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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戊戌，就黄河漫口一事，上谕，贾鲁河一带，或择其土性稍坚之处，酌建石工一段，自更足资巩固。朕临御之初，部库帑银祗有三千万两，现已积至七千余万两。前因浙省海塘，为民生捍卫，是以特发帑项，将柴土各塘，一律改建石工。今河工关系民生者更巨，苟有裨益，虽费帑金一二千万，亦非所靳。况修建石工数百丈，所费亦不至一二百万，又何所靳而不为耶？
乾隆四十九年三月，皇上在即将结束第六次南巡时，撰写了《南巡记》，把“西师”和“南巡”作为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两件大事：
予临御五十年，凡举二大事，一曰西师，一曰南巡。西师之事，所为宜速而莫迟者，……若夫南巡之事，则所为宜迟而莫速者。我皇祖六度南巡，予藐躬敬以法之，兹六度之典幸成，亦不可以无言。……
盖南巡之典，始于十六年辛未，是即迟也。南巡之事莫大于河工，而辛未（十六年）、丁丑（二十二年）两度，不过勅河臣慎守修防，无多指示，亦所谓迟也。至于壬午（二十七年），始有定清口水志之谕。丙申（四十一年），乃有改迁陶庄河流之为。庚子（四十五年），遂有改筑浙江石塘之工。今甲辰（四十九年），更有接筑浙江石塘之谕。至于高堰之增卑易砖，徐州之接筑石堤并山，无不筹度咨诹，得宜而后行。是皆迟之又迟，不敢欲速之为。
但无论怎样，皇帝都未能到黄河工地做一视察，致为史家所讥：（1）《南巡记》中又说：
（河工）一有疏虞，民命系焉，此而不慎可乎！……若夫察吏安民、行庆施惠，群臣所颂以为亟美者，皆人君本分之应为，……至于克己无欲，以身率先，千乘万骑，虽非扈跸所能减，而体大役众，俾皆循法而不扰民，亦极其难矣。……敬告后人，以明予志。
乾隆一朝的巡游，以南巡路程远、时间长、耗费多，对老百姓骚扰最大。学者萧一山说：其铺张奢靡，所费较之康熙时代，迨十倍之。劳民伤财，消耗元气，影响所及，吏治民风，同归败坏。故当时臣工多谏诤者，如顾栋高引对时，应曰：“将来皇上还要南巡吗？”上默然；尹会一尝奏言：“上两次南巡，民间疾苦，怨声载道。”因坐戍；杭世骏亦曰：“巡幸所至，有司一意奉承，其流弊及于百姓。”上大怒，欲置之重典。（2）据说初次南巡，曾在湖州城南开碧浪湖，大兴公役；会召问相国程景伊，对以湖州春季蚕忙，恐妨民事。立奉停止之诏。（3）
对于南巡扰民的问题，皇上在《知过论》中就已经承认：认为南巡无过，“实自欺也”。在《南巡记》中又告诫他的继承人，对南巡之事要慎重，扈从官兵须守法，地方大吏要奉公，江浙人民才能欢迎，“一有不如此，未可言南巡”。在其退位后，则对军机章京吴熊光说：“朕临御六十年，并无失德。惟六次南巡，劳民伤财，实为作无益害有益。将来皇帝南巡，而汝不阻止，必无以对朕！”（4）
26．政治案件
乾隆朝文字狱的第二个高峰，出现在四十二年至四十八年。在这短短的七年间，见于记载的文字狱多达五十几起。这是清代文字狱，乃至中国古代文字狱的空前高峰。
此期文字狱激增的直接原因，是在全国雷厉风行开展的查办禁书运动。查办、销毁某一种或几种所谓禁书，从清初就时有发生，但开动整个国家机器，历时近二十年之久，必欲将一切旧刻新编的禁书搜缴销毁净尽，则是乾隆朝的独创。而且，这一目的竟是大体实现了。
乾隆四十八年以后，文字狱显著减少，五十五年查办《奈何吟》一案，就成了乾隆朝文字狱的绝响。从四十四年前后文字狱巅峰到四十八年后文字狱剧减，其直接原因可能是违禁书籍业已搜剔殆尽，政策上已没有利用文字狱来催迫人们呈缴禁书的必要了。以查办禁书的重点地区之一浙江为例，乾隆三十九年以来，前后奏缴禁书二十四次，共计缴书五百三十八种、一万三千八百六十二部，乾隆四十九年七月最后一次奏缴后，三四年间再未呈缴过一部禁书。在呈缴禁书日渐减少的情况下，皇帝从四十七年开始有意纠正了几起文字狱错案，并借此一再申明：“朕凡事不为已甚，岂于语言文字反过于推求，各省督抚尤当仰体朕意，将此通谕天下知之。”这无异于告诉大家，朝廷已无意再搞文字狱了。但偏偏还有个把督抚不能“仰体朕意”，所以五十年七月又通过查办刘遇奇《慎余堂集》案告诫各省督抚：江西巡抚舒常查办此书，乃属“办理失当，滋扰闾阎，于吏治民生大有关系”。善于窥测意旨的督抚大员们感到风向已确实无误地转变了，查办禁书的劲头随之松懈下来，文字狱也就大大减少了。
另一方面，乾隆朝末期文字狱逐渐减少以至绝迹，从根本上讲，可能也是清朝统治效能的下降所致。嘉庆初年，留心前朝治乱兴衰的洪亮吉指出，乾隆五十五年是乾隆朝政治的一个转折点，说：“自乾隆五十五年以后，权私蒙蔽，事事不得其平者不知凡几也。”这一年皇上已年逾八旬，虽然常夸耀自己“精神强固”，“办事精勤”，实际上是奸佞和ǎ矶嗳顺浦岸实邸保实圩芾咳帧⑼吃φ蔚哪芰σ呀穹俏舯取２榘臁赌魏我鳌芬话覆涣肆酥雌木叻泶桃馕叮被ㄋ平酢⒘一鹋胗偷那∈⑹酪盐蘅赡魏位淙チ恕＃�5）
事情也可能不仅如此。从后世看来，清朝查禁违禁书籍还是很有效率的，以致我们今天几乎看不到批评乾隆朝政治的文字。
乾隆朝文字狱·六（乾隆四十九至五十五年）
乾隆四十九年（1874年）
浙江江山县生员毛德聪赴县首告在郑涛家教书之吴文世造逆书《云氏草》一部，其义盖取“云从龙”之意，内云：“君令臣且逆，父令子且逆，官长之令庶民且逆”；又有“驳柳子厚封建论”一篇云：“自秦怯封建，建郡县，以至于今，上果贤乎？下果不肖乎？圣贤皆用乎？”迨拘捉人犯来省研鞫，俱称并无其书。谕令江山知县王昭麟及典史姚承华俱革职。
乾隆五十年（1785年）
江西庐陵县生员郭榜呈控该县修纂志书，不应将顺治年间进士刘遇奇入志，并将刘所作文集呈首。上谕：“朕将其书详加披阅，其签出之处如‘对明月而为良友，吸清风而为醉侯’，‘清风’、‘明月’乃词人引用成语，此而目为悖妄，则欲将‘清’、‘明’二字避而不用，有是理乎？至其余签出各处，俱系庙讳及朕御名未经避写，无论刘遇奇系顺治年间进士，其人身故已久，安能预知敬避？即现在乡曲愚民，其不知庙讳者甚多，岂能家喻户晓？即偶有未经避写，亦无足深责。此而指为语句狂谬，将其子孙治以悖逆之罪，则将来挟嫌告讦之徒势必吹毛求疵，谬加指摘，使人何所措手足耶？”又谕：外间著有诗文“若并非有心违悖，不过字句微疵，朕从不肯有意吹求”，命将此旨再行明白宣渝。
湖南桑植县人郭大至妄撰公状序文，代宣《圣谕广训》，于学政按试时，将稿本呈恳转奏。随咨会巡抚究办，以其“语多狂悖”，照大逆律凌迟处死。
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
安徽滁州生员骆愉客寓江苏扬州，向盐政呈递书策，条陈盐务积弊，内有“戊戌（四十三年）春间，由兵部驿递传赐总商江广达宫妃”，“扬州城内众口喧传”。上命传旨两江彻查。两江督抚、盐政等以经查毫无影响覆奏，军机大臣亦审得骆因索诈而造言生事。上谕：“该犯妄造逆词，核其情罪，即律以大逆缘坐亦不为过。姑念究系愚妄所致，只须罪及其身，不必将伊家属缘坐。”后骆愉被凌迟处死。其家属仍行缘坐，给功臣之家为奴，嘉庆四年遵旨开释。
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
湖南耒阳县生员贺世盛因科名未遂，常怀忿懑，本年六月以“代人作词”被拿，随于其寓所中搜出尚未完稿之《笃国策》抄本。策稿中称“捐路终为财动，有妨正途”等，意欲于书成之后赴京进献，图赏官职。得旨：“该犯究因失志场屋，贫苦无卿，摭拾传闻，私自抄写，借以抒其抑郁，与显肆悖逆者尚属有间”，贺世盛从宽改为斩决，其名下应行缘坐各犯俱著加恩宽免，概予省释。
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
闰五月皇帝巡幸木兰，在密云途次，有四川太平县人马攀凤叩阍，呈献其父马晏清所作《策论》。其中语多颂扬，唯有控告太平等州县官创造连枷木笼、非刑枉毙人命等条。四川总督奏称川省确有连枷木笼等非法刑县。此案由于马晏清长期未获，最后不了了之。
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
江苏沭阳县民张怀路呈告监生仲见龙之祖仲绳所著书词多狂悖。上谕：“朕将所著《奈何吟》一书详加披阅，虽不至吕留良、徐述夔之狂吠，显肆悖逆，但其诗词内如‘举世尽成狐假虎’及‘石渠天禄，酿成祸种’等句，甚属谬妄”，命从严惩办。次年两江总督审明仲绳系明末清初人，其牢骚怨望之处，系为崇祯、弘光而发。上谕：“仲绳诗词谬妄，系指明季而言，更不值代胜国追究，将其裔孙治罪也。”并治诬告、唆讼者之罪。（6）
27．学术建设
皇帝本人偏好考据，重视经学，长期以来，对这一类学术活动给予了提倡。正是在他的支持之下，整理、考据古典文献的学术活动在乾隆时进入高潮，并在这一活动中形成了著名的乾嘉学派。
据说，皇帝所以对考据学者表示重视，肇源于他对程朱理学和理学名臣的厌弃。清朝初年，清朝政府即将程朱理学确定为官方哲理；同时，对于理学名臣，也不次擢用，优宠备至。在这样的环境下出生的今上，从其幼年开始，即接受了比较系统的理学教育。因此，相当长的时间内，他对理学笃信甚诚，习诵不辍。他曾说：“朕自幼读书，研究义理，至今《朱子全书》未尝释手。”“有宋周、程、张、朱子，于天人性命、大本大原之所在与夫用功节目之详，得孔孟之心传，而于理欲、公私、义利之界辩之至明。循之则为君子，悖之则为小人。为国家者，由之则治，失之则乱，实有裨于化民成俗、修己治人之要，所谓入圣之阶梯、求道之涂辙也。”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理学名臣和程朱理学中的一些内容先后成为皇权进一步加强的绊脚石。这样，在经过百年之久的全盛时期后，理学名臣和程朱理学都遭到了冷遇。
乾隆初年，最高统治集团主要是由标榜理学的雍正旧臣所组成，然而，久而久之，皇帝感到，“讲学之人，有诚有伪，诚者不可多得，而伪者托于道德性命之说，欺世盗名，渐启标榜门户之害”。这样，不少廷臣因为涉嫌党争和标榜理学，先后遭到了皇帝的斥逐和疏远。
皇帝整治朋党之初，尚将程朱理学与理学名臣分而视之，在他看来，虽然理学名臣“有诚有伪”，但程朱理学却完全正确。“经术之精微，必得宋儒参考而阐发之，然后圣人之微言大义，如揭日月而行也。”然而，随着皇帝对宋儒诸书了解的日益全面，他发现，程朱理学对儒家经典的一些解释和一些程朱理学著作中所阐发的思想，并不利于清朝统治的巩固和加强。为此，继惩治朋党之后，皇帝对程朱理学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如乾隆十九年（1754年）四月，他在殿试试题中即提出了道学流行后“大道愈晦”的看法。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又对胡安国生当宋、金对峙之际，传释《春秋》，多以“复仇”立说，进行了公开的批评，并发出了“曲说之离经，甚于曲学之泥经”的感慨。后来，干脆又在科举考试中废弃胡安国的《春秋传》：“嗣后《春秋》题，俱以《左传》本事为文，参用《公羊》、《谷梁》。”对于朱熹《名臣言行录》一书，虽然以其为朱熹所作，不能显加指斥，但当发现已致仕的大理寺卿尹嘉铨步其后尘著《本朝名臣言行录》时，皇帝即刻大发雷霆，掀起大狱。与此同时，皇帝对各起批评理学著作的文字狱案件的处理却明显放宽。乾隆二十年（1755年）以后，文字狱进入了高潮，但是对于批评程朱的著作，却网开一面，很少予以处理，有时还对借此兴狱的官员严厉呵斥。所有这些，都表明了皇帝对于程朱理学的热情显著下降。由于失去了最高统治者的支持，程朱理学的黄金时期一去不复返，不可避免地进入了它的衰落阶段。
在程朱理学遭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