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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上谕：大江南北，土沃人稠，重以百年休养，户口益增，习尚所趋，盖藏未裕，纷华靡丽之意多，而朴茂之风转多未逮。夫去奢崇实，固闾阎生计之常经，而因时训俗以宣风布化，则官兹土者之责也。凡士庶更宜各敦本业，力戒浮华，以节俭留其有余，以勤劳补其不足。将见康阜之盛益增，父老子弟共享升平之福。
（27） 参见王宏钧：《乾隆南巡图研究》。
（28） 《清朝文献通考》，卷50。
（29） 谕、经史、学之根柢也。会城书院，聚黉庠之秀而砥励之，尤宜示之正学。朕时巡所至，有若江宁之钟山书院、苏州之紫阳书院、杭州之敷文书院，各赐武英殿新刊十三经、二十二史一部，资髦士稽古之学。
（30） 亹，峡中两岸对峙如门的地方。钱塘江口江流、海潮出入有三个口门：位于龛、赭两山之间者称南大亹，位于赭山与河庄山之间者称中小亹，位于河庄山与海宁城之间者称北大亹。乾隆时，南大亹基本已淤，乾隆十二至二十四年间海潮主流走中小亹，塘工平稳，南北两岸少潮灾。首次南巡，接受舒赫德等建议，仅登观潮楼阅视海潮。乾隆二十四年以后，海潮主流多从北大亹出入，海宁沿海一带潮灾严重，参见张芳《乾隆皇帝和海塘》，第五次全国清史讨论会论文。
（31） 南巡时，上曾问天台山雁荡古迹于齐召南，以未经游历对。询其故，对曰：“山势岝峉，溪深流险。臣有老母，孝子不登高、不临深，是以不往。”皇上适奉太后南来，闻言遂不复幸浙东。
（32） 《宫中档乾隆朝奏摺》五辑。
（33） 钱泳：《履园丛话》卷1《独力捐办御道》；以上参见孙文良、张杰、郑永川：《乾隆帝》，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四章。
（34） 乾隆十六年三月癸卯，总理行营大臣大学士傅恒等奏：粘竿拜唐阿德克新，在杭州强入民家，酗酒滋事；四月癸未又谕：朕凡巡行所至，一切桥道营盘，俱令动用官项。上年河南巡抚鄂容安办理不善，竟据士民情愿捐输准充公用，此类事亦不可免。据说，修御路即已经拆了不少民房，御路两旁凡比较破旧的民房也要拆毁。按照规定，所在州县对每间被拆瓦房发放一两银子的补助（草房半两），云云。
（35） 参见《履园丛话》卷1《独力捐办御道》；《啸亭杂录》卷4，“黄文襄”；以致上谕，“苏州尚有称为黄老虎者”，乾隆四十四年二月丙子谕。
（36） 《清经世文编》卷20，《上两江制府黄太保书》；其实皇上对黄廷桂亦非没有看法，如乾隆十二年四月谕：“汝总以不善交结，不肯逢迎自居，此即汝巧处也”；乾隆四十四年二月丁丑谕：“黄廷桂之为人，论不免谓其深刻。间或近于揣摩朕意者，容或有之；若直言极谏，则实无其事”。
（37） 以上参见郭成康：《清史编年》第5卷。
（38） 伪稿久已失传，《郎潜纪闻三笔》第772页云：伪稿密参在朝多人，如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徐本、尚书讷亲、海望等；另据小说家言，其首乃“为谏奏皇上节欲劳政、爱养旧臣、体恤八旗勋贵、摈弃小人、奖拔君子为治天下，臣孙嘉淦跪奏……”数语；大略指皇上用人如积薪后来居上，搁置先帝老臣，宠幸后宫，甚或与外戚之属暧昧情事；“今皇上欲追尧舜之君，而行桀纣之事，欲思圣祖之道、世宗之法，而效前明声色狗马之俗，南辕而北辙，遂令天下失望，不亦惑乎？”参见二月河《乾隆皇帝·风华初露》，河南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39） 乾隆十七年十二月壬子谕。
（40） 乾隆十七年十二月己巳谕。
（41） 乾隆十七年十二月丙午谕。
（42） 此案首犯马朝柱远扬天外，经年未获。由于不能查明“西洋寨”之确切所在，而马又一再向信徒声称“西洋国”有明室后裔，是他的小主人，还有吴三桂后代及民间传说神奇人物李开花等，不日即将在西洋起事，带兵杀入中国，兴复明朝云云。因此皇上疑虑重重，在以后持续多年的对马朝柱的搜捕中，甚至“一切欧洲人”，即“西洋人”，“都被看成了这个叛逆的同伙”，而受到逮捕和迫害（＇日］铃木中正：《乾隆十七年马朝柱的反清运动》，《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43） 《清代文字狱档》，上册，第111～118页。
（44） 乾隆二十年十二月庚戌谕。
（45） 乾隆二十二年十二月甲申谕。
（46） 乾隆二十年四月丁卯谕，《高宗实录》卷487。
（47） 乾隆十七年十月癸巳谕。
（48） 乾隆十六年十月戊午谕。
（49） 乾隆十七年十月丙午谕。
（50） 乾隆十七年十二月丙午谕。
（51） 乾隆十七年六月壬辰谕。
二、二次南巡
6．东巡谒陵，木兰秋狝
乾隆十六年首次南巡之后，乾隆十七年八月，陕甘总督黄廷桂奏：据布政使张若震禀称，在京时蒙大学士公傅恒面谕，“皇上于二十三年西巡，一切事宜可从二十二年办起”。因西巡尚无定期，并未置备，唯应建行宫二处，一在西安省城，一在临潼温泉，现正筹办建造行宫木料。（1）其后，有关准噶尔内乱的消息越来越多，及至出兵平准，所谓“西巡”取消。此后皇上再没去潼关以西，这点就与皇祖康熙不能相比了。
平准影响了这一时期的巡幸，但皇上还是拦不住的。乾隆十九年，正是决策平准和调拨兵马的一年，继乾隆八年首次东巡谒陵后，皇上决定第二次谒陵。
清人“敬天法祖”，今人处于不同时代不同环境，于此难于理解，更有甚者乃将其概目为“封建迷信”，在昔日即是“大不敬”了。入关之后，清人即在京师长安左门外建堂子，把萨满教信仰带到北京。每年元旦，皇上先“诣堂子行礼”，后回宫接受百官朝贺。次日，及仲春秋朔日，于坤宁宫祭神。为维持传统礼俗，朝廷还组织编写、出版了《满洲祭神祭天典礼》及《满洲四礼集》。（2）每年在特定时间，都要隆重举行仪式祭祖。这还不包括其他各种祭祖活动。
乾隆十九年五月，皇上奉皇太后自圆明园启銮，十二日驻跸避暑山庄。翌日御澹泊敬诚殿，召见自准噶尔来归的杜尔伯特新封亲王车凌等，垂询准噶尔内情。继康熙、雍正两朝用兵准噶尔之后，清人畏之如虎，轻易不敢言战。及至得知几年来准噶尔内乱确信，皇上认为机不可失，遂决定明年两路出兵平准。
七月，奉皇太后自避暑山庄启銮，取道内扎萨克昭乌达盟、卓索图盟、哲里木盟，前往盛京谒祖陵。八月亲登温德亨山，望祭长白山神；至松花江岸，祭江神。这还是皇上第一次来到白山黑水之间。九月，入盛京驻跸。
以盛京礼部侍郎世臣备办祭器潦草，且多错误，将其革职。复查出世臣诗稿中有“霜侵鬓朽叹途穷”、“秋色招人懒上朝”、“半轮秋月西沉夜，应照长安尔我家”等句，降旨：夫纵情诗酒，最为居官恶习，以满员而官盛京，尚抑郁无聊，形诸吟咏，嗣后盛京各官，当深以此为戒。并命将此旨各书一通，悬之公署，令触目惊心，永垂炯鉴。
东巡的另一目的是接见使团，睦邻朝鲜。
十月，奉皇太后还京，第二次东巡历时一百五十三天。其后，皇上又于乾隆四十三年和四十八年，一共四次东巡谒祖陵，比他崇拜的祖父还多一次。史家评论，东巡谒陵表现出皇上对先祖的崇敬之心，而绝少游山玩水的主观动机。（3）
但满洲风俗每况愈下，却已成为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据说，平准决策之时，满洲王大臣内唯傅恒奏请办理，其他尽畏怯退缩。就要大规模用兵了，这怎么能行？返京越日，皇上即召见诸王满洲大臣等，谕：
朕此次恭谒祖陵，临幸故土，遍历山河形势，恭阅《实录》，仰见祖宗创业维艰。而众王贝勒大臣官员等辅佐亦为不易……尔等皆功勋后裔，盍思效法前人，报国立功，而惟守妻孥以求安逸，闻战阵而甘退缩。朕于此不无深憾焉。
特别申明，本朝乾纲独断，决不可随便“从众”：
总之朕总理天下诸务，惟据理独断。应办之事，断不为众所阻挠。如其不可，众虽强为奏请，朕亦断不允行。是皆尔等所共知者。此用兵要务，朕筹之已审，岂以众人怯懦，即失机宜，半途而废？
但满洲臣仆，习气至于此极。朕若姑息因循，不速为整顿，振兴旧俗，数年后不知何所底止也！（4）
庚申，谕：新授贵州镇远镇总兵诺伦系满洲世仆，今用汉字奏摺，似此则满洲旧制，竟至废弃。嗣后各省提督总兵官内，如系旗员补授者，除本章着照例仍用汉字外，奏摺俱缮写清字具奏。
己巳，谕：从前朕曾降旨，满洲人等不许照依汉人取名。今吏部带领引见知县甘珠尔，身系蒙古。乃穿凿取甘露珠之意，写以甘珠露，甚属悖谬。著所有满洲蒙古官员之名，于写汉字时，祇按满洲字语气写，毋得似此混取汉字之义，反致将满洲蒙古话所取之名废坏。
次年二月，谕：八旗满洲世仆，祇缘伊等在京，相沿日久，是以未经停止考试汉文。然一染汉习，反弃旧风。朕深恶之，屡经降旨训诫。其东三省之新满洲乌拉齐等尤非在京满洲可比，自应娴习骑射清语，以备任用，非必考试始能为官也。（5）
虽“清语为国家根本”，（6）由于满族人多能熟练运用汉语文，平时乐于讲满语、写满文的人越来越少，甚至出现了满语文逐渐废弃不用，被汉语文取代的趋势。这不能不引起皇上的警惕，因此采取不少办法鼓励满洲人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如命令八旗三品以上大臣子弟须“娴熟国语、练习弓马”，才允许参加科举考试；又确立宗室考试满语制度；设立族长，监督满语学习；编纂满语文工具书；停止“翻译考试”，以禁满族人热衷科举之风……
三月，谕：满洲风俗素以尊君亲上、朴诚忠敬为根本。自骑射之外，一切玩物丧志之事，皆无所渐染。乃近来多效汉人习气，往往稍解章句，即妄为诗歌，动以浮夸相尚，遂致古风日远，语言诞漫，渐成恶习。即如鄂昌身系满洲，世受国恩，乃见胡中藻悖逆诗词，与之往复唱和，实为丧心之尤。若读书徒剽窃浮华，而不知敦本务实之道，岂孔门垂教之本意？况借以诋呵讽刺，居心日就险薄，不更为名教罪人耶？此等弊俗，断不可长。（7）
又于鄂昌署中查出诗稿书札，于其兄鄂容安之差往军营，云“奈何奈何”。谕：“满洲旧俗，遇有行师。无不踊跃争先，以不与为耻，不谓竟有此等败类也”。著从宽赐令自尽。（8）又谕：满洲本性朴实，不务虚名。近日熏染汉习，每思以文墨见长，并有与汉人较论同年行辈往来者，殊属恶习。此等习气，不可不痛加惩治。嗣后八旗满洲须以清语骑射为务，如能学习精娴，朕自加录用，初不在其学文否也。如有与汉人互相唱和，较论同年行辈往来者，一经发觉，决不宽贷。
及至乾隆三十七年，阅三通馆进呈所纂《嘉礼》，上谕不得轻言易改衣冠，曰：前因编订《皇朝礼器图》，曾亲制序文，以衣冠必不可轻言改易，及批《通鉴辑览》，又一一发明其义，诚以衣冠为一代昭度，本不相沿袭。原各自有法程，所谓礼不忘其本也。自北魏始有易服之说，至辽金元诸君浮慕好名，一再世辄改衣冠，尽失其淳朴素风。传之未久，国势浸弱，洊及沦胥，盖变本忘先，而隐患中之，覆辙具在，甚可畏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