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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人总是对中国的事物产生误解，这已成为一条规律。对于研究当代政治制度的西方学者来说，在中国延续了几千年的那套古老政治制度是一个令人绝望的、难以解开的谜团。因为按照他们的观点，政府应当或多或少或完全由公民投票选举产生。选出的政府要实行分权制，并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权力制衡机制。同时，还要实行政务公开，使之不断接受人民的监督。基于此，在西方学者看来，中国的政治体制是一个彼此纠缠不清、互相渗透、互相冲突的权力集合体。他搞不明白，这样一种体制如何能够存在下去。最后，他用那一为大家所熟悉的老生常谈“专制政治”，来划分中国的政治制度，给它贴好这一标签之后，他就撒手再也不管了。
这也许就是称谓中国“专制政治”之源；出于老外之口，使用的自然也就是西方语言，我们说过，那个“专制”概念其实跟中国史实是不搭配的。何天爵根据他在中国几十年的观察，认为这根本就是一个误解。
何天爵先生又说，在中国古书里，我们能够找到中国关于政权的理论，即“一切权力来自上天”。这调换了的两个字（按：即上天与人民），却都是至关重要的两个字。
中国存在的历史比地球上其他任何政治制度都要长久得多：它不仅成功地统治了一个数量极其庞大的人口，它可能占整个地球人口的三分之一，还给它的臣民保证了适度合理的自由、安定和幸福繁荣。可以确定无疑的是，这一体制下的权力构成形式一定存在某种有价值的东西。
就中国政府体制的实际运作来看，把它称为“专制政治”并不准确，也不公正，它会使人误入歧途。这种体制实际是简单纯粹的家长制统治。所以可以确切地说，孝道是土生土长的唯一的中国人的宗教。
表面看来皇帝的权力似乎是绝对地无边无际，但事实上不是那么一回事。皇帝就像每个家庭中专断的大家长，行使自己的职权，不多不少，恰如其分。宗法制观念是理解中国整个政治制度的最重要的一块敲门砖，是这一体制中最基本的理论依据。在中国，老百姓的不满往往不是由于官府专制和干涉过多，而是由于官府对他们漠不关心，过问太少。
在评判官吏的政绩和才能表现方面，人们享有高度独立的言论自由。这种普遍民主的精神在一般西方人看来是一个最典型的畸形物，因为他们找不到打开中国政治体制这个谜团的钥匙（《真正的中国佬》中的《中国人的政府》）。
看来，不但一百年前的外国人打不开这个谜团，现代中国人也迷惑于其中了，而这个迷惑不是从别处，正是从那些外国人那里来的。
让各位难以释怀的是，是你知道许多中国历史上黑暗的“故事”，却不知道中国传统政治的“理儿”；也不知道，那些“事儿”与“理儿”虽然对立，却是同时存在的两回事，不应该拿那些“事儿”废了相应的“理儿”。就拿西方来说，在二十世纪出现了多少无比黑暗的事儿，从德国，到俄国，到中国，……那都是从西方传出的吧，你可曾同样地分析过那些西方的理儿？
一个老外对十九世纪中国政治的切近观察
我们后世人读史，一般都是从文字史料出发，可是，材料是“死”的，赶不上“活”的切身观察。不管记录中存在怎样的问题，让我们还是看看那些“口述历史”，看看“当事人”曾经是怎么说的吧：
中国人对官府的苛捐杂税和贪污腐化、歪曲正义的事情可以不置一词（更谈不上反抗），默默忍耐。实际上中国的民众绝不是感情迟钝、呆头呆脑，像有人所宣称的那样。他们一般也不是由于惧怕官府，或为躲避惩罚才忍受欺压。对待地方官，他们绝对没有像对皇帝那样谨言慎语，而会很自由大胆地指责和批评他们。对一般比较温和的敲诈勒索，他们不会起来反抗，除非确信反抗能给他们带来真正的实惠。但地方官的行为太过分时，他们就会立即作出反应。
清朝的地方官员一般要履行三种职责，他要负责维持一方的安定，要负责收取或减免朝廷的捐税，另外，他还要保证百姓对他毫无怨言，彼此相安无事。任何人如果忽视了这一点，伤害了百姓的感情或者激起了民愤，或迟或早他一定要倒霉。无疑，公众舆论对规范各级官员的行为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遇到这种情况，中国百姓有他们独特的处事方式，一方面他们克制和忍耐，一方面也有他们成功的抵制方式，并由此取得辉煌的胜利（《真正的中国佬》中的《中国的官与民》）。
于是，何天爵先生又举出一个例子，以证实这一番道理，并告诉我们，中国的老百姓在什么时候、使用什么方式来发挥他们的作用。
这不是很有趣吗？
如果“歪批三国”，说中国的老百姓装作软弱，诱使地方官（或他的对立面）犯错误，作出过分的举动（在他的故事里是税收一涨再涨），这，该算是一种什么行为呢？
啥子个历史观点
《读书》上有文章提出：在中国一个半世纪的历史中，一言以蔽之，“国家建构”蔚为主纲，成为通常所说的“中国问题”的核心所在。而此刻中国，正处在由传统伦理文明秩序向现代法律文明秩序的转型之中，是为这一进程的收尾阶段。东西方各大文明都曾经历了从“宗教文明秩序”、“伦理文明秩序”到“法律文明秩序”的进程，中国似乎不脱此径（许章润：《国家建构的法理图景》，载《读书》2010年第9期）。
在另外一篇文章里，周有光也有类似的提法，他说：人类的思维经过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神学思维”，都是迷信；第二个阶段是“玄学思维”，是讲信仰；第三个阶段是“科学思维”，讲究实证，三种思维全不一样（周有光：《今日中国的大学与大学教育》，载《读书》2010年第10期）。
这些个“历史观点”，这些个“顺序”，在我看来，真有点莫名其妙。而且，都是照搬外国（没一个是“中国中心观”）。其中一文还说：不讲民主，不就成君主吗？——各位看看，是否“驴唇不对马嘴”？——我想，有些人恐怕永远明白不了，我们中国可能是有着完全不同的一条道路的。并非这些乱七八糟的“老古板”。
照我说来，“将来有一天”，中国就会走上一个既非“专制”，又非“民主”，而是“回归传统”的“国家建构”，——表面看来，这只是“一个人的战争”，其实却非我一人的主张。
不过，许先生为了所谓“国家建构”，最终提出了中国现下“道统”申明的问题。这或可说明“吾道不孤”，不过“再建道统”，可没有现成的简单答案。
在近百年时间里，中国人“放”“废”了自己的“皇极”和“大公”（参见笔者与刘洋合作关于土地改革的文章，载《二十一世纪》2009年第2期），而依傍外人外力，贪图简便答案，宁肯大脑弱智化，偏爱那些白开水口号，以致迷信什么“科学”（记得过去党国曾专批过科学至上）、“民主”、“法制”、“阶级斗争”……看似简明扼要的东西，——其实，世上哪有那么简便的事呢！
不解决三大误读，就是假爱国
最近，网易读书视频发表了“高王凌谈中国历史的三大误读：人口负担、经济剥削、政治专制”，在我看来，这些自然都是大问题，有必要再谈，甚至反复地谈。
其原因之一，就是今天社会上仍充满了无数的“陈词滥调”、对中国文化的“污蔑之词”，比如：
一、人口（社会史）：人口过多，资源奇缺，环境破坏，食品短缺，民不聊生，发展无望……
二、地主（经济史）：强占土地，残酷剥削，欺男霸女，垄断乡里，暗无天日……
三、专制（政治史）：帝王世袭，专制集权，生杀予夺，无法无天，无自由无人权……
处于这种情况之下，中国文化还有何“可爱”可言？如果各位一方面高谈“爱国”，一方面漠视“三大误读”所涉及的那些问题，你不觉得这中间存在很大的无法调解的矛盾？那，你“爱”的究竟是什么？
以下我要说几句严厉的话了（往往我是留有余地的）：
这三个问题涉及“三宗罪”：反人类罪、群体灭绝罪、污蔑传统罪。怎能等闲视之？
谁若不能正视和解决这些问题，就是有意无意地站在中国文化传统的死敌一边；或是表面说一套，实际另一套，——那就更是用心险恶了！
我还要补充说明：有人总以为世界上只有“民主”与“专制”两个对立面，不管它是一种“常识”，还是“从小听来”的，我在访谈中已经表明：中国传统政治既不是“专制政治”，也不是“民主政治”，——以前你可能没听说过，以后可不要大惊小怪了！
此文可能冒犯了自百年以来，自九十年、六十年以来，从小学，到中学、大学的无数毕业生和大人先生，那也是迫不得已，各位实在是该猛醒一醒，不再以讹传讹，将错就错了，因为，这都是罪过啊！
民主原来也有或然性问题
民主，也有个“或然性”问题？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竟然说“民主”也能导向“专制”？
倾读施京吾先生《从历史实践看民主与专制的关系》（《炎黄春秋》2011年第5期），他就说出了这一层意思。看来，施先生是比我专业多了（每每在文章里说了“自谦的话”，就会被批评者抓住，原来你只懂得一点点啊，有限的很啊——取消你的发言权，“打翻在地，再……”令人无所措手足）。
他说，“民主制”在历史上确实造成过严重后果。因此，我们不能一相情愿地认为，民主的历史与现实都是不能置喙的“好东西”，否则，宪政理论家们对“民主”的大量批判，岂不成了捕风捉影（按：浅薄如我辈，就不知道还有诸如此类的“大量批判”）？
比如，从雅各宾专政、拿破仑统治直至希特勒极权，他们的政权都是通过民主制“选举”产生的，都拥有“民意”基础。尽管这些暴力统治最终被推翻，但付出的代价异常惊人。
施先生接着声明，但我们别忙责备和否定“民主制”。
为什么呢？
因为在历史上，“君主制”也产生过许多罪恶，产生过“专制”（在大多数读者心中，中国历史上那罪恶那案例可是举不胜举啦）。但它（传统政治）与专制之间的关系（不过）是种“或然性”关系。
“民主制”也一样的：“君主制”是主权问题，其专制性是“或然性”问题；因而民主相对专制也只能产生“或然性”结果，它自身的无限性特征反而会暴露其专制性：拥有选票同样也能选出一个暴君。
好，就介绍到这里吧！
按：我写作此文，并不是要参与到“宪政理论家”的“大量批判”中去，凑什么分子，更不是要“反民主”（尽管很容易被这样误解）。我的意思，不过是给中国传统“辩诬”，或者至少，要给她一个“对等地位”罢了。
中国并非专制主义的又一举证
我在关于乾隆的一本小书《乾隆十三年》中写道：皇帝还有一些基本原则（如道统）要遵奉，有法律条文的限制需要顾及，怎能说“最后为一人决定”（这是儒家最基本的政治主张），就是“专制”或“专制主义”呢？
于是我引用了同时期法国一位著名学者魁奈（Quesnay，1694～1774年）的话，在他看来，世界上有两种专制主义，一种是合法的，另一种是随心所欲的。中国可能是专制主义的，假如人们想这样说的话，但它是合乎法律的而不是任意而为的。因为“中国政府的体制是以一种不可置疑的和占绝对优势的方式建立在自然法则之上的”（阎宗临：《杜赫德的著作及其研究》，载《传教士与法国早期汉学》，第94页）。
算是对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的又一举证。
君要臣死臣便去死？
刚刚播放的电视剧《水浒传》中，几次提道：“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听后感到说不出的难受（金圣叹所谓读之“弥月不快”者，此之谓欤），于是查了查工具书（如《中华成语熟语辞海》）。据说，此句出自《三宝太监西洋记》、《说岳全传》以及更晚一点的《清史演义》，都是一些小说（第762页）。我也不记得《水浒传》里面曾经有过（有朋友查出来尽可告俺；金圣叹所读《水浒传》古本里是没有这一节的，如果有的话《辞海》也不会不收）。我写过《乾隆》，在我的印象里，“专制暴君”如乾隆者也没说过这样的话！
辞书里倒是记着一句：“君不正，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