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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下俄文关学习俄文的艰难过程中，他曾给川中旧友王尔常写信，详细阐述了自己勤学的信念和方法：“余年逾而立，初学外文，未行之时，朋侪皆以为虑。
目睹苏联建国之初尤患饥馑，今日能饷我以牛奶面包。
每思川民菜色满面，‘豆花’尚不可得，更激余钻研主义、精通军事以报祖国之心。
然不过外文一关，此志何以得达？乃视‘文法’如钱串，视生字如‘铜钱’，汲汲然日夜积累之；视‘疑难’如敌阵，惶惶然日夜攻占之，不数月已能阅读俄文书籍矣。”
20年代的中国，由俄文翻译成中文的书很少，而十月革命后的苏联，翻译事业则开始日趋系统繁荣。
因此，刘伯承掌握了俄文这一工具，有利于扩大他的视野，便于学到更多的学识。
当然，最大的收获是他得以到苏联最高军事学府——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
伏龙芝学院1928年下半年，刘伯承被调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
他踏进校门，一条醒目的大标语给刘伯承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一切战术要适合一定的历史时代，如果新的武器出现了，则军队的组织形式与指挥也随之改变。”
终于拿到了俄文这把金钥匙（2）
刘伯承由此联想到在莫斯科高级步兵学校时，曾在教室里看见的一幅标语：“离开实际的理论是死理论，离开理论的实际是瞎实际。”
这两条警句的深刻内涵，对刘伯承的军事思想有深刻的启迪。
为了彻底弄通为什么一切要适合一定的历史时代，刘伯承从恩格斯《反杜林论》中找到了理论根据：“没有什么东西比陆军和海军更依赖于经济前提。
装备、编成、编制、战术和战略，首先依赖于当时的生产水平和交通状况。
这里起变革作用的不是天才统帅的‘知识性的自由创造’，而是更好的武器的发明和兵士成分的改变；天才的统帅的影响最多只限于使战斗的方式适合于新的武器和新的战士。”
恩格斯这段精彩非凡的理论，深深地打动了刘伯承，他鼓起勇气把这一节翻译成中文。
从此他十分重视对恩格斯军事著作的学习，从中受益匪浅。
最高军事学府的主要课程有战略、战史（第一次世界大战史、苏联内战史）、军事地理、俄文等。
刘伯承学习军事理论，力求结合实战，每学一门课程，他都切实地联系过去亲历的战例，从中总结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
因此，不论是课堂提问、图上作业或野外演习，他都学得扎实，理解透彻。
为了调剂紧张而又繁重的学习生活，学校经常组织学员观看电影。
刘伯承有一次看到影片《红色银花》中的中国人，形象愚昧落后、懦弱麻木、衣衫褴褛、面黄肌瘦，甚至跪在地上欢迎侵入新疆的俄国人。
这种辱华情节严重地刺痛了他的民族自尊心，刘伯承当场指出：这是对中国人的侮辱。
校方有关部门给他扣上“民族主义情绪”的帽子。
刘伯承深感弱国之民无地位，激励自己更加发奋学习，为改变祖国落后、屈辱的命运而奋斗。
从此，学校再组织什么电影等文娱活动，他就很少参加了，宁愿一个人在宿舍或图书馆读书看报。
他对同学说：“来这里学习，机会很难得，要争取时间多学点东西。
党随时都可能叫我们回去参加战斗，那时就没有这么安定的环境和时间了。”
国内政治形势，是刘伯承十分关心的问题。
1929年的一天，国内来人向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的同志介绍湘赣革命根据地的斗争情况，刘伯承听后很受鼓舞，他激动地向同学屈武谈了自己的感受：中国的武装斗争已经有了一个好的局面，尽管困难很多，但前途是光明的。
我很想现在就回国，上井冈山和毛泽东、朱德同志一起战斗。
他一再向屈武表示：“中国革命同苏联情况不一样。
中国一定要依靠农民，武装农民，否则中国革命是不会成功的。”
这个思想是他从实际斗争里总结出来的。
第八篇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第八篇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办红军学校1932年1月，刘伯承由上海经香港、汕头，转到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担任工农红军学校校长兼政委。
一年半前，1930年7月，刘伯承结束学业，由苏联经东北回到上海，被委任为中共中央军委参谋长。
9月，受中共中央委派到武汉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军委书记兼参谋长，9月下旬回到上海，担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协助周恩来处理中共中央军委日常工作。
在当时那么艰苦的条件下，办好红军学校谈何容易，困难重重。
刘伯承善于抓住关键，首先做好挑选教员的工作。
在他亲自主持下，从全国各地选拔了一批经过黄埔军校、保定军校、西北军校（教务团）、苏联红军大学、苏联基辅军校和日本士官学校训练的毕业生，担任红军学校的军事教官。
虽然他们过去所接受的训练不可能完全适用于红军，但是他们具有相当的军事理论和技术水平，可以胜任红军学校的教学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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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拿到了俄文这把金钥匙（3）
在刘伯承的关怀和具体指导下，他们把自己的知识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工农干部，为切实提高红军部队的军事素质，作出了贡献。
刘伯承尊重教员，教员珍视自己的职责，全校形成了全力提高学员素质的良好风气。
刘伯承还分出一部分精力，亲自从事教学。
有一次，刘伯承讲步枪射击学，当讲到弹道时，他提问道：弹道是直的、还是弯的？“是直的，要不怎能击中目标呢？”
这是一个说法。
“不对，是弯的，地球有吸引力嘛！”又是一个相反的说法。
多数人不忙于表态。
刘伯承在黑板上画了一个小男孩挺着肚子撒尿的模样，然后搁下粉笔，拍去手上的粉笔灰：“弹道的形状和这个男孩撒尿的形状大致是相同的。”
这一生动形象的比喻，引起全场哈哈大笑。
随后，刘伯承又结合黑板上的简图，讲解了弹道形成弧形的基本原理，大家终于弄懂了这个问题。
当年听过刘伯承讲课的学员，十年后都成为重要干部，只要谈起自己的成长过程，总会提及刘伯承的精心教导，无不感激这位老师的苦心培育，尊奉刘伯承为军事教育家。
他常到课堂听课，到训练场考察真实的训练水平。
课外时间，他常出现在学员宿舍，和他们亲切交谈，了解课程的实效，了解他们对军事要领能否真正掌握。
刘伯承从学员中发现问题和得到反馈意见后，又去同教员们一起商讨，研究改进教学，充分发扬民主，集思广益，以提高讲授质量，使红军学校的教学不断改进。
1932年10月17日，红军学校根据中革军委命令，将高级班和上级班改为工农红军大学，简称红大。
校址在江西瑞金东北约十五六里的山沟里，校舍建立在两山之间的空地上。
刘伯承任校长兼政治委员。
实际上，6月6日刘伯承已经兼任瑞金卫戍司令。
10月中旬，他被调任中国工农红军总参谋长。
总参谋长刘伯承，几乎成了红大的一名专职军事教员。
在参与反“围剿”作战指挥工作的同时，他还要抽出时间亲自到红大系统地讲解战略战术，作军事报告，摘译外国军事资料，并结合红军作战的实例，组织编写教材。
教材采用的是《苏军步兵战斗条令》，这是刘伯承前几年在上海翻译成书的，红大以此作为基本教材。
刘伯承的“拿来主义”，比倡导“拿来主义”的鲁迅还要早了两三年，他的翻译工作动机十分明确，他在“《骑兵的奔袭和抄袭》摘译导言”中说得很清楚：“我们红军基干部队或由地方部队编成挺进游击队，他们在‘四次围剿’中深入敌军后方，在军事上和政治上都起了伟大的作用。
就战术上看来，许多是采取了骑兵的奔袭和抄袭。
因此我从《战术备考》中，将《骑兵的奔袭和抄袭》摘译出来，以供读者研究，并望参酌实际情况，灵活运用这一原则。”
由于译作针对红军的实战状况，所以这不单作为红大的教材，同时也解决了在职指挥员业务读物问题。
刘伯承引进国外军事著作结合实战的原则是一贯的。
他为了解决红军第一步兵学校（校长陈赓，政治委员宋任穷）提出的问题，特意从德国人李璞满《班的及战斗集团的教练》中摘译出《两个夜间动作的作业》，在“介绍导言”中，刘伯承写道：“我认为这本书是教练步兵分队之富有内容和善于教授的教材，有译作参考的必要；同时，红军第一步兵学校以夜间动作来质疑，必须用一个战术作业的方式才能明确解答。
因此，我先将其中夜间动作的两个作业介绍出来，作为同志们教练步兵分队的示范。”
翻译是一门不轻松的脑力劳动，这对于仅有一只眼睛而且身兼数职的刘伯承无疑是一项繁重的工作，况且摘译，又要有针对性，突出要点，更是难上加难，可是提高红军战斗力的崇高责任心促进他自动地从事这种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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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拿到了俄文这把金钥匙（4）
在刘伯承的心目中，只要有利于革命事业，他什么都不顾。
1934年初，刘伯承患严重的贫血病，住进了医院，但他依然关心广大红军指挥员和红大学员的学习提高，他在病中以惊人的毅力写出了《现在游击队要解答的问题》、《到敌人后方开展游击战争的几个教训》等军事著作，被公认为优秀的学习教材。
回答实战中的问题，必须以现实问题为依据，又加以理论性概括，更要提出正确的答案，这是很艰难的脑力劳动，刘伯承不仅长期为此坚持不懈，而且以他的心血结晶丰富了人民军队的军事学术。
为了开阔学员视野，使学习同当时的时局动向相一致，刘伯承充分发挥瑞金根据地人杰地灵的优势，先后多次邀请党和军队的高级领导人到红大做报告。
毛泽东、瞿秋白在红大做过讲演，受到热烈欢迎。
周恩来《把敌人消灭在我们面前，瓦解在他们心间》的报告，使当年的受训学员印象至深，难以忘怀。
朱德主讲的《游击战术》，通过一个个生动的战例，把“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给讲活了，为军事课程提供了一个范例。
邓小平讲授《党的建设》，他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初期党建的经验教训，提出如何在斗争中发展党、建设党的若干设想。
此外，王稼祥、贺昌、李廷弼等也都在红大讲过课。
拥有如此强大的教师阵容，学员的军事政治水平大有进步，这不能不影响到革命形势的发展。
红大的成就是全党全军共同努力的成果。
任总参谋长总参谋部需要承担什么任务，恪守哪些职责，这是在红军建军初期需要解决的认识问题之一。
刘伯承为从理论上和实践上解决总参谋部工作方向费尽了心血。
刘伯承特意翻译了《苏军司令部野外勤务教令》，以满足当时初入司令部工作人员的学习要求。
他在《译者前言》中，用精练的语言讲明有关司令部建设的要点：“军事技术是随生产技术发展而发展的，军队指挥则又随军事技术发展而复杂而专门化。”
首先是掌握唯物史观认识军队指挥的演进。
它分三个演进时期：第一，司令时期。
指挥机关的组织非常简单。
如法国拿破仑时代。
第二，指挥时期，有了指挥作战之机关的司令部。
如德普鲁士总参谋长老毛奇是司令部的开创者。
他对“第三，组织战斗时期”所进行的充分而扼要的讲解，是全文主旨所在。
刘伯承写道：“司令部就是首长实行指挥军队的指挥机关，司令部主任——参谋长就是首长第一助手和代理人。
因此，首长应使司令部在自己决心之下自动而宽大地活动起来，而司令部则应重视首长决心的权力，站在他的阴影里面，根据他的决心组织作战，以至监察其实施。”
针对不够正确的认识，他做了下面的解释：“我们有些同志还不明白这个道理，或者习于司令时期的指挥方式，以为有了司令部就会剥夺首长的权力而要复其名为‘参谋部’；或者以为司令部人员就是古代的‘策士’，只须在主公面前‘献计’，就完了事”。
怎样组织战斗以履行司令机关的职责呢？从刘伯承参与指挥第四次反“围剿”中，可以找到答案。
1933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