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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关于“春节不回城”的倡议/157
七落实政策的初步尝试/161
第五章
陷入困境的运动/167
一运动大滑坡/167
二知青问题面面观/171
第六章
振兴运动的努力/221
一忧国愤世上书人/221
二闻风而动/229
三全国知识青年工作会议的召开/232
中篇
再起高潮（1974—1976年）
第七章
新举措的出台/239
一加强领导/239
二解决知青的生活困难/251
三改进安置办法/255
四修订毕业生分配政策/279
五重视对青年的教育培养/284
六兵团改制/295
第八章
知识青年的返城道路/301
一两招一征/301
二病退与困退/307
三“###返城”种种/311
第九章
婚姻——一个日愈凸显的新问题/314一婚姻政策/314
二婚姻率的分析/318
三婚姻的类型/320
四已婚知青的窘境/328
第十章
极左势力影响的加剧/332
一反“走后门”与“三箭齐发”/334
二“坚持乡村的伟大胜利”/343
三培养“反潮流”典型/347
四知青工作“左”转迹象/364
五知青工作遭破坏/375
第十一章
政治冤案/378
一“一打三反”运动中的冤案/378
二现代“文字狱”/386
三知青觉悟的历程/392
下篇
大潮跌落（1977—1980年）
第十二章
知青问题的“拨乱反正”/405
一华国锋坚持“过去方针”/405
二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411
三一篇振聋发聩的评论员文章/415
四知青政策的调整/417
五恢复高考制度/422
六###冤假错案/429
七典型人物的归宿/438
八第二次全国知识青年工作会议的召开/446
第十三章
震撼全国的返城风/451
一前奏/451
二“今夜有暴风雪”——黑龙江农场知青大返城/456
三云南农场知青“胜利大逃亡”/460四一波三折的新疆农场知青返城风/466
五城市飓风/476
六几段插曲/486
七最后的风采/492
第十四章
用经济手段解决政治问题/498
一改革劳动就业制度/498
二改革招工制度/507
第十五章
“盛筵必散”——运动的尾声/515
一推广集体所有制知青场队/515
二变“一举两害”为“一举两得”/517
三经费清理与财产折价/523
结束语/527
附录/534
主要参考书目/543
后记/546
再版后记/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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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山下乡，如箭在弦（1）
第一章
红卫兵吹响进军号
由于红卫兵的积极参与，上山下乡运动被赋予了激进的政治意义。它似乎不再是将城市“剩余劳动力”无情地向乡村倾泻的一种手段，而是成为革命青年在红色祭坛前奉献赤胆忠诚的极端形式。这种戏剧性的变化，是以“###”疾风暴雨式的政治运动为先导的。
一上山下乡，如箭在弦
1966年夏季，随着毛泽东“炮打司令部”一声令下，“###”这只“潘多拉的盒子”被一下子打开。文化教育、工农业生产和其他各行各业，都受到猛烈冲击。8月在各大中城市掀起的红卫兵运动和尾随其后的“大串联”，将“造反”的狂潮迅速推向全国。
1967年1月，在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策划下，上海市一部分“造反派”组织夺了上海市委、上海市人委的领导权，宣布成立“上海市人民公社”（后改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这一事件被官方喉舌誉为“一月风暴”，它标志着“###”进入“全面夺权”阶段。同时，“革命委员会”这种在极左路线卵翼下产生的权力形式，成为“###”中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权力机构的基本模式。
“一月风暴”咆哮所至，从中央到地方，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被揪斗，“靠边站”，甚至“被打倒”，各级党组织和政府陷入瘫痪和半瘫痪状态。伴随各地“造反派”夺权任务的实现，“###”的领导者着手建立各级革命委员会控制下的新秩序。针对###门，首先向全国发出了停止外出串联，大、中、小学开始“复课闹革命”的号召，促使桀骜不驯的红卫兵们回到学校，置于纪律的约束之下。3月7日，毛泽东在给《天津延安中学以教学班为基础实现全校大联合和整顿巩固发展红卫兵的体会》的材料所作批示中提出：军队应分期分批对大学、中学和小学高年级实行军训，并且参与关于开学、整顿组织、建立三结合领导机构和实行斗批改的工作。毛的批示和有关材料经###中央批转，要求各地参照执行。
军训团（有些地方又称军宣队，即中国人民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进入学校，师生陆续返校，解散了为数众多的跨班级、跨部门、师生混合的群众组织，实现按教学班为基础的大联合。接着开展“革命大批判”，解放干部，组建学校的临时领导机构，即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军训团进校，对结束学校的混乱秩序是起了一定作用的，但同时也把###在军队中搞的一套工作方式和作风带入学校，助长了空头政治、形式主义、命令主义和极左思想理论的传播。许多学校撤销教研室（组），取消班级建制和班主任制，将师生按班、排、连的军事建制编队，设立连队委员会，政治指导员。“早请示、晚汇报”，“天天读”，“讲用会”等等“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及“突出政治”的做法风行大、中、小学校。这对“###”期间的学校教育和历届学生分配产生了很深刻的影响。
###中央宣布“复课闹革命”后，各地的形势发展大多一波三折。一些地方的大、中学生，依旧滞留校外，与社会上形形色色的“造反派”纠集在一起，以致武斗升级，流血事件层出不穷。7月22日，江青提出“文攻武卫”的口号，对武斗升级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许多学校遭到破坏，秩序开始稳定下来的学校，重新陷入混乱状态。为此###中央于9月23日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在外地串联的学生以及其他人员，立即无条件地全部返回原地、原单位。此举最终使迁延一年之久、已完全处在“无政府”状态的红卫兵大串联销声匿迹。
上山下乡，如箭在弦（2）
10月14日，###中央再次发出“复课闹革命”的通知，要求全国各地大学、中学、小学一律立即开学。在此以后各地学校陆续复课。
中学普遍复课后，一个严峻问题很快突显出来：“###”爆发不久，所有大专院校就停止了招生，小学毕业生升入初中、初中毕业生升入高中的工作同时中断，使毕业生的升学道路完全堵塞。另一方面“###”引发的大###造成1967年生产大幅度滑坡，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减少96％（其中工业产值减少138％）。各地工矿企业大多苦于派性争斗，生产步履维艰，接纳新工人入厂的工作尚无从谈起。这样，中学毕业生就业之路也变得异常狭窄了。当时全国中学积压的1966、1967年两届初、高中毕业生多达402万人《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中国大百科出版社1984年版，第1001页。，大批毕业生分配无门，终日无所事事，成为学校恢复教学和招收新生的障碍。1967年10月22日，###在关于复课闹革命情况的材料中，将毕业生分配作为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指出：毕业生不分配出去，新的学生进不来，而今年毕业和招生人数又比往年多一倍以上，这不仅涉及教师和校舍问题，还需要解决这些学生是一批毕业出去，还是分批毕业的问题。
尽管毕业生分配问题迫在眉睫，但全国许多地方还为严重###所困扰，一些地区因不断的武斗处在失控或半失控的状态。当许多地方还未建立起革命委员会的情况下，像中学毕业生分配这样一项涉及面很广，需要不同地区和单位协同合作，自上而下周密计划、布置的工作还不可能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因此，###中央、国务院、中央###在12月15日有关教改问题的批示中，要求大、中、小学校继续将“教育革命”作为学校工作的中心，复课闹革命，搞好革命的大批判，搞好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进入1968年，解决中学毕业生分配的问题已经刻不容缓，积压在校的毕业生除1966、1967两届，又加上1968届的598万人，三届毕业生（以后习称“老三届”）共达1000万人。
如此众多的毕业生积压在校，他们的出路何在？在以后若干年里，高中和大学停止招生，升学道路被完全堵死。而整个国民经济又呈现继续衰退的形势，1968年工农业总产值在上年已经下降96％的基础上，再降42％，只相当于1966年的862％。在这种令人沮丧的形势下，对绝大多数工矿和基层单位而言，招收新职工根本提不上议事日程。“老三届”毕业生实际上已经成为城镇的剩余劳动力。于是，一场声势浩大、旷日持久的上山下乡运动开始崭露头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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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声号角（1）
二第一声号角
“###”中的上山下乡活动，最初并不是政府动员组织的结果，而是由首都北京的一些“老三届”中学生自发倡始的。
“###”十年，与“老三届”中学生息息相关的有两场运动，即红卫兵运动和上山下乡运动。红卫兵运动曾如摧枯拉朽的飓风扫荡全国，震惊世界。它将一批年轻气盛、富于革命激情的青年学生推上政治舞台。1967年8月18日，当毛泽东身穿绿军装，佩戴红卫兵袖章，向欣喜若狂的革命小将高呼“我支持你们”时，年轻的红卫兵们天真地认为，自己似乎已成为决定中国前途乃至世界之命运的主宰。但是，随着10月3日《红旗》第13期社论号召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而把群众运动的矛头进一步引向各级领导干部，以干部子弟为中坚的红卫兵运动便失去了前进的动力。与此同时，江青、陈伯达、张春桥等极左派控制的中央###领导小组结束了对老红卫兵（为与尔后兴起的“造反派”红卫兵，又称新红卫兵相区别，将这一时期的红卫兵称“老红卫兵”）的利用，转而扶持运动初期受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造反派”学生，并以他们为核心重新组建了在各级革命委员会有效控制下的红卫兵组织，即所谓“造反派”红卫兵（新红卫兵）。在此基础上，建立跨学校、跨地区的“中学红卫兵代表大会”（简称“中学红代会”）。中学红代会的建立，标志着“老三届”学生领袖的“改朝换代”。然而，无论是老红卫兵，还是新红卫兵，是所谓“保守派”还是“造反派”，他们的政治取向、思想观念大都如出一辙。1967年9月发轫于北京的上山下乡活动，就是由雄心勃勃的“造反派”红卫兵头头率先组织起来的。他们天真地认为，自己在发动一场“继续革命”的新长征。
（一）真诚的探索者
早在1966年6月“###”爆发初，在全国每一所大、中学里，大字报、大标语，铺天盖地；声讨会，批判会，通宵达旦。6月6日，北京女一中高三年级的几十名学生率先提出：“彻底砸烂整个旧的教育制度”，其中包括废除旧的高考制度。她们认为，旧的高考制度“突出业务，突出分数，贬低政治标准”，“排斥工农子女”，“扩大三大差别，和封建社会考状元没什么两样”。最严厉的批判莫过于“它助长个人奋斗的资产阶级思想，引诱青年走白专道路，实际上是为复辟资本主义服务”！于是，义愤填膺的女学生们决定给毛主席写信，请求废除旧的高考制度。信中写道：
高中毕业生应该到工农兵中去，和工农相结合，在三大革命运动的风浪中锻炼成长……这是一条新路，是一条通向共产主义的新路。我们一定要，并且一定能走出这条无产阶级自己的路。
亲爱的党呵，敬爱的毛主席，最艰苦的地方，要派毛主席身边的青年去。我们整装待发，就等着您一声令下。
6月7日，湖南长沙一中的一个共青团支部向全国高中毕业生发出倡议，彻底摧毁“升学考试”这个资产阶级的顽固堡垒，并列举了它的21条罪状。6月10日，北京男四中毕业班的学生也写出一份题为《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倡议书。他们更加鲜明地提出，今后的大学生要“大量从工农兵中吸收在阶级斗争中经过考验的革命者入学”。并且无比自豪地宣布：“我们打碎的决不仅仅是一种考试制度，我们打碎的是几千年来套在人民脖子上的文化桎梏，我们打碎的是产生修正主义的温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