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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尽地阐述了十八世纪实政的主要成就（当然也有所扩展）。所以说“《切问斋文钞》既是《清朝经世文编》之先导，又代表着清前期，特别是十八世纪初叶中国经世思想的最高水平”。（17）
通过陆耀《切问斋文钞》的经世思想内涵，可以了解到，清朝经世思想的发展是一个连续的、符合逻辑的过程，不光只是在清初（十七世纪）和清末（十九世纪）清朝士人才具有经世思想。陆耀的《切问斋文钞》既阐发了传统学术的经世之理（学术部分），又提出了具体的经世之术（财赋部分），是儒家经世之学理论性与实用性相结合、功能性与技术性相结合的代表，集中代表了十八世纪的经世思想，“可谓传承经世思想的典型”。（18）所以经世思潮的发展过程中并不存在一个“断层”，不能“不加辨别地接受中国十九世纪慷慨激昂的政治变革论者认为经世意识在十八世纪已销声匿迹”的论点；（19）十八世纪“‘经世’的意识并没有从中国思想史上完全消失”。（20）通过对《切问斋文钞》的研究，“不仅为乾嘉时期经世思潮的活跃提供了有力的证据，而且连接起了从晚明到晚清的经世文编长链”。（21）
《皇朝经世文编》除了受到陆耀的很大影响以外，还有一个思想学术渊源，即是与魏源等同属一个学派的今文经学“鼻祖”庄存与。
庄存与，乾隆十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十七年入直南书房，在上书房行走；二十年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乾隆五十一年，以原品休致。与陆耀比较，在皇上身边时间更长、官位更高，更加“切近密勿”。他所开创的今文经学，虽当世不显，却对后世特别是龚自珍、魏源等人产生有莫大的影响。
另外，据说章学诚（实斋）史学之长处之一，在指导人转移目光治现代史，留心当代政制（乃六经皆史论之应有涵义）。此一意见，又落入此下经学家手里，遂有今文学派之兴起。龚定庵思想显然承袭自章实斋，（22）这是其思想的又一渊源。
因此，相对于孔门的“德行之科”（义理之学）、“言语之科”（辞章之学）、“文学之科”（考据、汉学），曾国藩特增“经济之学”（“政事之科”），为儒学四要项，“缺一不可”；并把陈宏谋奉为讲“经济之学”的楷模，“立意崇尚之”。张之洞亦称“理学家”外，尚有“经济家”一名目。“其奏议公牍即是著述，或在文集，或在《切问斋文钞》及《经世文编》中”；“不惟读其书，并当师其人耳”。
不过，即使把《皇朝经世文编》中有关十八世纪的部分抽取出来，我们仍对它有许多不能满意之处。今日要想弥补这一缺陷，恐怕只能重写清朝《经世文编》不可。为此也许应该补充进很多内容，特别是对经世派“头目”的皇帝本人的许多思想，更是不能不予收录。
例如，在《户政》中“农政”一节，可以收入雍正二年（1724年）和乾隆七年（1742年）之谕（像许多志书曾援引过一样）；在“垦政”一节，加入乾隆初年的有关争论；在全书第一部分的《治体》中，增入皇上那些有关的政治理论，如强调皇帝职责、不许聚众、禁朋党、戒干誉……
就像清代经济政策，那些具有跨时代超越价值的东西一样（如垦政、农政、粮政等），乾隆朝的政治思想（它也散见于各处），恐怕也需要后人来总结了。
乾隆初年，首先兴起的是“经世之学”，其思想内容体现在“垦政”、“农政”、“粮政”、“荒政”，“赋税”、“矿政”、“河工”和“漕政”等方面（那些奏疏大多都在数十年后被收入《皇朝经世文编》一书中），与清代经济政策的“活跃期”及有关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有着密切的关联（没有他们，乾隆初政那些政策的制定和推行是不可想象的），虽然当日还没有“经世学派”这一名称。它在中国儒学史上的最大贡献，就是像《切问斋文钞》和《皇朝经世文编》所表明的那样，把学问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治世”，一部分“修身”，并把这两部分有机地结合起来（这两部分又需随时代而变化），这就回到了先秦（孔子）儒学，成为“儒学”（不是“经学”、“理学”，或“考据学”）“通经致用”的一个至高的表现形式。
清代十八世纪的这批“经世学者”与“考据学者”有所不同，不但表现在学术取向上，可以说，他们在身份上，做派上，处处都不一样。他们可能主要是一些官员，有职有权，直接面对国家或地方上的那些行政问题，并为此承担责任，考虑对策。他们是“体制内官僚”，与清初“遗老”构成的“政治反对派”，及清末之“改革派”，都不一样（也不排除有乡绅和其他知识阶层参与其中）。他们可能也从事学术活动，但那不一定是其主要事业。与“汉学家”相对，他们很多都属于“理学家”。同时，还不能忽略皇帝所起到的巨大作用。如康熙时由发现人口问题，引致对经济对策（“农政”）的探讨，乾隆朝发起扩大仓储（“粮政”）的新一轮努力，等等。这些可能终将有助于划定这一研究的范围。
如此来说，十八世纪最重要的“经世”之务有“农政”、“垦政”、“粮政”（涉及仓储、赈粜、禁囤、禁遏、平价），“财政”（地丁合一、永不加赋），以及到十九世纪才显得更为突出了的“盐政”、“漕政”，等等。
其涉及范围，见于《皇朝经世文编·户政》者有：理财（两卷）、养民（一卷）、赋役（三卷）、屯垦（一卷）、八旗生计（一卷）、农政（三卷）、仓储（两卷）、荒政（五卷）、漕运（三卷）、盐课（两卷）、榷酤（一卷）、钱币（两卷）。
见于《清史稿·食货志》中有：户口、田制、赋役、仓库、漕运、盐法、钱法、茶法、矿政、征榷、会计。
其所涉及人物，有见于《清史稿》的陈宏谋（仕于多省）、陈大受（安徽）、塞楞额（江西）、杨永斌（广东）、潘思榘（安徽）、裴宗锡（安徽）、阿尔泰（四川）、沈善富（安徽）；见于《清实录》的张广泗（贵州）、陈悳荣（贵州）、姜顺龙（四川）、黄廷桂（甘肃）、张允随（云南）、方观承（直隶）、准泰（安徽）、陆耀（山东）、蒋溥（湖南）、郝玉麟（两江）、庄有恭（江苏）；见于《皇朝经世文编》的尹会一（河南）、毕沅（陕西）、乔光烈（陕西）、岳震川（陕西）、宋如林（贵州）、李绂（福建）、俞森（陕西）、杨锡绂（湖南、广西），或如张之洞所说：“理学家”之外，别有一种“经济家”，其名臣若孙嘉淦、李绂、陈宏谋、朱轼、鄂尔泰、舒赫德、方观承、刘统勋，“其奏议公牍即是著述，或在文集，或在《切问斋文钞》及《经世文编》中，或自有专书”。（23）则可以分别立传。或可以事件叙述，举其一端，加以条贯（如劝农策的制订和推行等）。至于《皇朝经世文编》，即是十九世纪经世派的“教科书”，则可与《切问斋文钞》等书，同作专门的研讨。
过去的思想史研究多少偏重于学术思想，侧重于那些构成“思潮”的流行者或浮在表面上的东西，而对其他种种则不大在意（特别是在思想史中缺乏同时代的经济思想史内容）；在研究对象上也偏好文人、学士，而对官员乃至皇帝等人的思想作为（包括意识形态），则不免有所“歧视”，更难及于普通人之生活想法与经营进取（如农民在生产上的“重副轻农”，在交易上的“同步反应”等）。
另一方面，对十八世纪的思想学术界，也过于重视“考据学派”。这就难免“以偏赅全”，因此有学者提出，当时“考据学不是主流思想”。（24）还有一种流行说法，认为清代的“文字狱”使得知识分子、文人不再关心“国家大事”了。但上述那些有关国计民生的问题，哪一个不是亟待解决的重要的现实政治问题？显然，考据学家是不关心也不回答这些问题的。但是朝廷上的大臣呢？那些将学问与经世相结合的“理学家”和“乡绅”呢？从康熙、雍正到乾隆的几朝皇帝呢？不正是他们这一大批人在积极带头思考这些问题，制订政策，并付诸实施，创造出历史的鸿业？不错，古人重视“内圣”之学，但若因此而忽略了“外王”致用的一段，那恐怕真是对思想史的一大误判！所以我们必须转变眼光，关注到这一个层面上来，从国家大政的方方面面来搜集资料，通过对这批人物“所思所想”和“实际行为”的挖掘研究，从而建立起“十八世纪经世之学”。
十八世纪“经世派”的活跃时期是乾隆初年，即乾隆初政的十几年时间。出于种种原因，其后它就渐归消沉，甚至为“考据学派”所“取代”。乾隆十三年以后，随着一个政策“收敛”期的到来，“经世之学”虽没有“无疾而终”，却似乎是越来越“过气”了。实际上，考据学的兴起也有其内在理路，及社会自发的一面；它可能既非出于政治打压，也并非全由政府提倡，而“依然以在野争在朝，以道统争治统”。（25）另一方面，种种学术的升降和风气的变化，不是政府就能掌控的。其原因之一，可能在于“经世之学”只是一种“有限的”知识探求，未必为大多数学子所关心，而“考据学”则可供社会上一般士人“把玩”，何况当时很多人已经以此为“职业”了呢。（26）乾隆二十年代，“考据学派”随之兴起，蔚为风气，到乾隆中叶达到其鼎盛时期。这与乾隆朝政府政策进入一个较为迷惘的“无策期”，或许也有一定关联。
可惜的是，迨革命军兴，则一切可称为清代“经世学”者，均失去其价值所在。有关遗产并未得以总结，特别是仍然“活着”而“有意义”的那一部分：如在清代历史中，是否存在现实可行的经济发展道路？土地开垦曾经有何作用，今后是否依旧可靠？“赋役”应如何征收？仓储是否越多越好？政府又当如何确定它的角色和地位？……（27）
或者，如果《皇朝经世文编》（或类似的一部著作）能早若干年——如在乾隆末年——问世，世人对乾隆之治，乃至乾隆学术，恐怕都会有一番“刮目相看”了。也许，历史上就总是这样充满了遗憾，让后人不能徒然站在前人的肩上，坐吃山空，无所作为？
讷亲的悲剧
在我的新书《乾隆十三年》中，“金川之役”俨然成了一出重头戏，它并非从正面，而是侧面，从官场文化的角度来讲这个故事。其中一个要角不是别人，正是讷亲，没有他的失败就衬不出傅恒的成功来。只是还有一点“意犹未尽”。
乾隆初年，皇帝身边都是一些雍正朝留下来的元老重臣，如鄂尔泰、张廷玉等。此时满洲亲贵、公爵讷亲，经皇上刻意栽培，成为新的核心班底的首要成员。所谓“朕自御极以来，大臣中第一受恩者，莫如讷亲”。作为大学士、独自承旨的首席军机大臣，一时之间，讷亲可谓位极人臣、权倾朝野。
乾隆九年，他作为钦差大臣查阅河南、江苏、安徽三省营伍，并验看河工、海塘。当时即有人认为，是借阅视营伍及河工、海塘之名，为皇上首次南巡作实地考察。但讷亲回来，所作报告如何，似乎就没人提及了。
时人程穆衡《金川纪略》曰：
乾隆九年，讷亲奉命由山东巡阅江南、江西营伍，各督抚提镇款待过于乘舆。江南抚臣陈大受至启圣祖南巡诸离宫，修饰奉之。游宴所至之处，绮绣地衣，彩棚香灯，动接百里。广罗珍器古玩，自通衢陈设至于馆舍，过后从奴收卷一空。进食每具珍膳，多者至百余扛，宰杀每物动以千计。倾国聚观，田舍皆空。
父老或释耒而叹曰：“生人大福要有分限，我侪幸未死，观此人作何结局！”
《清史稿·讷亲传》所言：“讷亲勤敏当上意，尤以廉介自敕”，似乎就不无疑问了。而更难面对的是权力的诱惑，《稿传》接着说，“然以早贵，意气骄溢，治事务刻深”，说的恐怕就是这方面的情况。
这些事情也不知道有没有人报告皇上。乾隆十三年，因金川的败绩，皇帝这才提起讷亲的诸多不是之处，
（赴金川途中）将军巡抚迎见，讷亲傲慢睥睨，仰面不顾。于地方情形，全不置问。秦蜀接壤，军营动静，亦概弗咨询。而其沿途，肩舆自适。驺卒动遭鞭扑，流血浃背，或至颠踣，为人马践踏，转在轿中视而笑之。此岂复有人心者耶？
以前则置若罔闻，从不提及，迟之许久才突然翻起老账来。大家不妨想想，还有什么，是皇上始终隐忍，未曾说出的呢？
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