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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固地把根扎在农村。
这的确是知青能否在农村巩固下来的一个重要因素，所以在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时，毛泽东的那句名言“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才会被人们一喊再喊。但是，喊口号是一回事，真正要做到这一点却是另一回事。除了一般所谓的要领导重视以外，还必须具备几个前提：首先，必须是整个国家、整个社会都尊重科学技术，尊重文化，使知识青年能够用先进的文明去影响和改造农民；其次，在农村的生产力不断提高的基础上使农村感到有学习文化、引进人才的需要；第三，即便如此，也仍然要有一套比较系统完善的培养人才、保证他们发挥作用的制度。可惜的是，这###在当时的中国农村都是不具备的。
上面我们讲到，解放后一系列运动的矛头，总是瞄准知识分子，总是将他们作为工农劳动人民的对立面，作为改造对象，由此造成的后果是整个社会对文化、对文明的排斥与敌视。处于这种大气候下的知识青年，一下乡就处于一种矛盾的境地，无法调整自己与农民的关系，也就是说，如果他们的首要任务是接受农民的改造，是把自己本来具有的优势，把自己在学校学得的文化作为被改造甚至被抛掉的对象，他们又哪里还谈得上什么特长，又拿什么来发挥自己的作用呢？ txt小说上传分享
谁改造谁（5）
第二，从解放直到“###”结束，我国农村一直在个体小农经济的落后状况下徘徊，一锹一锄的生产方式确实使先进的科学技术找不到用武之地。我们在第二章分析青年志愿垦荒运动的教训时提到，当时已经有人认为，在目前还只能用锄头挖土的情况下，组织过多的知识青年参加垦荒是不适宜的。我们还提到，这条意见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结果是，这一问题一直存在于下乡知青中。1964年董加耕的事迹见报，曾经在青年中引发一场讨论，焦点便是，像这样成绩优秀的高中生下乡，是不是太可惜了。有下乡知青说：
即使在这广阔的农村天地之间，也觉得有些狭窄了，真是荒废了年华，虚度了光阴。我对农业的贡献不大。请想，我一样和社员锄地、推车，就无所谓谁的贡献大小了。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受了我们生产队条件的限制。我们用的农具，就是锄、镰、锨、镢四大件，谈到农业机械化、电气化、水利化、化学化，那就谈不上了。因此，在我们这样的地区干下去，是没有出息，没有前途的。
锄地还用得着直角、钝角吗？拉粪还用得着碱酸盐吗？就是把农业的一套技术学会，原来学的书本知识又生疏了，也是得不偿失。海涛：《我也感到“有力无处使”》，《新华日报》，1964年12月24日。
这都是十分现实的问题。中央文件虽然要求各地党团组织不要把知青当成一般的劳动力使用，而要注意发挥他们的科学文化知识特长，但在农村生产力如此低下的背景之下，又从何发挥呢？
第三，虽然称为知识青年，实际上文化程度最高也只不过高中毕业，有的只是高小毕业生，没有受过专业训练，无论是农作物的栽培和品种改良，还是农业机械的制造和改进，都难以胜任。即使如防病治病、担任中小学教师，也不是凡读过中学，有了一些基础知识，就能够像当时宣传媒介所宣扬的那样干出名堂来的。要想真的在农村有所作为，他们的知识太不够了，他们需要再受培训，再学习提高，但当时的农村，大多数却没有为他们创造这一条件。这种不上不下的状态，正是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十分尴尬之处，倒是那些大学或受过专业训练的中专毕业生，能够发挥的作用更大些。
由此说来，让知识青年下乡去当农民，从发挥作用一面来说，究竟有多少实际意义呢？
这里，我们可以用一个知青典型的经历为例来进行探讨，他的名字叫柳昌银。
柳昌银是1957年高中毕业后回到家乡——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安图县万宝人民公社新兴大队参加农业生产的。他从小丧父，由母亲一手抚养长大，家里条件艰苦，所以很小就下地帮母亲干活，逐渐对水稻产生了特殊的感情。上高二时，一场霜把社员辛辛苦苦种的稻子全毁掉了，他受到极大的震动。本来他是个好学生，学校已经有了将他保送上大学的意向，但他等不及，他恨不能立刻回到家乡，去培育能够在无霜期就成熟的稻子。他本来就是农民的儿子，劳动对他来说是自然而然的事。就这样，主要不是因为响应上山下乡的号召，而是怀着改造水稻品种的理想，他回乡参加了农业生产。据当时的报道说，他第二年就培育成功了耐寒、早熟、高产的“万宝十一号”水稻良种。为了使培育出的良种更有适应性，他主动离开条件较好的家乡，到位于山区的昌图去进行试验，也取得了成功。万宝地区将他的良种推广开来，使水稻的平均亩产上升到400多斤。
柳昌银因此而成了知识青年在农村大有作为的一个最有说服力的典型。他于1962年入党，1964年出席了共青团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他曾一度以“长白山下‘种子迷’”的形象名扬全国。
“种子迷”这一称呼对他来说实在是恰如其分的，据曾经先后为他写过9篇报道的女作家在30年之后回忆说，“###”期间他曾屡遭磨难，他精心培育的良种都被烧毁，他几乎发疯，但这一切过去之后，他一如既往地仍然倾心于他的良种试验，但他没有著作，没有职称，没有人肯承认他。他属于“鬼迷心窍”的那类人，是神人。她说，写柳昌银，贯注了自己的全部感情，她也与柳昌银成了共过患难的朋友。但她也承认，柳昌银的这一段人生道路，是一个悲剧。此段叙述根据1992年9月笔者与女作家何鸣雁的谈话记录。
悲剧就在于，以他的执著，他的才干，他的研究成果，却只适用于家乡的局部地区，甚至在局部地区也未能得到公认。他终于没能成为一个出色的农业专家，也就没能为家乡的水稻生产作出更大的贡献。这不是他一人的悲剧，而是那一代人的，他们太相信“卑贱者最聪明”、“实践是最好的老师”等教导了，不知道许多专业知识，其实是多少代人不断努力探索、实践得来的智慧结晶，以为不必经过正规的、理论的、科学的专业学习，就可以凭“土知识”、“土办法”创造出前人所未有的成果，这只能是自欺欺人。自学不是不能成才，但是盲目自学而无专业的正确指导，则成不了才。正是在这一点上，十多年的片面宣传，使一大批青年走上歧途，这也是多年来形成的，至今未曾认真清算过的一个误区。
这里当然毫无指责柳昌银之意。这一代知青中，有那么多人像柳昌银一样，热爱自己的家乡，心甘情愿地把自己的全部心血和汗水抛洒到了家乡的土地上。我们要说的是，如果当时的国家能够更注重经济建设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如果农村能够像如今这样开放和流动，如果社会对文化、对知识分子能够有比较公正的态度，这些知识青年所挥洒的生命和汗水，就不会白白流淌，而会得到比他们实际所得更大、更多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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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什么来保护自己（1）
我们上面分析了在指导上山下乡工作的理论上存在的诸多误区。不过，在“###”之前，当一切尚处于开始阶段的时候，实质性的矛盾还没有充分展现出来，最突出的问题，还是在具体操作上的。
从动员安置知青工作一开始，各个环节上的问题便随之产生。
首先就是城市干部在动员知识青年下乡时采取强迫、欺骗手段的问题。早在1964年4月，###中央批转共青团中央书记处关于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报告中就曾针对这一问题明确表示：“有的地方，不愿做深入细致的工作，不等知识青年思想酝酿成熟，就匆匆忙忙地把他们送下乡去，引起了不良后果，这是值得今后注意的。”“过去有的地方，用物质引诱和欺骗的方法，到处许愿，又不能兑现。结果引起青年的反感，给以后的动员和巩固工作带来麻烦，这种做法是错误的。”中央还一再强调对于知青下乡，“要坚持自愿原则，不能强迫命令”。
可矛盾在于，国家对于每年安置上山下乡的知青人数，是有明确计划的，而真正自愿下乡的知青，又只是少数，完全靠其觉悟，靠其自愿，根本无法达到国家要求的人数；而我们上面谈过，动员知识青年下乡，又是地方干部所必须完成的一项任务，而且还是重要的政治任务。加上每年任务压下来时，不仅时间紧迫，无暇细细动员，而且在人数上也有硬性要求，还经常要求地方“只能超过，不能减少”，这使所谓的“要坚持自愿原则，不能强迫命令”只能是一句空谈，地方各级组织为完成任务，只能不择手段。
强迫是不太能够行得通的，最简便有效的办法，就是“引诱”，包括物质上和前途上的两种：
过去不是用毛泽东思想进行动员，而是用皮鞋、皮箱、被褥，用升官发财，用发展入党、入团来###知识青年下乡。《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打回老家去，就地闹革命》，《人民日报》，1967年2月20日。
“###”期间的大批判文章多夸张不实，但以物质利益，或以入党入团来动员知青下乡的做法，的确比比皆是。知青下乡后发现受了欺骗，会感到极其愤怒，所以“###”一爆发，就有众多知青从农村返回城市，向把他们“骗下乡的”干部发泄怨气，大造其反。可是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想一想，这些干部们除此之外，又能以什么方法，把大批的知识青年动员下乡呢？
更严重的问题还在下乡以后。当然，如果在农村的处境大致顺遂的话，上面的前一个问题也就不存在了。
“###”前，矛盾最突出、最集中的地方是各类农场。
1962年以后，最早也是最大量安置城市知识青年的地方，是国营的农、林、牧、渔场，以及大量集体所有制的地方农场，这些农场的知识青年并不像插队知青那样生活在农民的包围之中，怎样与农民相处、怎样在农村发挥作用的问题，也不像插队知青那样突出，但他们也有自己的问题，上述关于知青工作中管理体制上的、领导素质上的诸多弊病，往往因农场知青的相对集中而突出地###出来，就像“###”期间矛盾的爆发之处总是在生产建设兵团一样。
我们这里先按时间顺序，举出几个实例：
（一）云南橄榄坝农场
这是1963年由当地团组织向团中央作的汇报。
1961年和1962年两年，该农场先后吸收了两批85名青年，占全场职工总数的26％。这些青年都是没考取高中的初中毕业生，是由云南省农垦厅统一安排，从昆明市动员来的。他们中年龄最小的仅有15岁，最大的也只有19岁。初来时，都把到农场当作就业之路、安家之所，还是比较安心的，对农场也比较满意。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靠什么来保护自己（2）
到农场后，他们大部分被安排在生产队参加体力劳动。日子一久，因无人过问，住房破漏，已有五分之四的人迫切要求回家，半数以上的人正式提出申请，三人私自逃跑；有的向外写信，说农场坏话，要家长出面干涉，叫老同学不要再来。有个大学教授得悉农场的混乱情况和不让他女儿回家之事，已找到省委###部去告状要人。这些青年虽然暂时被农场用不给转户口的办法硬留了下来，但根本无心劳动，随时借机发泄不满情绪，不服从队长分配，找岔子和队长吵嘴顶牛，经常装病旷工。农场是按劳动日计算工资，有人从家里要钱维持生活，手头有钱就干脆什么都不干，去集市上闲逛，或搞个竹筏子到澜沧江上游泳。3月初，有两人为一件小事动刀殴打，一个手臂被刺穿，送公安局处理。有人听说内地有人经这儿越境，也想试试，有4人以游泳为名企图到缅甸闯一闯，被边防哨截住，才未实现，还有个别男青年在女青年集体宿舍过宿。还发生过一人吞服安眠药自杀事件。
该团组织的汇报认为，产生这些问题的责任，主要应该由农场来负。农场把这些青年看成是包袱，埋怨上级为什么把他们搞到农场来。团组织不健全，下面支部根本就没人管。农场负责人不考虑他们年纪小，就和成年人一样要求，哪怕累倒了起不了床，领导也不及时解决。知青们住的是竹架的草棚，一刮大风就倒，一下雨就漏水。大部分职工到农场是带家属安家的，可以自己改善伙食，知识青年收工却没人管，还得自己买菜做饭。他们不会安排生活，一领到工资就很快花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