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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苦衷和决心；尤其重要的是，在前98年汉武帝“族陵家”，李陵案已成铁案的情势下，司马迁明知给狱中的任安写的这封信，必会上达天听，还是委婉、然而坚决地再次实现了替李陵的辩护：“身虽陷败彼，彼观其意，且欲得其当而报汉。事已无可奈何，其所摧败，功亦足以暴于天下。”而且，顺便讽刺了大臣们和汉武帝的丑态：“陵未没时，使有来报，汉公卿王侯皆奉觞上寿。后数日，陵败书闻，主上为之食不甘味，听朝不怡。大臣忧惧，不知所出。”
———可以想见，司马迁一而再，再而三地为一个投降异族的“汉奸”辩护，必定抱着某种坚不可摧的信念。而他自承的“发愤著书”，乃“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报任安书》）———讲述往事是为了排解郁结，是为了抒发孤愤，那么，不厌其详地讲述褒姒循环复仇故事的奇异细节时，太史公一定也满怀着复仇的冲动和快意；只不过，褒姒的一笑倾国，是为了母亲那突如其来的旷世哀怨，而司马迁，是为了自己那羞耻的残疾之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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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龟息】息侯和息妫
伟大的德语诗人里尔克写道：有何胜利可言？挺住意味着一切。余华把这句话改为：有何胜利可言？活着意味着一切。“挺住”和“活着”，是两种判若云泥的生存状态。而以道德高标自许的儒家正统价值观，只允许自己“活着”，却要求别人———特别是女人———“挺住”；挺不住的时候，就要毫不犹豫地自裁，等着被儒生们上书表彰为节妇或烈女。所以在中国，女人挺住，男人活着才意味着一切，除此有何胜利可言？
所以清朝诗人邓汉仪咏息夫人的名句“千古艰难惟一死，伤心岂独息夫人”，气味就大为可疑。不去追根溯源地搞清为什么“死是艰难的”，为什么不愿去死，而是人云亦云地叹息———美丽的息夫人啊，你为何如此怕死？为何空让千年之后活着的我辈伤心？———则简直毫无心肝。
《左传·庄公十年》载：“蔡哀侯娶于陈，息侯亦娶焉。息妫将归，过蔡。蔡侯曰：‘吾姨也。’止而见之，弗宾。息侯闻之，怒，使谓楚文王曰：‘伐我，吾求救于蔡而伐之。’楚子从之。秋九月，楚败蔡师于莘，以蔡侯献舞归。”
蔡哀侯和息侯娶的是陈国（今河南淮阳）国君陈宣公的一对女儿。因为嫁到息国（今河南息县），所以息夫人叫息妫，妫是姓。息妫归宁路过蔡国（今河南上蔡），蔡哀侯没有以上宾之礼对待这位美若天仙的小姨子，甚至还因有非分之想，举止十分轻浮，有调戏之嫌。息侯听息妫一说，大怒，可他报仇的办法却是引狼入室：和楚国（都郢，今湖北江陵）订立攻守同盟。楚国恰巧正雄心勃勃地想北上，吞并江汉一带的小国呢，这一来正中下怀，遂采用了息侯的计策。公元前684年，假装###息国，息侯求救于蔡哀侯，楚和蔡在莘地大战，以蔡哀侯的惨败而告终，连蔡哀侯本人都被俘虏了（后又被放还）。此战例亦为三十六计中“假道伐虢”的预演。
这件事对楚国意义重大。杜预《春秋》注说：“楚僻陋在夷，于此始通上国。”自此，楚国方为诸侯侧目，也拉开了四方征伐、跻身大国的序幕。
【沉江】范蠡和西施
“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这是御用文人的夫子自道；“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就是借指像西施这样的人。
越灭吴后，西施到底是死是活，成了一个千古之谜。传说和历史的真实相驳诘，千年之下，聚讼纷纭。但历史总是留有有意无意的后门，官方刀笔吏的指缝间也常常泄露出有趣的消息，粗心的历史学家为什么总是视而不见呢？
那时正是春秋时期，诸国多如牛毛，人才空前流动。吴越争战的情形就很奇怪，好像是楚国的两个帮派借着吴越泄私愤，两国的王们倒似乎是陪衬和布景了：吴国起决定性作用的智囊是伍子胥、孙武和伯嚭，越国是文种和范蠡。
吴越故事中的西施其人，《国语》、《史记》无载，直到东汉时期的《吴越春秋》，才出现她的俪影。至于西施的结局，更晚至北齐的《修文殿御览》转引《吴越春秋》载：吴亡后，“越浮西施于江，令随鸱夷以终”。———请注意，这里出现“鸱夷”这种东西。越王勾践仿照伍子胥之死，也把西施装进“鸱夷”，压上石头，投之于江。但是奇怪的是，今传的《吴越春秋》却并无这段文字。至于民间盛传的西施和范蠡相恋的故事，唯一的记载是唐朝的《吴地记》转引东汉《越绝书》载：“西施复归范蠡，同泛五湖而去。”但是同样奇怪的是，今传的《越绝书》也并无这段文字———看来，几乎同时成书的《越绝书》和《吴越春秋》在历史更迭的时间链中都有佚文；史书的类似命运，同样大量存在于中国古代典籍之中，这是中国历史的悲哀，也是自孔子以降官方修史的罪恶宿命。
西施到底是鸱夷沉江，还是与范蠡同泛五湖？似乎成了一个谜团。善良又善于自欺的民间选择了后者。于是“美人计”西施故事的大团圆结局，抚慰了中国民间的好奇心。
但是“越浮西施于江，令随鸱夷以终”的记载显然是有所本的。《墨子·亲士》篇中第一次提到西施之死：“西施之沈，其美也。”“沈”通“沉”。西施沉江而死，是由于她的美貌———墨子已然断言无疑。墨子出生并成长于春秋末期，即吴越故事的尾声阶段，又是紧邻吴越的鲁国人，或耳闻或目睹吴越故事的壮烈活剧，当是最权威的见证人。血腥的征伐之下，厚黑的阴谋之中，哪有什么大团圆的意淫乌托邦啊。
再看范蠡的结局。《史记·货殖列传》载：“范蠡……乃乘扁舟浮于江湖，变名易姓，适齐为鸱夷子皮，之陶为朱公。”———又一次出现了“鸱夷”！越灭吴后，范蠡不辞而别，改名叫“鸱夷子皮”，前往齐国。“鸱夷子皮”就是皮袋子。一个人好好地姓范名蠡，后来离开齐国到陶（今山东定陶）的时候又改姓朱，却偏偏在离开越的时候改名叫皮袋子，这难道不是一件奇怪的事吗？“鸱夷子皮”，这是什么样的名字呀！难道复姓“鸱夷”，名“子皮”？这件离奇的举动发生在西施沉江之后，因此是范蠡和西施相恋的铁证！
西施鸱夷沉江，范蠡痛不欲生。逃亡途中，浮舟于湖上，为了纪念刻骨铭心的爱人，范蠡抛弃了基本的更名原则，姓名不分地叫自己“鸱夷子皮”———以致西施死命的鸱夷为名。爱情，只有爱情，刻骨铭心的爱情，才能解释如此离奇的举动，也才能稍稍抚慰一颗破碎的心。这个名字不仅向天下公告了越王勾践的残忍手段，公告了范蠡和西施的生死恋情，同时草蛇灰线，传递出范蠡和越王勾践的恩怨纠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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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诅咒】万喜良和孟姜女
鲁迅是一切塔式、墙式地上建筑的仇恨者；如同欣幸于雷峰塔的倒掉一样，鲁迅于1925年间切齿地说：“何时才不给长城添新砖呢？这伟大而可诅咒的长城！”八十年过去了，如今它仍然稳稳地矗立在北中国的苍茫暮色之中，龙脊龙脉，添砖加瓦，为GDP贡献百分点，为意淫者贡献“太空可见”的神话。
在一片“伟大”的赞誉声中，诅咒者的声音总是显得那么单薄，寂寥。两千多年前，第一位诅咒者现身了，她就是孟姜女。孟姜女哭倒了长城，从而使这一传奇成为中国史上最经典的传说之一。但是，传统语意中长城的功用乃在于防御北方游牧民族的侵袭，此一定位部分抵消了孟姜女对长城修建过程中劳民伤财的指控，国家安全上升为主流意识形态。
据顾颉刚考证，孟姜女故事的原型出于《左传·襄公二十三年》：齐侯攻伐莒国，大将杞梁被莒国俘获，“齐侯归，遇杞梁之妻于郊，使吊之。辞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于罪，犹有先人之敝庐在，下妾不得与郊吊。’齐侯吊诸其室。”———杞梁又名杞殖。杞梁之妻义正词严地谴责齐侯在城外吊唁杞梁，不合礼节。汉代刘向编著的《列女传》增添了“哭城”的情节：“杞梁之妻无子，内外皆无五属之亲。既无所归，乃就其夫之尸于城下而哭之，内诚动人，道路过者莫不为之挥涕，十日，而城为之崩。”而她亦“赴淄水而死”。
杞梁，就是后世“孟姜女哭长城”传说中孟姜女丈夫万喜良的姓名来源；而孟姜女，在任何一部史籍中都没有提到过这个名字，只出现在口耳相传的民间传说之中。而且显然，孟姜女故事经过了一代一代的演化，才定型为今天耳熟能详的面貌。
民间传说为什么单单把孟姜女故事放置在秦始皇时期？权威的说法是民众无法忍受秦始皇为修建长城横征暴敛，遂虚构了一个丈夫被征为民工的民女，又把杞梁之妻哭城的情节移植过来，作为对秦始皇的血泪控诉。而在我看来，此说大为可疑，内中牵扯到一个十分重大的命题———长城的修建及其功能。
《史记·匈奴列传》载：“因边山险巉溪谷可缮者治之，起临洮至辽东万余里。”长城并非秦始皇始建，而是统一六国后，把秦、赵、燕三国的长城连接了起来———是谓“可缮者治之”。
《史记·秦始皇本纪》载：“三十四年，适治狱吏不直者，筑长城及南越地。”这是一句极其重要的记载。前此一年，即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使将军蒙恬发兵三十万人北击胡，略取河南地……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并河以东，属之阴山……又使蒙恬渡河……筑亭障以逐戎人”。蒙恬出兵的范围早已远远超出了长城，一直到达了阴山，而且设置了三十四个县，迁徙罪人驻守。在如此富有成效的占据之下，匈奴不堪压力，远远避让到了北边的蒙古高原。终秦一朝，匈奴始终被压缩在上述地域。而后一年，即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却又筑长城。值得注意的是，筑长城的主力军是“治狱吏不直者”———不公正的治狱的官吏们，而并非通常以为的从民间强行征召的民工！
如此，则孟姜女的身份就成了一个大问题。孟姜女不可能是民女。
【意淫】呼韩邪单于和王昭君
汉元帝竟宁元年（前33），昭君出塞。自此之后两千余年，王昭君在国家话语和民间传说中都被当作汉匈两族和好的象征，同时王昭君的个人遭际也成为历代文人骚客们吟咏喟叹的对象。
正史关于王昭君的记载共有三处。
《汉书·元帝纪》：
竟宁元年春正月，匈奴呼韩邪单于来朝。诏曰：“……改元为竟宁，赐单于待诏掖庭王嫱为阏氏。”
《汉书·匈奴传》：
竟宁元年，单于复入朝……自言愿婿汉氏以自亲。元帝以后宫良家子王嫱字昭君赐单于。单于欢喜，上书愿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传之无穷，请罢边备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
《后汉书·南匈奴列传》：
昭君字嫱，南郡人也。初，元帝时，以良家子选入掖庭。时，呼韩邪来朝，帝敕以宫女五人赐之。昭君入宫数岁，不得见御，积悲怨，乃请掖庭令求行。呼韩邪临辞大会，帝召五女以示之。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宫，顾景裴回，竦动左右。帝见大惊，意欲留之，而难于失信，遂与匈奴。生二子。及呼韩邪死，其前阏氏子代立，欲妻之，昭君上书求归，成帝敕令从胡俗，遂复为后单于阏氏焉。
班固《汉书》乃客观纪事，到了范晔《后汉书》就有所铺陈，写成了一篇生动的小说。
汉元帝在位期间，经过一百多年的汉匈战争，“匈奴大虚弱，诸国羁属者皆瓦解，攻盗不能理”（《汉书·匈奴传》）。不仅属国都已背叛匈奴，而且匈奴内部也分崩离析，最多的时候，居然有五个单于在互相攻伐！攻伐的结果，是剩下了两个单于，呼韩邪单于和他的哥哥郅支单于。此时，匈奴已经到了“事汉则安存，不事则危亡”（《汉书·匈奴传》）的地步，呼韩邪单于遂于汉宣帝甘露三年（前51）第一次入朝觐见宣帝，宣帝赐以厚礼。转年，呼韩邪单于第二次入朝觐见。两年两次觐见，其频繁的程度可见一斑。呼韩邪单于入朝觐见，在表示臣服的同时，也和汉朝商定了对付郅支单于的策略。郅支单于自感无力对付汉朝和呼韩邪单于的联盟，遂转往今伊犁河流域一带发展。汉元帝建昭三年（前36），西域都护甘延寿和副校尉陈汤“矫制”（伪造命令）出兵，在康居诛斩郅支单于，在给朝廷的上疏中，二人喊出了既空前更绝后的划时代最强音：“犯强汉者，虽远必诛！”这句著名的豪言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