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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京，人们的服装显着稍微整齐，而仍掩蔽不住寒伧。女人们仍有穿西服的，可是鞋袜都很破旧。男人们有许多还穿着战时的军衣，戴着那最可恨的军帽——抗战中，中国的话剧中与图画中最习见的那凶暴的象征。
日本的小孩儿们，在战前，不是脸蛋儿红扑扑的好看么？现在，他们是面黄肌瘦。被绞死的战犯只获一死而已；他们的遗毒余祸却殃及后代啊！
由参观团的男女领导员（日本人）口中，听到他们没有糖和香蕉吃——因为他们丢失了台湾！其实，他们所缺乏的并不止糖与香蕉。他们之所以对中国人单单提到此二者，倒许是为了不忘情台湾吧？
三十一日到马尼拉。这地方真热。
大战中打沉了的船还在海里卧着，四围安着标帜，以免行船不慎，撞了上去。
岸上的西班牙时代所建筑的教堂，及其他建筑物，还是一片瓦砾。有城墙的老城完全打光。新城正在建设，还很空旷，看来有点大而无当。
本不想下船，因为第一，船上有冷气设备，比岸上舒服。第二，听说菲律宾人不喜欢中国人；税吏们对下船的华人要搜检每一个衣袋，以防走私。第三，菲律宾正要选举总统，到处有械斗，受点误伤，才不上算。
可是，我终于下了船。
在城中与郊外转了一圈，我听到一些值得记下来的事：前两天由台湾运来的大批的金银。这消息使我理会到，蒋介石虽在表面上要死守台湾，可是依然不肯把他的金银分给士兵，而运到国外来。据说，菲律宾并没有什么工业；那么，蒋自己的与他的走狗的财富，便可以投资在菲律宾，到台湾不能站脚的时候，便到菲律宾来作财阀了。依最近的消息，我这猜测是相当正确的。可是，我在前面说过，菲律宾人并不喜欢中国人。其原因大概是因为中国人的经营能力强，招起菲律宾人的忌妒。那么，假若蒋匪与他的匪帮都到菲律宾去投资，剥削菲人，大概菲人会起来反抗的。一旦菲人起来反抗，那些在菲的侨胞便会吃挂误官司。蒋匪真是不祥之物啊！
舟离日本，遇上台风。离马尼拉，再遇台风。两次台风，把我的腿又搞坏。到香港——十一月四日——我已寸步难行。
三、香 港
下船好几天了，我还觉得床像是在摇晃。海上的颠簸使我的坐骨神经痛复发了，到现在几乎还无法行走。香港大学又在山上，每次出门都给我带来极大的痛苦。
我在此地已呆了十天，仍不知何时才能回到北京。此地有许多人等船北上，所以很难搞到船票。看来，我还得再呆上一段时间，我没法从这里游回家去。
两个多星期了，可我仍搞不到去北方的船票。在这期间，病痛却一天天加剧，我已根本无法行走。一位英国朋友正努力帮我搞一张到天津的船票，但我实在怀疑他是否能行，这里有成千上万的人等着离开香港。
等船，一等就是二十四天。
在这二十四天里，我看见了天津帮，山东帮，广东帮的商人们，在抢购抢卖抢运各色的货物。室内室外，连街上，入耳的言语都是生意经。他们庆幸虽然离弃了上海天津青岛，而在香港又找到了投机者的乐园。
遇见了两三位英国人，他们都稳稳当当的说：非承认新中国不可了。谈到香港的将来，他们便微笑不言了。
一位美国商人告诉我：“我并不愁暂时没有生意；可虑的倒是将来中外贸易的路线！假若路线是‘北’路，我可就真完了！”
我可也看见了到广州去慰劳解放军的青年男女们。他们都告诉我：“他们的确有纪律，有本事，有新的气象！我们还想再去！”
好容易，我得到一张船票！
不像是上船，而像一群猪入圈。码头上的大门不开，而只在大门中的小门开了一道缝。于是，旅客，脚行，千百件行李，都要由这缝子里钻进去。嚷啊，挤啊，查票啊，乱成一团。“乐园”吗？哼，这才真露出殖民地的本色。花钱买票，而须变成猪！这是英国轮船公司的船啊！
挤进了门，印度巡警检查行李。给钱，放行。不出钱，等着吧，那黑大的手把一切东西都翻乱，连箱子再也关不上。
一上船，税关再检查。还得递包袱！
呸！好腐臭的“香”港！
四、天 津
二十八日夜里开船。船小（二千多吨），浪急，许多人晕船。为避免遭遇蒋家的炮舰，船绕行台湾外边，不敢直入海峡。过了上海，风越来越冷，空中飞着雪花。许多旅客是睡在甲板上，其苦可知。
十二月六日到仁川，旅客一律不准登岸，怕携有共产党宣传品，到岸上去散放。美国防共的潮浪走得好远啊，从三藩市一直走到朝鲜！
九日晨船到大沽口。海河中有许多冰块，空中落着雪。离开华北已是十四年，忽然看到冰雪，与河岸上的黄土地，我的泪就不能不在眼中转了。
因为潮水不够，行了一程，船便停在河中，直到下午一点才又开动；到天津码头已是掌灯的时候了。
税关上的人们来了。一点也不像菲律宾和香港的税吏们，他们连船上的一碗茶也不肯喝。我心里说：中国的确革新了！
我的腿不方便，又有几件行李，怎么下船呢？幸而马耳先生也在船上，他奋勇当先的先下去，告诉我：“你在这里等我，我有办法！”还有一位上海的商人，和一位原在复旦，现在要入革大的女青年，也过来打招呼：“你在这里等，我们先下去看看。”
茶房却比我还急：“没有人来接吗？你的腿能走吗？我看，你还是先下去，先下去！我给你搬行李！”经过这么三劝五劝，我把行李交给他，独自慢慢扭下来；还好，在人群中，我只跌了“一”跤。
检查行李是在大仓房里，因为满地积雪，不便露天行事。行李，一行行的摆齐，丝毫不乱；税务人员依次检查。检查得极认真。换钱——旅客带着的外钞必须在此换兑人民券——也是依次而进，秩序井然。谁说中国人不会守秩序！有了新社会，才会有新社会的秩序呀！
又遇上了马耳和那两位青年。他们扶我坐在衣箱上，然后去找市政府的交际员。找到了，两位壮实，温和，满脸笑容的青年。他们领我去换钱，而后代我布置一切。同时，他们把我介绍给在场的工作人员，大家轮流着抽空儿过来和我握手，并问几句美国的情形。啊，我是刚入了国门，却感到家一样的温暖！在抗战中，不论我在哪里，“招待”我的总是国民党的特务。他们给我的是恐怖与压迫，他们使我觉得我是个小贼。现在，我才又还原为人，在人的社会里活着。
检查完，交际员们替我招呼脚行，搬运行李，一同到交际处的招待所去。到那里，已是夜间十点半钟；可是，滚热的菜饭还等着我呢。
没能细看天津，一来是腿不能走，二来是急于上北京。
但是，在短短的两天里，我已感觉到天津已非旧时的天津；因为中国已非旧时的中国。更有滋味的是未到新中国的新天津之前，我看见了那渐次变为法西斯的美国，徬徨歧路的菲律宾，被军事占领的日本，与殖民地的香港。从三藩市到天津，即是从法西斯到新民主主义，中间夹着这二者所激起的潮浪与冲突。我高兴回到祖国来，祖国已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而是崭新的，必能领导全世界被压迫的人民走向光明，和平，自由，与幸福的路途上去的伟大力量！
第二节 致劳埃得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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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自从老舍开始了“新社会”的生活，他便极少写关于个人生活的文章。这几封信倒是给了我们不少活生生的“传”的材料，故单编为一节。老舍为何不如以前那样愿意写自己的生活了呢？大概原因有三：一是觉得个人生活与社会比起来不足道，“个人的”是资产阶级的；二是太忙，忙于各种社会活动，写各种形式的作品：有艺术的，有宣传的；三是将回忆变作了“反省”，生活表现转变为“思想改造”。本节对所选信件仍只取其有“传”的价值的部分，并弃其书信格式，只标明日期。
（1950年2月27日）
回到北京后，我一直忙于读书和写作。本想到各处多走走，多看看，好为写作搜集些素材，但坐骨神经一直疼得厉害，结果我只好呆在家里，在阅读中获得新知识。
虽然经过十五年的分离，我的三个姐姐（七十三岁、七十岁和六十四岁）还都住在北京，身体也都尚好。我大哥也住在这里。他们看见最小的弟弟终于回来了，都非常高兴。两年前，我哥哥差点饿死。现在他的孩子全有了工作，他自己也恢复了健康。他们全都非常喜欢这个对人民真好的新政府。
我的家眷将要从重庆回到北京，我得给他们准备房子。北京现在又成了首都，想要找一处合适的房子既贵又困难。如果您能给我寄五百美元到香港，再由侯先生（香港大学病理系侯宝璋大夫）转寄给我，我将非常高兴。
那部长篇小说进行得怎么样了？我听说阿穆森先生不再为雷诺和希契科克公司工作了①，是真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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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四世同堂》、《鼓书艺人》都不是由雷诺和希契科克公司出版，而是由哈科克和布雷斯公司出版。
（1950年7月7日）
非常抱歉，这么长时间没给您写信了。我正忙于筹建北京市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的工作和写作。刚刚完成一部五幕话剧剧本②的写作工作，不久就能公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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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即《方珍珠》
谢谢您把五百美元寄到香港。侯先生已转寄给我。我很高兴你告诉我《四世同堂》的译稿仍保存得很好。请您转告浦爱德小姐，我太忙了，实在找不出给她写信的时间。还请您告诉她，现在北京的湖和河全都重新治理过了，水都变得干净了（。wrbook。）。今年的小麦收成比去年要好，饥荒就要过去了。
（1950年8月26日）
那个五幕话剧现已交给一位导演，估计九月就能公演了。我的另一部短剧也可望于今年十二月公演①。北京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已经成立，我担任主席。我现在要干的事太多，实在是太忙了。
今年夏天天气很热，不过最近两天凉快了一点。市场上梨、苹果、桃子很多。我的小女儿（小立）除了苹果什么都不吃，她晚上还要在床上藏几个苹果。
北京现在很好，通货膨胀已经过去，人人都感到欢欣鼓舞。食物也充足。人们开始爱新政府了。
关于哈科克和布雷斯公司②提出的共同分享额外编辑费的问题，我看我们应该同意，他们支出得太多了，我们要帮助他们。
请将随信寄去的短信和十五美元寄给罗伯特·兰得先生③。地址如下：
作家协会
东三十九街三号
纽约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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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指话剧《龙须沟》。
②即出版《四世同堂》、《鼓书艺人》的出版公司。
③老舍同日给罗伯特·兰得的信中说，“我接受‘作家指导’的邀请加入‘美国作家协会’，我应每年交十五美元的会费。”
（1950年11月17日）
我的工作十分忙，所以一直没给您写信。
除了坐骨神经疼之外，我很健康。我想方设法治疗，可全都无济于事。不知道什么时候，用什么办法才能去掉这烦人的痛苦。
（1951年5月3日）
作为北京文联的主席，我要干的事太多，简直找不出时间来处理我自己的私事。北京现有二百万人口。有许多艺术家住在这里，我必须努力帮助他们。
我很想看到《黄色风暴》的样书，不知什么时候才能收到您寄给我的样书。我希望您能寄两本样书给瞿同祖先生（纽约一二三西街，五十二公寓四三五号），一本给他，一本给我，他会通过香港把样书寄给我的。您也可以通过他把东西或钱寄给我。
浦爱德小姐已给我几份有关《黄色风暴》的评论文章。看来他们都很喜欢这部小说。
（1951年5月21日）
听说您寄给我的样书（《黄色风暴》）已到了香港，我的朋友侯先生会设法转寄给我的。瞿同祖先生住在纽约一二三西街的五十二公寓四三五号，他也会帮您把书和钱寄给我，他是我的一位好朋友，他可以在您给我的信的信封上写中文。
这段日子我一直很忙，坐骨神经痛也一直没停，我想尽了一切办法，可全都无效。
我家的白猫生了三只小猫——一只白的，两只黄白花的。可我家的小鸟死了，这下可给了我小女儿一个大哭一场的机会。
（1951年7月23日）
今年北京的夏天很热。我每天只能在大清早写一会，下午就热得没法工作了。北京有许多美丽的公园，在那里我可以休息，吸到新鲜空气。可坐骨神经痛使我没法走到公园。过去三个月里，我只完成了一个短的电影剧本①，其他别无建树。
对于新中国，有许许多多的事情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