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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王伦起事的“性质”，更是自是以来争论的一个焦点。事情发生之初，皇上曾下令追查，谕：此事“必非无因而起，或该县平昔贪虐不堪，民情怨望，致酿事端；又或办理不善，激生变故”。（50）巡抚徐绩奏称：讯据被获之犯，供“因寿张县查拿邪教甚严”，是以怀恨。（51）给事中李漱芳奏言：“山东省寿张县奸民聚众滋扰一案，臣于三四月间即闻进京人传说，各路上因雨泽稀少，麦收歉薄，行旅车马，动辄十数人围绕，不能行走。所冀者秋收在迩，可资接济。迨五六月后，虽节次得雨，总未透足。岁既不登，而地方有司又复粉饰相沿，收成分数捏报七八分不等。抚字无闻，催科日蹙，以致不法之徒乘机起衅。虽曰奸民，其实大半皆无告之饥民，激而成之也”。（52）
皇上却以此折“所见大不是”，谕：奸民敢于聚众叛逆，劫库杀官，无论其非饥民，即饥民敢于谋逆，亦为国法所不宥。李漱芳此折转代奸民饰词诿罪，置顺逆大义于不问，是诚何心？所称山东被灾之说，殊不足信。以此折宣发，将“眩惑愚民，殴之从贼”。舒赫德覆奏，据孟灿等所供，地方官于荒歉之后，复额外加征，以致激变。（53）
据《实录》记载，乾隆三十九年春夏“山东亦甚缺雨”，“济宁上下运河盼雨甚殷”，“今年东省雨水短少，较畿辅尤甚”，可以证实山东西部，寿张、堂邑一带春夏确实干旱歉收。（54）
对此，皇上断言“贼供本不足据”，又称据寿张县吏目杜安邦所言，“寿张收成实有对半，各处俱有盖藏，并非荒歉，该县民人亦无曾经告灾之事”。（55）直隶总督周元理亦称：山东逆匪王伦聚众谋为不轨，先由邪教而起，有白莲、白阳、清水等各种名色，始则念经聚会，敛钱哄骗，渐则散布邪言，习学拳棒，以致流为谋逆。（56）
王伦所入清水教，原名八卦教，又名五荤道、收元教，为康熙初年山东单县人刘佐臣所立，分八卦收徒。王伦所入可能系其旁支，也有二十年以上的历史。据说，他们都可以归入一个大的教派——“白莲教”。其立意，与年成如何并无必然的关系。这一点，倒可能是皇上说对了，尽管他有无视地方饥灾之嫌。对所谓民众“叛乱”问题，学界则一直存在不同看法，如有的强调“阶级斗争”，有的强调“经济原因”，有的则把它归于“宗教信仰”。（57）根据清代的有关史实来看，似乎说“信仰”（或“教派”）之争，恐怕来得更信实些。
王伦起事，可能只是当年的一件小事。但它却是一个预兆，在很多方面，都成了以后民变的先声。
如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甘肃河州就发生了元顿教聚众起事的事件。其教主王伏林自称弥勒佛转世，能点石成金，当地人入教至二千余人，倡言十一月四日至河州白塔寺同建龙华大会，救度众生，若有携带家口赴会者，待功德圆满，众人全家都有好处。并拟十二日攻破河州，抢劫仓库，得手后即抢兰州省城。河州知州访闻白塔寺民人黄国其家中聚集多人，竖幡念经，并令居民供应粮食，即前往围捕，不料该地民人执刀棍拒捕，殴伤快役七人。陕甘总督于初九日带兵前往剿捕，经十三日一场激战，王伏林等四百余人被击毙，另有五百余人被生擒。事闻，上谕：此案与山东王伦叛逆无异，所有首伙要犯必须上紧弋获，尽法重治其罪。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更发生了甘肃撒拉尔新教苏四十三起事，攻打城池一案。上谕：若不即行擒获，尽绝根株，即可酿成王伦之事。
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四月，甘肃新教在阿訇田五的领导下再次揭竿而起事。
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发生直隶大名八卦教徒谋占城池，图为不轨，纠聚当伙，起事杀官的事件。……
从此，这几乎就成了一个模式。
而且，正是“白莲教”最终发起了乾隆末年的那场著名的大叛乱。
王伦起事，也许没有在广大群众中得到热情的回应，也不表示清代中期的衰落，（58）但到二十年后，恐怕一切都不一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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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白新良：《乾隆皇帝传》，第166页。
（2） 《养吉斋丛录》，卷16。
（3） 以上参见郭成康：《乾隆大帝》；李景屏：《乾隆王朝真相》。
（4） 《史料旬刊》，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编辑，1930～1931年，廷寄七，天：185；《高宗实录》卷812。
（5） 《清高宗实录》卷813，乾隆三十三年六月戊辰；又，山东巡抚富尼汉覆奏，六月十七日接到六月十二日谕旨，“臣前在省时即闻有偷割发辫，其人昏迷之事”，嗣于六月初十，兖州知府禀获蔡廷章、靳贯子二犯（《史料旬刊》，富尼汉摺二，天：154），其时序则不无可疑，此中或有档案缺失，亦在所难免。孔飞力则假设，富尼汉在宫中的眼线早已把有关信息透露给他。《叫魂》，第103页。
（6） 《史料旬刊》，谕旨，天154，廷寄四，天：155。
（7） 《高宗实录》，卷813，乾隆三十三年六月是月。
（8） 《史料旬刊》，廷寄五，天：156。
（9） 《史料旬刊》，廷寄十三，天：190～191。
（10） 《史料旬刊》，廷寄十二，天190。
（11） 参见孔飞力：《叫魂》，第103页、第164页。
（12） 参见孔飞力：《叫魂》，第50页。
（13） 乾隆三十三年六月是月，《高宗实录》卷813。
（14） 《史料旬刊》，廷寄九，天188～189。
（15） 乾隆二十二年十月直隶总督方观承奏，《高宗实录》卷549。
（16） 乾隆三十三年八月丁丑谕、乾隆二十二年十月庚午谕，《高宗实录》卷548。
（17） 《朱批奏摺》；对此皇上的硃批是：“此固有之。汝等尚如此，何怪匪徒？”可见他和那些官僚之间日形紧张的关系了，孔飞力：《叫魂》，第176页。
（18） 乾隆三十三年八月戊午、八月己未谕，《高宗实录》卷816。
（19） 参见乾隆三十三年七月癸卯、乙巳谕，《高宗实录》卷815。
（20） 参见乾隆三十三年七月己酉谕，《高宗实录》卷815。
（21） 参见乾隆三十三年八月乙丑谕，《高宗实录》卷816，等等。
（22） 《史料旬刊》，廷寄二十九，天234。
（23） 《史料旬刊》，方观承摺，天153～154。
（24） 《史料旬刊》，永德摺，天268。
（25） 参见高王凌：《十八世纪，二十世纪的先声》，《史林》2006年第5期。
（26） 乾隆三十三年十二月己未，《高宗实录》卷824。
（27） 乾隆三十四年正月己丑，《高宗实录》卷826。
（28） 参见孔飞力：《叫魂》，第215页；张四的有关故事，参见第221页；蔡廷章，参见第224页；韩沛显，参见第225页；通杲，第226页。
（29） 参见孔飞力：《叫魂》，第228页。
（30） 如外省地方官辄致累及无辜。若再纷纷缉捕。适为闾阎之扰（乾隆三十三年十月己未谕，《高宗实录》卷820）。或是，抓捕越多，而借机讹诈、诬陷的案例也就越多？参见山西张廷瑞、直隶张二等人的故事，《叫魂》，第218～220页。
（31） 乾隆三十三年九月己酉谕，《高宗实录》卷819。
（32） 乾隆三十三年九月己酉谕；富尼汉虽“公然有心欺饰”（乾隆三十三年十二月己未谕）但皇上还是有几分原谅了他，说：“东省办理虽有过当之处，不怪汝者；以既命严缉，又罪过当，则外吏将何适从”（乾隆三十三年十月癸未谕）？似乎还有几分自我批评，实际上，尽管皇上十分恼怒，但无论对富尼汉，或对这些官员来说，处分还是比较轻的。
（33） 孔飞力：《叫魂》，第284页。
（34） 孔飞力：《叫魂》，第229页。
（35） 孔飞力称之为“挫折感”，参见《叫魂》，第290页。
（36） 参见孔飞力：《从乾隆档案研究“封建专制”》，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六十周年纪念大会论文，1985年。
（37） 彰宝摺三，乾隆三十三年七月十九日，《史料旬刊》，天，289；当然，这也因人而异，如直隶总督方观承大约就是做不来的，不管是在怎样的逆境里（就在这一期间他因年老患病去世）。
（38） 永德摺四，《史料旬刊》，天，341。
（39） 例如，孔飞力分析刘统勋这个角色时说，他把自己包装在一种极度热心的外衣之下（按这一点很像乾隆十三年的傅恒），对那些真实的供词决不照单全收，也不要让自己受到手软的指责，《叫魂》，第234页。
（40） 乾隆三十三年六月己卯谕。
（41） 孔飞力：《叫魂》，第280～286页，第261～262页。
（42） 乾隆三十三年七月壬子谕，《高宗实录》卷815。
（43） 所谓“不逆诈，不亿不信”，参见《论语》。
（44） 乾隆三十三年七月癸卯，《高宗实录》卷815；二月间浙省有叫魂剪辫传言，旋有德清县石匠首告之案，并有杭州萧山等处查拿各件，讯明均非实在叫魂剪辫匪徒。迨三月以后，传言遂亦顿息——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参见《史料旬刊》，永德摺二，天，269～270。
（45） 孔飞力：《叫魂》，第293页。
（46） 乾隆六年七月辛未谕，《高宗实录》卷146。
（47） 参见韩书瑞：《山东叛乱》，中译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48） 如周远廉、孙文良等。
（49） 唐文基、罗庆泗：《乾隆传》，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0页。
（50） 乾隆三十九年九月丙辰谕。
（51） 军机处录副奏摺，乾隆三十九年九月初八，《康雍乾时期城乡人民反抗斗争资料》，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758页。
（52） 乾隆三十九年九月己巳谕。
（53） 乾隆三十九年九月十月辛巳谕。
（54） 《高宗实录》，卷958、959；据说，地方官讳灾粉饰，额外加征，则是乾隆朝后期司空见惯之事，参见郭成康：《清通鉴》卷131。
（55） 乾隆三十九年九月辛巳；然“收成实有对半”之说，与此似亦不无矛盾。
（56） 乾隆三十九年十月丙午谕。
（57） 据王伦义子、元帅王经隆供词：我们早就知道王伦有谋反的意思。今年寿张等处年岁具各有收，并不荒歉。寿张县官访着王伦有传道的事，才要查拿，就被入道的民壮刘焕闻知，送信王伦，遂即起事，《山东叛乱》第176页、第178页；明显的，研究王伦起事和宗教活动的权威韩书瑞倾向于后者，她认为：构成成员关系的唯一原因是信仰，而不是背景，参见《山东叛乱》，第169页，以及韦思谛编：《中国大众宗教》，中译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58） 韩书瑞：《山东叛乱》，第162页。
五、五次南巡
20．第五次南巡
乾隆四十五年，皇上开始第五次南巡。乾隆四十二年，皇太后去世，四十三年十月，上谕：朕于乙酉（乾隆三十年）南巡回銮时，因耆孺攀恋情殷，曾许以翠华再莅。然敬念圣母皇太后春秋已高，难以再奉安舆，长途远涉。遂谕江浙大吏，不必更以南巡为请，距今已十有四年。其颙望悃忱，自益肫切。且自前巡阅定五坝水志，以为展拓清口之准，下河从此遂免水灾。嗣闻黄河倒漾，所系甚重，因酌定挑浚陶庄引河，河成而清黄交汇处，移远清口，不复有倒灌之患。一切善后事宜，若非临莅阅视，究不能悉其实在情形。至浙省海塘，近来潮势渐趋北岸，深为廑念，亦不可不亲为相度机宜。
著于乾隆四十五年正月，诹吉启銮，巡幸江浙，便道亲阅河工海塘。所有各处行宫坐落，俱就旧有规模，略加葺治，毋得踵事增华，致滋烦费。于己亥（四十四）年八月，举行恩科乡试，庚子（四十五）年三月，举行恩科会试，以彰寿考作人之盛。至各省漕粮，于乾隆三十一年普免一次。用是再沛恩膏，著于庚子年为始，复行普免天下漕粮一次，俾藏富于民，共享盛宁之福。所谓敛福锡民，庆莫大焉。
至于南巡费用，前四次俱曾赏给银两以资筹办，而督抚至道府等大员亦有称自捐廉俸者。然两江总督高晋等俱有应缴之项（即所谓“自行议罪银”），势不能再捐养廉，若只令司道公捐，更属不成事体。嗣定五次南巡办差所需从两淮运库拨银三十万两、从浙江盐项余银内拨银十万两。（1）翌年夏，两淮盐政又奏准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