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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脚能行走自如，刘伯承开始同开县的进步分子，可靠的同窗好友，有了来往，当局根本寻觅不到刘伯承的踪迹。
他最为关心的是原讨袁军同事们有什么消息，袁世凯越反动越专制，他的反袁意志越加坚定，并且他为反袁而加强了军事作战的学习和思考。
一封上海来信，给刘伯承带来了莫大的欣慰：原熊克武五师的众多将士都先后出川聚集到上海，他们受到孙中山先生的关怀。
刘伯承对孙中山的救国方案有所了解，由他登高一呼，反袁大业必将走出困境，前景一定光明。
1914年冬天，刘伯承和军中几位同事，在杨先华向导下，翻山越岭，从小路步行到云阳县长江边的一个乡场，恰好遇到有只船启航出川，他们上了船，顺流而下。
经过三峡，刘伯承知道已经摆脱了反动鹰犬的追捕，心里宽松了许多，伫立甲板上，两岸青山对出，前方水天一色，触景生情，思潮汹涌，回顾往事，展望前程，满怀激情，写成一首七律《出益州》：微服孤行出益州，今春病起强登楼。
海潮东去连天涌，江水西来带血流。
壮士未埋荒草骨，书生犹剩少年头。
手执青锋卫共和，独战饥寒又一秋。
仅仅56个字的一首诗，体现了刘伯承出川的明确动机是继续讨袁，他抱着以身许国的坚强意志，准备同封建专制斗争到底。
这首诗是刘伯承充满感情的宣言书，又是比宣言书更为深刻，更富有个人特性的诗篇。
手持青锋卫共和（1）
申江群英会川籍流落申江的反袁志士聚到了一起。
但懋辛、李蔚如、余际唐、卢师谛、吕超、张冲以及王维纲（伯帘）等比刘伯承都要年长些，由于刘伯承的知识面广，在讨袁作战中表现突出，所以这位20刚出头的青年人在群体中颇受关注。
上海是孙中山革命活动的基地，事实上也是反袁的中心，刘伯承在这里能听到孙中山的言论，能接触到三民主义的救国主张。
原五师师长、讨袁总司令熊克武，也从日本归来，无疑更加强了川籍军人反袁的力量。
孙中山很重视这一股进步反袁的力量，孙先生同吴玉章、熊克武有深交，原五师的骨干人物以同盟会会员为主体。
如今随着形势发展，他们都支持孙中山组织的中华革命党，刘伯承在但懋辛的引荐下加入了中华革命党，为革命组织注入了新的血液。
青年刘伯承在这个秘密革命组织中，积极参加反袁的活动，严格遵守纪律，这是刘伯承早期革命征途上的重要标志，他已经由一个赤诚的爱国军人，发展成为清醒的民主主义革命者。
上海是当时###的敏感点，反袁与拥袁、共和与帝制的冲突，进入了白热化的阶段。
袁世凯的皇帝梦已经公开化，紧锣密鼓的劝进声震耳欲聋，封建王朝的余孽纷纷登台献丑。
聚集在上海的川籍革命党人，对于这种反动倒退的叫嚣十分痛恨。
刘伯承关心时局，他拿着一份袁世凯出资的伪装民办报纸《亚西亚日报》，请同事们注意。
其中有一个美国人古德诺的一篇妙论《共和与民主论》，古德诺是袁世凯宪法顾问，也加入了吹捧袁世凯登基做皇帝的合唱，大家怎么都想不到标榜合众国的高级人物居然鼓吹帝制，他写道：“中国数千年以来，狃于郡主独裁之政治，学校阙如，大多数之人民，智识不甚高尚，而政府之动作，彼辈绝不与闻，故无研究政治之能力。
四年以前，由专制一变为共和，此诚太骤之举动，难望有良好之结果者也……然而中国如用君主制，较共和制为宜，此殆无可疑者也。
盖中国如欲保存独立，不得不用立宪政治，而从其国之历史习惯社会经济之状况，与夫列强之关系视之，则中国之立宪，以君主制行之为易，以共和制行则较难也。”
传阅了古德诺的文章，众人的读后感是“谬论，谬论，最大的谬论。”
在一片嘲责声中，刘伯承冷静地说道：“古德诺先生连‘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做人之道都不懂，太可气了！”引起一阵笑声。
作为熊克武参谋长的但懋辛，尽管已暂时无职务，但同熊的来往密切，彼此相知甚深。
而熊同孙中山相互切磋要事较勤，因此老但的说话往往被认为“是有来头的”，大家爱听。
他分析了目前的时局：我们四川吴玉章先生最早发现袁世凯靠不住，野心勃勃，他建议孙中山：袁世凯暗杀宋教仁是不祥之兆，又风传袁世凯要撤销国民党粤、赣、皖、湘四省都督，应该先发制人，主张四督联合通电，指责袁世凯违法，要声明在合法政府成立以前，不接受违法政府的命令。
孙中山很赞同吴玉章的意见，但是主管军事的黄兴不赞成，他担心这样一来，就暴露了反袁的军事准备。
其实嘛，这对国民党反袁，正像袁世凯反国民党一样，彼此心里都明白，还有啥子秘密？结果袁世凯抢先免除国民党四都督的职务，使我们的反袁大业在政治上陷于被动的地位。
日本以支持袁世凯称帝为条件，换取在中国山东、东北和内蒙古的特权消息传来，引起暂居上海的四川军人严重关注。
“袁世凯的光头银元就要上市了。
报上发表了袁大头的模样。
我们要早日回川，开展讨袁战争。
绝不能让袁世凯实现他的皇帝梦。”
刘伯承十分自信自己的判断和预测。
手持青锋卫共和（2）
但懋辛讲了他乐观的理由：过去对袁世凯的幻想破灭了。
孙中山不单对讨袁军事关心，而且他同各地讨袁力量加紧联络，同时他同海外侨胞不断地联系，爱国侨胞纷纷支援反袁斗争。
现在有了比较统一的反袁部署。
袁世凯的手段太毒，张培爵早已弃政从商，最近他在天津，被袁世凯派人暗杀了。
但懋辛感到人们愿听有关时局的事件，他索性再讲一个关于宋教仁前两年在上海北站被袁世凯的人枪杀事件。
他转述了吴玉章的分析：醉心于资产阶级议会政治的人，1912年底，新组成的国民党在国会选举“胜利”了，宋教仁得意忘形，认为他到处演说活动获得成功，宋教仁把大批的政客和封建余孽拉入党内。
同时他把同盟会纲领中革命内容删掉，如像“平均地权”被改成“注重于民生政策”，“力谋国际平等”被改成“维持国际和平”，甚至连“男女平等”的主张也给取消了。
宋教仁的倒退，受到老同盟会员的反对，袁世凯却不放过他，硬是刺死了他。
宋教仁事件在上海的影响特别大，大家听了，深切认识到讨袁的正义性和重要性，国贼必除！壁山义勇军1915年12月，刘伯承和康云程、王旭东等人回四川。
孙中山委任卢师谛为中华革命军四川总司令，并派吕超、石青阳、刘伯承等到宜宾、达县、忠县和丰都一带发动组织讨袁起义。
为了安全，刘伯承等三人，打扮成商人，登上西行的轮船。
冬季长江水枯，要在宜昌换乘川江小轮。
宜昌是入川水路必经的通道。
北洋军严密搜捕往来四川的革命党人。
船一近码头，刘伯承就感到情况严重。
他带着一个装炸弹的竹篓，要通过北洋军的关口谈何容易。
急中生智，他发现一位参议员的一堆行李，于是将竹篓移入行李堆中，谁也没有瞧见。
船过了码头，搬运工来卸行李，问到：“这几件行李可是参议员的？”
刘伯承点了点头。
当行李被运出关卡时，他从容而出，接回竹篓。
康云程、王旭东暗暗称赞不已。
正在这时，一位友人专来迎接刘伯承，他接过竹篓，满以为是从上海带来的什么好东西呢。
刘伯承马上轻轻地踩了一下对方的脚，故意说道：小意思，小意思。
收下吧，下江的特产。
对方立刻明白了其中含意。
就这样，两个人带着装有炸弹的竹篓，在北洋军警面前扬长而去。
刘伯承等三人，按部署继续溯江而上，要在川东打开局面。
他在奉节、万县、涪陵等地有声望，便于联络革命党人、“哥老会”首领和其他有志之士，广泛地争取一切反袁的力量，策划武装起义。
刘伯承知道：各省的军政大权基本上被袁世凯的心腹爪牙所控制，力量对比袁贼占优势。
惟独西南川滇黔三省，是他的薄弱环节。
因此，反袁的革命势力必须抓住四川这个突破口，作为进行讨袁作战的重点。
袁世凯深为西南空虚焦虑万分，他派其亲信陈宦入川掌握军政大权。
袁世凯派遣3个师、3个混成旅，共六七万人的精锐部队入川震慑。
刘伯承在川东的军事活动，进展很快。
他以涪陵为中心，策动杨光烈（涪陵警备队长）率部起义成功，有了120支俄式枪，局面一打开，前来投奔的武装力量越来越多。
刘伯承及时将这些部队集结到大顺场，宣布起义，定番号为四川护国军第四支队，刘伯承任指挥。
从此，重庆至宜昌一段江面，北洋军的船只经过，就遭到两岸山上的枪击，而忠县一带尤为剧烈。
过往的北洋军吃了不少亏。
川东护国军和刘伯承的战绩，被川东人民群众所津津乐道，成了摆龙门阵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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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持青锋卫共和（3）
重庆西面的壁山，是通往川南必经的交通要道。
北洋军曹锟部到处奸淫掳掠，尤其是丁家坳一带受苦颇深，连小学校也被占用。
校长张明安是一个正派的读书人，目睹曹锟部队的种种暴行，义愤填膺，曾密谋用炸弹除掉侵占小学校的曹锟部队。
由于经验不足，被北洋军察觉，张明安潜回老家避难。
这位老革命党人决心开展讨袁的军事斗争，号召农民起来反抗北洋军，保护家乡免遭蹂躏，成立壁山县义勇军司令部。
张明安久闻刘伯承英勇善战，邀请他去壁山帮助整理、指挥新成立的起义队伍。
刘伯承慨然同意，但是支队长王维纲随熊克武绕道昆明尚未归来，第四支队的事务还得办理，因此离队时间不能过久。
到达壁山后，刘伯承立即和农民首领吴国安、朱建勋等见面，首先对这支自发的农民武装给予了高度赞扬，接着又对讨袁的形势和群众性反袁战法，做了深入浅出的讲解，农民领袖们在思想上大为开窍，讨袁信心倍增。
据义勇军侦察，在川南与蔡锷护国军为敌的川军周骏师，急需补充5000套军装等物资。
在一名团长率两个连的押送下，预计第二天早晨到达丁家坳附近。
刘伯承特别高兴，他认为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
而以弱胜强，伏击则是最佳的战术。
他亲自去观察地形并选定了伏击地点。
第二天上午，敌人运输队果然来了。
敌团长骑在马上，趾高气扬，督促着队伍前进。
突然两边枪声大作，一片杀声，敌人踏进了刘伯承在龙坳预设的伏击圈。
敌兵乱作一团，像无头苍蝇似的四处乱窜。
刘伯承冲在前面，他大声地对敌人喊话：“弟兄们，莫要替袁世凯卖命啦！前面义勇军多得很，只要缴械投降，我们保障你们的性命。”
在义勇军军事与政治双重攻势之下，敌军纷纷缴械投降。
于是两个连的武器、五千多套军装以及所有的物资，外加战马一匹，都成了义勇军的战利品。
刘伯承从这次成功的伏击战例中探索出一种以弱制强的战术，而在他漫长军事生涯里，伏击战法得以不断创新发展，并且被总结成指导性强的军事教材。
龙坳一战，震动壁山县，南部十多个场、镇农民群起响应讨袁。
刘伯承乘此良机，抓紧协助张明安组训义勇军，使之走向正规化。
先后任命原来四个首领为营长，投降过来的连长谢克伯升了营长，同时任命了两位参谋和一位秘书。
这样一来，义勇军在组织上初具规模。
义勇军全部都穿上新军装，士气昂扬。
刘伯承意识到与民为敌是北洋军的致命伤。
讨袁军兵力装备虽不如北洋军，可是只要人民群众同讨袁军亲密合作，一切困难都会迎刃而解的。
他在以身作则，言行一致的同时，严格治军，告诫义勇军对人民要公平交易，不准乱拿群众财物，违者严惩不贷。
这种治军的新思想是他“卫共和”的具体化，当然受到农民群众的拥护。
张明安领导的这支义勇军，在刘伯承协助下建立起良好的制度、严明的作风和坚强的纪律，在配合护国军讨袁作战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他们在游击活动中，不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