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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的媚术:中国历史上的身体政治学-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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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渐离想,久隐贫贱之日没有尽头,于是退下,拿出匣中的筑,穿上见客的好衣服,更换容貌上堂。举座皆惊,纷纷用平等的礼节迎接他,奉为上客。高渐离击筑而歌,满座宾客无不流泪而去。
  这一次筑的现身,使高渐离恢复了以往的名声,成为上流社会争相延请的上客。名声传到了秦始皇耳朵里,秦始皇也是一个爱乐之人,明知道高渐离是荆轲的好朋友,是一个漏网的危险分子,还是把他召到了身边:
  矐其目。使击筑,未尝不称善。稍益近之,高渐离乃以铅置筑中,复进得近,举筑扑秦皇帝,不中。于是遂诛高渐离,终身不复近诸侯之人。
  ———为了随时能听到高渐离的筑声,秦始皇弄瞎了高渐离的眼睛,让他随侍身边。稍稍离秦始皇近一点,高渐离筑中置铅,再近一点的时候,高渐离举起灌满铅的沉重的筑扑向了秦始皇。像荆轲一样,盲眼的高渐离并没有能扑杀秦始皇。高渐离隐忍数年,就是为了今日这毫无把握的一击。这是高渐离之筑的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现身。最后一次击筑的时候,残身的高渐离不再是把筑当作乐器,而是当成了一件杀人的凶器,一件为生死之交复仇的凶器。引荐荆轲的田光先生曾经评价荆轲说:“血勇之人,怒而面赤;脉勇之人,怒而面青;骨勇之人,怒而面白。荆轲,神勇之人,怒而色不变。”不知道满目黑暗的高渐离,当他举筑扑向秦始皇的一瞬间,是哪一种勇敢之人?他也像荆轲一样,怒而色不变,坦然接受既定的命运吗?
  刺客,只有到了高渐离替荆轲复仇的时刻,才展现了它深沉的内涵。至此,刺客彻底成了和国君、和权势者毫无关系的一种称谓,它不为权势者所用,它只对同样无权无势的真正的知己效忠。没有任何取媚的意图,高渐离和荆轲,这一对平等的兄弟般的知己,把残身变成了动人的友谊,变成了前赴后继的对抗强权的牺牲。
  从要离到豫让,从豫让到聂政,从聂政到高渐离,残身的身体政治学,逐渐褪尽了取媚的色彩。洋溢着美感的仪式,让位于穷尽复仇的深沉选择。那支久已失传的筑,把刺客的最后身影,定格在同样残身的司马迁那部伟大的《刺客列传》之中;像那支筑一样,自《刺客列传》之后,刺客那种撼人的行为之美,也久已失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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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莲】远观与亵玩的精神分析
周敦颐在他的著名小品文《爱莲说》中如此赞美莲花:“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静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周敦颐眼中的莲花,只可远远地观望,却不可凑近身前,细细地亵玩。亭亭玉立的莲花,是自足的存在,是纯洁的化身,不假手于他者,不为观者的视域而“染”而“妖”。当佛祖释迦牟尼在莲花座上跏趺而坐的时候,莲花隐喻着净土。汉语语境中所有有关莲花的语义,都指向清净无染的意象。但是,有一种被称为金子一样的莲花,却颠覆了这一语义,从而使只可远观的清净自然物,转变成了供人亵玩的畸形玩物。这种想像的莲花就是金莲,民间俗称为“三寸金莲”。
  用金莲来替代女人的小脚,据说起源极早。金莲捍卫者们甚至追溯到治水的英雄大禹,声称大禹的妻子,九尾白狐化身的涂山氏女娇就是一双三寸金莲。还有人说商纣王的宠妃妲己,因是千年狐狸所变,变得了娇媚的身体却变不好一双脚,于是就用布裹了起来,引得宫女和民女纷纷效仿。把缠足的起源追溯到两条狐狸精身上,恰足以证明中国男人心中对以“狐媚”著称的狐狸精的深刻艳羡。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更是“狐狸精情结”的集大成之作。狐狸精,这种不仅以其美貌和性主动者的身份自荐枕席,而且又同时能使人致死的妖怪,是中国男人心头的两难选择。因此,在大量的文人传奇和话本小说中,“月色溶溶夜,花木寂寂春”的偏僻古庙,洵称尤物的狐狸精和英俊纤弱的白面书生媾和后,一定要有一个道士来祛魅。只有经过这一道程序,病入膏肓而不自知的白面书生才能起死回生,重新做人。这一固定书写模式,暗合了中国男人的猎艳心理:“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
  但是,狐狸精毕竟足以致命,如果运气不好,或者道士的法术竟然抵不过狐狸精的千年修炼之功,那么,原本惹人艳羡的白面书生转眼间就变成了对世人劝谕的反面角色。正是基于这一深忧,男权社会创造了“金莲”这一对狐狸精的天才替代。
  金莲仅仅是一双脚,层层缠裹的结果,女人非但不能淫奔,甚至连走路的功能都衰弱了,缠得比三寸还要小的女人,甚至走动都要人抱着才行。女人被禁锢在了家里,象征着狐狸精被禁锢在了家里,从远观,从对白面书生的艳羡,变成了自己独自一人的亵玩。从此之后,狐狸精不再有害,使人致死的一重功能消失了,只剩下“狐媚”的一重功能,只剩下身体的媚术,取媚于男权社会的审美风尚。
  

【逼良】林冲夜奔
除非被杀,一个人的身体能被逼到什么样的高度?
  梁山,海拔米。五代至北宋末年二百余年间,黄河屡次决口,泛滥的河水汇聚到梁山周围,形成了著名的梁山泊。王安石变法时,因为喜欢兴修水利,有人向王安石献策:“决梁山泊八百里以为田,其利大矣。”王安石是个明白人,毫不犹豫地反驳道:“策固善,决水何地可容?”(《邵氏闻见后录》)则八百里水泊梁山,并非虚言。当朝代末世,走投无路的好汉们被“逼上梁山”的时候,压迫者们也许并没有想到,他们对人的身体的逼迫,居然仅仅逼到了不足海拔二百米的高度!从跪伏称臣,到啸聚二百米的低矮梁山,那么低的海拔,竟然成为一个王朝,一个庞大帝国灭亡的飞地。讽刺的是,梁山恰恰原名良山,“逼上梁山”正是“逼良为娼”,“逼良为盗”。
  “逼良为娼”,或者说“逼良为盗”最典型的人是林冲。
  因为《水浒传》的深入人心,林冲也就当然成为妇孺皆知的人物。
  林冲的故事家喻户晓。《水浒传》林冲第一次出场就先声夺人:
  头戴一顶青纱抓角儿头巾,脑后两个白玉圈连珠鬓环。身穿一领单绿罗团花战袍,腰系一条双搭尾龟背银带。穿一对磕爪头朝样皂靴,手中执一把折叠纸西川扇子。
  在鲁智深和众泼皮的眼中,林冲“豹头环眼,燕颔虎须,八尺长短身材,三十四五年纪”。这样一个人出现在鲁智深和众泼皮面前,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连众泼皮都知道“这官人是八十万禁军枪棒教头林武师”。林冲生活优裕,又正当壮年,地位,名誉,金钱,美色,样样不缺,加上深得专权的高太尉的赏识,前途正未可限量。但就是这样一个有权有势,有财有色,自己又有一身惊人武艺的“八十万禁军枪棒教头”,仅仅因为妻子的美色被权臣的衙内看中,就付出了惊人的代价。
  和新交的朋友、陌生人鲁智深迥异,陆谦陆虞侯和林冲“自幼相交”,意气深重。但是陆谦却又是第一个背叛林冲的人。为了取悦高衙内,“陆虞侯一时听允,也没奈何,只要小衙内欢喜,却顾不得朋友交情”。在权力面前,二十多年的交情毁于一旦。不仅仅交情毁于一旦,陆谦还要设计杀掉一起长大的好朋友林冲。在陆谦和高衙内的帮闲富安的策划下,林冲失陷进了著名的白虎节堂。“商议军机大事处”的白虎节堂,居然设在“世界足球之父”高俅的太尉府中,则林冲擅闯的命运早已注定。
  接下来就是耳熟能详的故事情节。刺配沧州道;董超、薛霸在陆虞侯的授意下欲害林冲,被鲁智深搭救;在小旋风柴进府上棒打洪教头,埋下了柴进介绍入伙梁山的伏笔;被优待看守天王堂;然后就是著名的“风雪山神庙”了。
  《水浒传》第一十回“林教头风雪山神庙,陆虞侯火烧草料场”的描写是《水浒传》中最经典的章回之一,那一夜的雪景也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最刻骨铭心的雪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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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青】国家主义的刺青
“岳母刺字”大概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刺青事件了。
  汤阴人岳飞,传说他出生时有一只像鹄的大鸟在屋顶上盘旋,因此取名为“飞”。像所有伟大人物的问世一样,岳飞同样被赋予了天赐的神圣光环。鹄就是大天鹅,一种圣洁的鸟。但是,当猎人的枪口对准它的时候,鹄的道德象征被人的口腹之欲取代了,一个新的词语———“鹄的”诞生了,大天鹅变成了供人攒射的靶子。这一传说先验地预言了岳飞的最终命运———他同样变成了朝野攒射的箭垛。当黄河决堤,内黄县的洪水冲至汤阴的时候,尚未满月的岳飞被母亲抱在怀里,躲进瓮中,洪水将他们送到岸边,成就了岳飞出生神话的同时,也将岳飞定格为一只无法落地栖足的大鸟,在帝国黑云压城的空中,划过宿命的印迹。
  不到20岁的岳飞,拜周桐为射术教师,周桐死后,岳飞每月的初一和十五都在老师的坟上设祭。父亲看见这一幕,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汝为时用,其殉国死义乎!”这是一句残酷的预言,从未满弱冠之年的岳飞身上,已经看到了39岁“殉国死义”的隐约影子。这只鹄,这只注定成为箭垛的“鹄的”,青年时代就被盖上了国家主义的墨戳:岳母刺字,“尽忠报国”。这枚令国家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欢呼雀跃的刺青,从此就沉甸甸地压在岳飞的背上,在每一处历史的拐角,痛彻肺腑地提示着他的使命。
  岳飞的一生,因此就是不断越界的一生。
  醋墨涂抹,永不褪色的“精忠报国”,哪里是刺青,更准确的说法是“刺墨”。钱彩根据元、明之际流传的岳飞背上有刺字的记载,杜撰了岳母亲手刺字的动人故事,从而创造了一个虚假的家教典范。
  永远、永恒、永不褪色、万世不易是国家主义乌托邦的终极理想,它渴望把这枚刺青刺进每一个臣民的背上和心中。
  从“尽忠报国”到“精忠报国”,一字之差,使岳母的国家主义梦想衔接上了赵构所赐“精忠岳飞”的国家主义褒语,家、国借助于一枚刺青实现了合流。当从“家”中脱颖而出,披着一背刺青的岳飞企图越界干涉国家主义的隐私时,“殉国死义”的崇高命运就降临了。岳飞平反后谥号忠烈,追封鄂王,恰足以暴露国家主义反复无常的是非观: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
  岳飞之死,因其所蕴含的况味过于复杂———国家主义的逻辑预设,战无不胜的传奇生涯,慷慨赴死的经典身姿,后世主流意识形态的大力表彰,纠结交缠,使得这一事件滋味难辨,以至于一千多年之后,还酿成了一次关于岳飞是否“民族英雄”的激烈争论。岳飞,是中国人不敢深究的心结,是中国人遗留在伤口深处的那块纱布,每当历史的转折关头,就隐隐作痛,永恒地叩击着中国人脆弱的神经。
  伟大的刺青,成就了青史的祭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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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节】海瑞道穷
《周易》对“苦节”的定义是:“苦节不可贞,其道穷也。”过分节制,而不守持正固,其道一定会困窘偃蹇。但是,道穷的时候,孔子的态度却极其潇洒:“道不行,乘槎浮于海。”这是一句非常著名的话,儒家的创始人,被后世尊崇为“至圣先师”的孔子,原来是这样一个洒脱浪漫的男人。乘槎浮于海,海风荡涤着大道不行的郁闷。小木筏和大道,形成了一种不能相容的尖锐张力,所谓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虽然有“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主流教诲,但是孔子本人,却也有“乘槎浮于海”的小小幽默。“述而不作”,圣人的人生学说其实是丰富多彩的,当他被塑造成七彩的雕像,供奉在皇帝钦赐的宗祠里的时候,他就变成了一尊偶像,被偶像崇拜者和偶像破坏者为己所用地争相歪曲着。
  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把活生生的圣人的言传身教变成了不可更易的教条和仪轨,从而一跃成为统治术的主流意识形态。孔子的隔代弟子们,方巾青衫的儒士们,被导引向“身”和“仁”割裂(“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的不归之路。
  《明史·海瑞传》记载的海瑞具体的“苦节”之行有三处:
  任淳安知县时,“布袍脱粟,令老仆艺蔬自给。总督胡宗宪尝语人曰:‘昨闻海令为母寿,市肉二斤矣。’”海瑞穿布袍,亲自给谷子脱壳,买不起菜,就让老仆种菜,过的是自给自足的清苦生活。海瑞“苦节”的名誉是如此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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