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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就有人认为，北宋是被变法、党争闹得亡了国，因此，就对变法、党争一概抱否定态度。其实，北宋亡国，另有原因，史实具在，罪责分明，不能要变法、党争来负责任。变法和党争，是社会发展到一定时期的必然产物，绝不是偶然发生的。在当时，我们周边的一些国家、民族还只是懂得用武力来争夺领土，来改变制度的时候，我们已经知道用开会探讨问题与协商解决问题的办法来化解矛盾，进入“君子动口不动手”的范围。比较而言，我们还是文明多了。
变法君臣初相见
我这里所说的变法君臣，君是指的宋神宗赵顼，臣是指的王安石。他们这次见面的时间是在公元1068年4月初四，地点是在东京开封府皇宫里的天章阁。正因为有了他们的这一次见面，谈得志同道合，从此君臣配合，合作到底，于是才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也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次大变法——就是一个政权完全出于自愿而进行的自我改革运动。
我之所以把宋神宗赵顼称为变法之君，因为他确实是这次变法的主要人物，为了变法事业贡献一生。一般说来，专制王朝的继位之君大都荒淫萎靡，不图振作，很少有勤勉好学，奋发有为的。赵顼是一个难得的有志于振兴国家的优秀青年。他继位时刚刚20岁，平时不图享受，努力读书，废寝忘食，尊师重道，曾经带着自己的弟弟对讲课的老师行大礼，为朝野所一致称赞。他不甘心于宋王朝的积贫积弱，以向辽、夏两国缴纳岁币为耻，朝思暮想，要实行变法，富国强兵，重振汉、唐雄风。有一次，他穿了一身戎装去见自己的祖母曹太后，高兴地问：“娘娘！你看我这一身衣服还好看吗？”在他弟兄三人中间，他的个子最高，20岁的青年皇帝，戎装佩剑，英武挺拔。他这时多么希望得到祖母的夸奖，有朝一日能够挥师远征，收复失地，为祖宗雪耻，为国家争光。想不到曹太后却劝他凡事要遵守祖宗成法，不要轻易谈兵，而且说话之时，潸然泪下。这使他如同喝了一瓢凉水，一直凉到心里。他又去找当年和范仲淹一起到西北抗击西夏的富弼老相公，请教如何抗击西夏的策略。富弼听了以后，思考了很久，最后才慢腾腾地说：“愿陛下20年口不言兵，才是国家的大幸。”他很想问一句：“你当年的豪情壮志哪里去了？”但是这样太不礼貌，只好把眼泪往肚里吞，还得点头称是。青年皇帝是多么盼望能够遇到一位知己。
赵顼早就知道王安石其人。他还在当太子的时候，代他掌管文书的官员韩维就经常介绍王安石的事迹。王安石字介甫，临川（今江西抚州）人，家贫苦学，21岁成进士，虽然诗文名气很大，被一些文人学者所推重，但他并不想靠拉关系，向上攀升，而是安心在基层当地方官，深入了解民间疾苦，实践进行改革的办法。虽经欧阳修等人一再向朝廷推荐，他都不肯应召，只埋头在地方上做有利于老百姓的具体工作。他越不应召，名声就越大。1060年，仁宗任他为三司度支判官，后又改任知制诰，他接受了，并向仁宗上了万言书，书中已经列举了许多变法方案。不知什么原因，仁宗未作答复，不久仁宗去世，此事搁置。英宗在位几年，他仍在基层工作。赵顼继位后，因为热衷于变法工作，把他那本万言书中的许多变法方案看了又看，爱不忍释，所以一再召他来京，任为翰林学士。他于1067年9月奉诏，迁延了7个月，才越次入对。
变法是一场大悲剧（2）
赵顼下令大开天章阁之门，把王安石迎入赐坐。他内心非常激动，自己虽然贵为皇帝，但是每天所接触的人，多是唯唯诺诺之徒，有谁真能为我分忧。这个慕名已久的王安石，气宇恢宏，目光如炬，确有一副能担大任的样子。难道梦想多年的变法大计，就要依靠他来实现？他想问安石的话太多，一时不知从何说起，就对安石说：“你在7年前所写的那本万言书我已仔细看过，其中所提到的许多新法以后我们都会认真讨论，逐步实行。今天我想问你的，是治理国家以何事为先？”安石从容回答：“择术为先。”（立个目标，定个标准）赵顼又问：“唐太宗怎么样？”安石又答：“陛下当效法尧、舜，岂能只学唐太宗！其实尧、舜治国之道至简而不繁，至易而不难，后世的学者不能理解，以为高不可攀。”赵顼听了这话，不禁开怀大笑：“你对我的要求可真不低呵！我自己衡量一下，恐怕达不到你的要求。今后就希望你尽力帮助我，共同朝这个方向努力吧！”和王安石的第一次见面，使这个年轻的皇帝心潮澎湃。在他周围的人从来没有这样鼓励过他！这个21岁的决心变法之君与这个47岁的决心变法之臣不仅成了忘年之交，而且成了知己，从此以后，他们就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变法。
司马光怒斥新法
在第一次见面之后，赵顼几乎每天退朝，都要把王安石留下来长谈。有一次，他向王安石说：“有个问题，我想和你从容探讨一下。唐太宗一定要得到魏征，刘先主一定要得到诸葛亮，然后才能有所作为。但是这样的人才不是时时都有的，要多年才出一个。你看是不是这样？”安石连忙抢答：“不然。世上但愁没有明君，不愁没有人才辅佐。陛下诚能为尧、舜，就一定会出皋、夔、稷、契来辅佐你。以天下之大，人民之众，百年承平，哪里会没有人才！如果陛下治国的大计没有决定，或者用人不够推诚，虽有皋、夔、稷、契之贤，也会被小人所蔽，难以立足。”赵顼说：“何世无小人，虽尧、舜之时，不能无四凶。”安石又接着回答：“正因为是尧、舜，才能辨四凶而诛之。如果让四凶进谗，人才是无法安身的。”君臣双方，都是话中有话。王安石是说，只要你做皇帝的能够决定治国大计，不愁没有人才来辅佐你。赵顼是说，只要你努力从事变法，我会替你清除小人。不会让你受到小人的干扰。
在赵顼的催促之下，王安石拟出了一份又一份的变法方案，提交有关官员讨论。概括言之，整个的变法方案不过是四个方面一共13项具体办法。
属于民政方面的计有：
“青苗法”——贫苦农民以青苗抵押借款，受到高利贷的剥削。实行“青苗法”后，由地方政府低利贷款给农民，以助贫民增产，防止富豪兼并。
“免役法”——原先百姓除交租税外，还要服力役。服役方式多种多样，不胜其烦。实行“免役法”后，不再服力役，只统一缴纳免役钱，由政府雇工服役。
属于财政方面的计有：
“方田均税法”——订出统一的办法丈量田地，分为五等定税。
“农田水利法”——订出统一办法兴修水利。
“市易法”——由政府拨出专款，设立“常平市易司”主持其事，于货物贱时买进，贵时卖出，平衡物价，杜绝垄断。又可向小农小工发放贷款。
“均输法”——财政上一种调节措施，就是“通天下之货，制为轻重敛散之术，使输者既便，而有无得以懋迁。”
属于军事方面的计有：
“裁兵法”——英宗治平年间，全国养兵116万多人，神宗熙宁年间，裁为56万多人，差不多裁掉一半。
“置将法”——宋廷过去把禁军集中于京师，遇有战事，点将统兵，兵不知将，将不知兵。实行“置将法”后，中央于各地置将，训练士卒，兵将互相了解，但均统于天子，军权不致旁落。
“保甲法”——王安石认为要富国强兵，必须废除募兵制，恢复征兵制。实行“保甲法”后，以保甲组织为人民的自卫组织，并能为国家组训后备兵与国民兵。
“保马法”——宋代对北方游牧民族作战，缺乏军马，辽国与夏国都禁马出口，购买困难。“保马法”是让百姓代国家饲养军马。
“军器监法”——是生产与统一管理军器的机构。“军器监”设立后，民间进献器械法式者很多，果然军器大有改进。
属于教育与科举方面的有：
“太学三舍法”——王安石十分重视学校，制订“三舍法”。分太学为外舍、内舍、上舍三等，逐渐淘汰。上舍毕业生可直接任官，与科举取士相同。
“科举制度的改革”——王安石在原则上是反对科举的，他主张以学校取士来替代科举。然而学校不能一旦而兴，科举也不能一旦而废，于是乃主张先改革科举的考试科目，及考试的方法。
我们把上述四个方面一共13项变法的大致内容浏览了一下，就会觉得奇怪。因为这次变法涉及的方面很广，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个方面都有，包括了许许多多的大事小事。面对这么一大堆方案，每个人只能提提意见，发表自己的一些看法而已，不可能立刻提出一个笼统的“赞成”或者“反对”的答案。
可是事情就有这么奇怪，就在青年皇帝一再表态坚决支持实行变法那一年的下半年，不少重要官员，文人学者，都公开反对新法，希望皇帝不要采用新法。带头提出反对意见的，就是司马光。
这是什么原因？是司马光为人不够正直，抑人扬己？不是。在当时，比王安石大两岁的司马光成名比王安石更早。他受父亲司马池的熏陶，笃诚好学，为人老成，15岁时所写文章“有西汉风”，20岁就中了进士。具有浓厚儒家思想的司马光，是以人才、礼治、仁政、信义作为安邦治国的根本信念，没有根据，他是绝不会随便批评别人的。是他与王安石不熟，不了解王安石的为人？也不是。他和王安石同朝为官，年龄相仿，同为群牧司判官，同修起居注，同居翰林学士，互相尊重，常和吕公著、韩维四个人一起聚会，言谈终日不倦，时称“嘉祐四友”。正因为他很了解王安石的志向与才能，所以他对王安石的评价，比当时任何人为高。在给王安石的第一封信中，他说了以下这样一段话：
变法是一场大悲剧（3）
窃见介甫（王安石字介甫）独负天下大名（享誉天下）三十余年，才高而学富，难进而易退（很不容易请他出来工作）。识与不识（认识他与不认识他的人），咸谓介甫不起则已，起则太平可立致，生民咸被其泽也。（大家都说王安石不出来工作则已，一旦出来工作，立刻可致太平，老百姓都会受到他的恩惠）。
司马光对王安石的评价之高，可谓已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那么，他为什么要起来反对新法呢？只有一个可能，那就是他在王安石所写的新法方案中发现了严重的错误倾向，所以急不可耐地起来阻止。这也反映了他对朋友的一片赤诚。本来，司马光与王安石之间面对面的争论还不会发生得这么快，是一件偶然的事引发了这场争论。
公元1068年的11月，政事堂因为河朔发生旱灾，需要救济，国用不足，请求在明春祭天大典之后免赐文武百官的一笔银绢。这笔绢银属于奖金性质，经济困难的时候可以不发。这时的司马光与王安石都是翰林学士，皇帝请各位翰林学士就这个问题进行讨论。
司马光首先表示态度：“既要救灾，理当节约，免赐银绢一事可以同意。”王安石却说：“国用不足，不过是缺少善于理财的人，这事好想办法。”司马光立即指出：“所谓善于理财，不过是在民间敛财而已。”王安石寸步不让，反驳说：“不然，善理财者，民不加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