面游击战争，是军民血肉结合的全力战。
敌我双方都从土地革命战争中不断吸取对自己有用的经验。
敌人依托“囚笼”政策来进行所谓“总力战”，这是日军“发扬了塞克特（德国陆军参谋长，曾为蒋介石军事顾问团团长）布置在江西的碉堡政策，实行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办法。”
刘伯承的游击集团是发展了土地革命时期的游击战争，要使我军“能在反‘扫荡’中转成主动，”他在《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情况》一文中，总结了苏区游击战争的经验，“力争战争的主动权，即攻势防御，承认敌对我是大‘围剿’，但是战役上我对敌是小围剿，或者是大‘换防’，跳出外线作战。”
因此，在反“扫荡”的全过程（一、反合围，二、反抉剔，三、追击）中保障我军指挥部不中断指挥，就成为十分重要的任务了。
师部成为敌军合围的主要目标。
要掌握指挥上的主动，首先就得使处于重兵急袭的师部摆脱险境，适时地跳出敌军还未构成的合击圈（即利害变换线）。
合击与跳出合击，就成了敌我双方较量的焦点。
应该正视事实，当时要挫败敌军合击计划是一件至为艰难的事，敌军不但兵力强大，战术大有改进，而且一年前晋升为大将的敌军指挥官冈村宁次“长于政治阴谋，尤长于招摇撞骗，散布恐日病菌，以期灭亡人心，来配合军事‘扫荡’”。
日军的准备工作非常充分，甚至把我八路军总部首长和一二九师师部首长的肖像印成小册子，让士兵随身携带，便于查对。
不寻常的一年（3）
其中仅有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罗瑞卿的照片弄错了（其实照片上是一二九师三八五旅卢仁灿主任），其余都没有错。
为了有效地对待日军“扫荡”，刘伯承做了大量准备工作，其中最为主要的就是积极地实行精兵简政。
以精简作为1942年1月首先进行的大事，他和邓小平亲自向师直属队作动员报告，坚决贯彻师部精简方案。
刘伯承感到带领庞大的师直属队和机关跳出敌人的合击圈，犹如身背一个真空管收音机通过拥挤的闹市一样，生怕把真空管泡子给挤破了。
经过精简整编，师直从原来的41个伙食单位减到19个，改变了“小脚胖婆娘”的状况。
为了更便于师部统率机构进行突围和进行及时的指导，临战前，有计划地将军政干部派到地方武装和敌后武工队协助工作。
这样，既可使师部在反“扫荡”作战时机动灵活，又可使基层单位在工作上得到帮助。
刘伯承率领短小精干的师部，从敌人大军重围中跳出，适时地走上晋豫（当时涉县属河南省）交界的深山（有“通天十八盘”之称的阎王鼻）牧羊道，经过两昼夜的与敌周旋，终于安全突围到山西黎城东黄须与师直属队全体会合。
担任这次掩护师部行动任务的新一旅二团参谋长陈皓回忆当时的情况说：“各部队会师后大家都激动得流出了热泪，无不感佩师长高超的指挥艺术和大智大勇的革命气概。”
在紧要关头刘伯承之所以能找出突围的缝隙，是由于他抓住了敌军“自夸要提高游击作战以消灭游击战争，毕竟它是以正规军作游击战”这一致命弱点。
敌各部队之间“时间、动作和范围，预先机械地划分清楚。”
我们“对于敌人这种有规律的战役的组织性与机械性，必须足够认识它的优点，同时也可以找出它的弱点，这样才可以施行我们灵活适时的机动，”刘伯承凭借高超的指挥艺术，在所谓铁壁合围中寻找、创造并利用敌军的弱点，夺取我军的主动权，进行机动战，以达到“无规律的游击，闪电的游击。”
闪电的游击敌进我进，需要有相当数量的精干武装力量“深入敌人封锁线的后方，在（敌人）外强中干的痛痒处繁殖了釜底抽薪的游击战争，”才能制止敌人对根据地的蚕食，扩大抗日区，改善财政经济状况。
针对这一点，刘伯承设计了武装工作队的组织形式，在太行边区各处展开对敌政治攻势。
每个武工队总共不超过50人，队长政委在内，武器除长短枪外，仅有掷弹筒、轻机关枪各一，没有马匹。
灵活精干的武工队，作为发展游击队集团的种籽，可使敌人的后方受到“真正的内外夹击”。
根据武工队要完成在敌人碉堡密布的格子网里“创造发展游击战争及其政治工作的发动机”的任务，刘伯承、邓小平决心抽调军政大学第六分校的干部学员作为各个分区武装工作队的主体，再吸收各个分区部队中的优秀战士、班排长参加。
在配合夏季反“扫荡”中，乘敌军侵入太行山腹地后方空虚之机，这些武工队纷纷深入到敌人的心脏地区，展开抗日政权恢复活动，镇压恶贯满盈、证据确凿的汉奸特务，使相当一批地区恢复了抗日政权，严重地打击了敌伪的凶焰，打开了一些地区退缩、麻木的局面。
陆定一（当时任八路军野战政治部副主任）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讲到路线问题时说：“像武工队就是一个创造，这是好的，有功绩的。”
刘伯承不仅为武工队制定战略方针，还亲自向武工队的干部讲授战斗战术技巧。
他明确指出“战斗应根据政治工作的需要与否而决定之，不能进行任何与之相违背的战斗”，在敌占区要“从保护壮丁、粮食，反特务，保卫群众，团结中国人做起，一直到繁殖游击战争。”
“游和击需要巧妙配合，游中有击，避免穷追，击中有游，避免被消灭；游要隐蔽，击要突然，游来游去，击来击去。”
不寻常的一年（4）
要懂得“不善于使用武器，就什么都没有办法。
军人不会使用武器，就等于剃头匠不会使用剃头刀。”
在组织武工队这个问题上，不难看到刘伯承不但善于在关键时刻拿出切实可行的方针，并且善于组织力量实现方针，更值得重视的是他善于提出如何实现方针的主要方法（战术）。
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这就是“小道理自然要服从大道理，但大道理要充实，不然，也会是空道理。”
战略家预见1942年8月，刘伯承集中精力完成了《太行军区一九四二年夏季反“扫荡”的军事总结》。
这是一篇12万字的重要文章，理论的深刻性和系统性，同他为抗战两周年写的《对目前战术的考察》一样，都是刘伯承军事学术具有代表性的力作，正如戎伍胜（当时任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副主席）所说：“他写出的东西非常精深，有人说他今年（1942年）写的《五月反‘扫荡’总结》是太行山的《论持久战》，实非过誉。”
苦战出佳作，是常人不易做到的。
同年9月，刘伯承在太行军分区参谋长会议上作了夏季反“扫荡”总结中的敌情估计、我军对策以及八项具体工作的报告。
报告闪耀着辩证法的光辉，如：“游与击必须有机地巧为配合。”
“我们作战不但要军事，而且特别要政治，不但是军队，而且特别要有群众武装斗争。”
“我们军队不但要帮助地方工作，而且要帮助地方党军事化。
同样，地方党也要教军队做地方工作，发扬我军传统。”
提高干部素质，从来就是刘伯承十分关注、并为之尽力的一个基本问题。
1942年8月，为了使干部注意“世界军事的进度与趋势”，刘伯承在完成了苏联斯米尔洛夫的《合同战术》中译本的“校正任务”之后，又写出了一版序言。
他仍然同30年代初一样，在每一篇序跋中都要求读者注意理论联系实际地消化外国经验。
刘伯承希望干部能从《合同战术》（第一部）中“窥见人民红军的战术全部的精神与实质”，同时要求注意“我们处的物质条件完全不同，而且干部也多半不是从学校转到实际中去，相反的，是在实际斗争中的在职学习。
因此之故，我们只有更艰苦些，更紧张些，才能使实际与理论联系起来，争取战争的胜利。”
4年之后，学习合同战术的现实意义大为增强，刘伯承“于上爱国自卫战争前线时带了这本《合同战术》（包括新译的第二部）及其译稿，才真正开始校正与补译。”
刘伯承的一片苦心，目的是使干部以“知己知彼”为出发点，要懂得“我们在现代战术进程之中，必须知道各兵种弱点当中，寻求所以防御的办法，在缴获了敌人现代化武器之时，即可以迅速使用它们的办法——这就是我之所以急于将此书出版以贡献于我们干部的一点薄意。”
解放战争，刘邓大军所取得的一系列辉煌战绩，为刘伯承在最艰苦的1942年游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