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但是佃户的田是否就那么容易退掉?他们又能否轻易就范?退田以后又有何处可去?……这些都是在事实上不能不考虑的问题。因此,业主要求退佃通常须有“正当的”理由(例如“自种”),不许“无故退佃”;不过,即使在这种情况下,田也不是那么好退的,佃户也总有他的许多理由和许多的“反措施”。据史书记载,佃户“一遇退耕,不曰原得批钱,便称夺佃夺命”,以致“业主虽有田产名,而租户反有操纵之实,甚至拖欠累累,连年不结”,甚至出现了“久佃成业”的说法。
再说,即使一个田主达到了退佃的目的,又能怎样呢?“惩戒”前一佃户的目的也许达到了,但对新来的佃户来说,其行为很可能一如旧惯,如史书记载,“无论荒歉,总归拖欠,另欲更佃,仍同故辄”;“曾不数年,而新佃之抗欠视旧佃为更甚”。
还有一种说法:凡佃户租种田亩,先给田主保租银子(押租钱);“若有欠租,便可扣抵”,好像这样就可以对付佃农的欠租了。但实际上,佃户“既将揽佃银两抵还欠谷,若下次再欠,就没得扣抵了”。所以赵冈先生说:地主往往没有办法强制执行租约,甚至连退佃都办不到。
费孝通先生在《江村经济》里也讲道,退佃并不那么容易。他说:逐出佃户的实际困难在于寻找一个合适的替换者。因此,抱着将来收回租子的希望,宽容拖欠是符合地主的利益的。
“要是碰上那些子事,地主难道不能去打官司?”——这怕是读者会进一步提出的问题。
研究农民抗租,当然要涉及国家法律和政府政策法令的问题。遗憾的是,历史上政府有关主佃关系的法律和政策,一向是研究的一个薄弱点,并没有受到适当的重视。
就说打官司吧,与一般认为“官府受理词讼必然偏袒某方”的认识相反,过去处理主佃间的纠纷,并不是政府的责任。这种状况到清代雍正初年才有所改变,当时鉴于“田主苛虐佃户”,制定了一个条例,同时考虑到另一方面的情况,加上了“佃户欺慢田主之例”。其主要内容,是规定佃户欠租,业主不得擅自责罚;另外,佃户也不得拖欠地租,否则官府皆可出面追究。从《清实录》所载的为数有限的几个案例来看,它主要是惩治了官绅地主。
据史书所说,业户之中,“其田连阡陌者百无一二,大抵多系奇零小户,其势本弱,一遇强佃抗欠,有忍气吞声无可如何者”;“情极送官,未尝不追,然皆有名无实。况田主一经涉讼,未免有守候之盘费与往返之耽延,计所欠之租,即使如数追还,尚然得不偿失,况告官未必即追,追而未必全还乎?”而“地方有司,又未免以业富佃贫,量追了事,究之应得之租十无一二”。地方官府的传统职责,一向不过是“征粮”、“听讼”,其中并不包括征收田租,所以朝廷新的规定无异给地方官员平白增添了许多负担,而与他们应负的主要职责没有多大关系,以故“告追每置不问”,仍如旧惯;若遇佃户抗欠,“地方官率漠然不顾,曰:吾但能催赋,岂能复催租”,仍被置于一个较次要的位置。
清代法律实行的效果如何,毕竟还要看各级政府对待增租、夺佃以及一般租欠等问题的具体态度。它正是政府处理主佃关系时会遇到的主要问题。
增租,在这一问题上,清政府的态度通常并不准许加租,如乾隆朝名臣、直隶总督孙嘉淦说:若业户添租,“租银既重,逋负必多,一遇歉收,弃地而逃,并少租而不可得矣”,反对加重租息。为此,也有不少地方官府曾免除杂租及大斗苛求。对于田主向佃户多加押租,官府往往也是不准的。
政府的这种态度,在对旗地的有关处理中表述得最为清楚。为此曾几次议定“禁止增租夺佃”。
清代还屡次蠲免田赋,并多次令田主照蠲免分数免征佃户田租。到乾隆年间,竟超出了蠲免的范围,而提倡一般性的减收田租;议者的批评也多集中于指责清政府没能强令地主减租。
清政府为何不许随意加租?在昭梿一案中,有一条上谕明确表示:政府尚秉承“永不加赋”之则,一般地主业户岂可随意增收地租?!这也许是一条很有分量的说明吧(详见
第五章)。
还有学者提出,从租佃契约内容来看,无非是规定佃户交租必须如额交足,“而没有任何限制地主保护佃户佃耕权的规定”;是“容许地主单方面恣意妄为的‘契约’”;“完全体现了地主的旨意”,——如果了解了上述背景,即农民的抗欠行为,可能就会产生不同的想法。恰恰在历史上,大量的现象是,田主(以及债主)一方的这种“权益”很难(完全)保障,它已经成为一种基本事实,所以需要在契约中反复强调(反复申述也表明了其议而不行的一面)。
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从现代契约的签订中了解这一类租约的当与不当(如你自己把成千上万元钱付给对方后,在合约上应写些什么……)。
但地主收租,到底能收多少呢?是不是通常所说的百分之五十,或百分之五十以上?
为回答这一问题,还有许多事情应该交代。就拿通常所说的地租率百分之五十来说,其实它是指土地的“主产物”(或“正产物”)而言,并不包括全部产出的。也就是说,过去和现在计算亩产量的方法很不一样。如果算入后者(最明显的例子是南方的小春作物,过去都不计租),则只有百分之四十左右。如果同意前述地租实收率只有七八成的样子,这样二者相乘,就能得出如下结果:
40%×75%=30%
即地租率一般就是百分之三十左右。哪里会有百分之五十呢!
这个结论,是不是会与以下说法——如人口增加导致竞争激烈、剥削强化说,土地集中、地租日益提高说——发生矛盾呢?
张五常先生曾在他的《佃农理论》里说:随着某一地主土地由个别佃户向着更多的佃户出租,地租率将会下降,而总产出却可能上升。如果在这句话前边加上“随着人口的逐渐增加”,后边所发生的,不正是清代中国的历史事实吗?这也许就可以回答那些劳动过密,以及过密只会使佃农更为不利的种种观点了。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这种现象的达成,究竟是由于农民的“斗争”,还是地主的“让”(情让、忍让),即中国传统儒家理念作用的结果?为此,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次演讲中,与会学者(农村所、经济所、社会学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曾为此发生了有趣的争论。
我在调查中也遇到过访谈者(业主)说,无论丰歉,租子是绝不会收足,总归是要减的。为什么呢?是因为家教就是做人要“厚道”,佃户提出要求就不好拒绝。费孝通先生也曾写道:佃户可能很穷,一开口就要求免租或减租,地主则会因人道主义教育的影响,而不愿意勒索佃户。
那么,究竟是应把它称为“阶级斗争”呢,还是某种“情让”(或所谓“道义经济”)的结果?抑或是市场上“交易双方的一种日常性调试”?——对此人们一定会有不同的看法和争论,也很难给出一个断然的回答(详见
第六章,全书共六章)。我则希望有更多的同人关心这一问题,和参加到讨论中来。
三、传统政治不能以专制概括
这一组文章主要谈的是关于中国传统政治理念的一个大问题,多为最近两三年所作,其中一小部分曾在《读书》(2009年第11期)上发表。
在对中国传统三大误读的批判中,我的观点看起来都是“匪夷所思”的,所以它也被我戏称为“一个人的战争”。其中尤以不同意世俗的观点,说中国传统政治是什么“专制主义”为甚,它可能是最违众和受批评最多的了(一笑)。
《读书》文章《“史华慈问题”——中国思想史上的那块天花板》(2009年第7期),一开头就借用史华慈的话说,中国历史中有一个恼人的问题总是不断出现:为什么始终不曾出现过一个与此深层结构相异的替代品?作者(赵瑞广)指出,这所谓“深层结构”,实际上就是中国历史上至高无上的皇权:它“还真让我们无言以对”,“成了我们文化的一个软肋,一块中国思想史上不可逾越的天花板”。
这样的论点可以说很有代表性,绝大多数读者大约都能同意。但,不知各位是否想过,这样一来,好像古代希腊倒是“典型”,中国传统政治理念却是“变异”的“怪胎”了。在我看来,事情也许恰应倒过来,称中国传统政治理念为“典范”,希腊才是“异常”。
作者以为,中国传统政治理念不能解决这一恼人的根本性问题。但我们也可以反问,西方政治是否就能解决那些问题?或者单靠着“制度”,是否就可把它解决?比如,希特勒即曾经过“选举”上台;美国总统有若干行事相当“专制”,这是美国朋友的意见;意大利朋友也说:我们够民主吧,但并未解决贪污问题……
也许还该问问,在高谈民主的人士中,又有多少曾经在国外生活过较长一段时间,从而真正体悟过实际生活中的“民主”,究竟是怎样一回事?
换句话说,当今世界上恐怕并不存在一种“万灵”而“一无破绽”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理念。把它强安在中国头上,或是西方头上,以为如此就可以了,恐怕并不妥当,也可以说是一种“妄念”。
本文也不企图解答中国传统政治理念,到底是什么这一个大问题。只不过提议,为解答这一问题,可否反过来想一想?
自2008年以来,我们不少同人都卷入有关劳动合同法、粮食安全及金融海啸等问题的争论,亦发表不少言论(从某种角度来说也够“民主”了吧),但回过头来,也不免感叹:如此操心劳神,却又何必!回家“抱孩子”,岂不更好?
孔夫子曾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是不是这个道理?
当然,我这样做也有自己的想法,就是为一部分“学生”和“有缘”者破“迷”(而且是“有来学无往教”),从另一方面讲,我不过是一介书生(偶遇尊龙先生,听此介绍后戏称我为一“快乐的书生”),空发议论,绝非干政而已。
说来说去,中国传统政治理念就是让大家把权力托付给“一个人”,让他替我们“当家做主”(而不是像头两年所说:“大家都来当家做主”),而我等也可免除了“冒充”技术专家的烦难,“该干什么干什么去”。昔日我曾在课堂上说:要是果真全面小康和谐了,我又何必苦心研究粮食问题?专心当一个大学老师岂不更好!
因此一位同学在我的博客上写道:这让我想起了长沮、桀溺和孔子的对话,夫子怃然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孔子也是始终坚持,要是天下太平的话,他就不用四处碰壁求变革了(他最后还是回家授徒了)。
这,可能就是中国传统政治理念最根本的一点,即“一人做主”,承担责任,而不是弄一班子人马遇事还要举手表决,或名之为集体领导其实互相推卸不肯负责。不认清这一点,后面的话就不要说,说也白说。
如果能够破除这一个“迷”,就不应再称中国传统政治为“封建专制”,我曾在“求学偶得”(十六)中写道:
一说到中国传统政治,似乎就离不开一顶大帽子:“封建专制主义”。我本来也持这种看法,但渐渐就对它产生了怀疑。几年前我跟余英时先生通电话,就此提出质疑。他说:(一上来就说)“专制主义”,肯定是不对的(当时余先生正在国会图书馆,居蜜先生为我接通这个电话,我即三言两语、直入主题)。
在中国传统政治中,一切大事,最后都为一人决定,“由一人做主”,这是儒家一个基本的政治主张。同时也有很多证据表明,皇帝也不是可以“无法无天”,“任意而为”的……
如果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所有对传统文化的认识都翻不了身,先就把中国文化“抹黑”了,还有什么“国”可“爱”?
有人常说,中国历史就因为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才那么黑暗啊!那我也可回答:这是不懂“历史”。“历史”是什么?历史就是给我们“出难题”,“为难”我们,让我们经受“考验”的,它就是这样一个“迷”。不能因为我们尚在“迷”中,就说它都错啦。
按照中国传统政治理念,“现世”并不是理想(而毋宁说是一个“名利场”),所谓理想社会是在以前的“三代”,而非“今天”。如此看来,“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