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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历史-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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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梦》都是在重庆防空洞里面看的,你夏教授在哪看的《红楼梦》?你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皮沙发上看的。我看了多少年了,你才看了几年?这话损人了,两人摆资格,无聊骂起来了。
  李怀宇  宋淇和你交往多不多?
  陈之藩  宋淇问我英文“打擂台”怎么翻译。我说你是红学专家我又不是,你问我什么叫“打擂台”?我也不知道,你见杨宪益可以问他怎么翻,外国没有这个词(大笑),我没看也没查,我说不知道。
  1969年,在美国任大学教授的陈之藩获选到欧洲几个著名大学去访问,于是接洽剑桥大学,可惜该年剑桥大学的唯一名额已选妥。陈之藩不想到别的大学,索性到剑桥大学读博士研究生。在那里,陈之藩写下了《剑河倒影》。陈之藩说:“剑桥之所以为剑桥,就在各人想各人的,各人干各人的,从无一人过问你的事。找你爱找的朋友,聊你爱聊的天。看看水,看看云,任何事不做无所谓。”毕业时,陈之藩想起生平敬重的胡适:“适之先生逝世近十年,1971年的11月,我在英国剑桥大学拿到哲学博士学位。老童生的泪,流了一个下午。我想:适之先生如仍活着,才八十一岁啊。我若告诉他,‘硕士念了两年半,博士只念了一年半’,他是会比我自己还高兴的。”(《在春风里》序)
  李怀宇  你到剑桥读哲学博士的情况是怎样的?
  陈之藩  我读的那个是哲学博士,是最低的。还有一个是科学博士,剑桥我没仔细研究过,比如说你在伦敦某所大学毕业,十年后你没有犯罪记录,你提交三篇论文,审查通过后,他们给你一个博士,这就叫科学博士,根本不念书,你自个愿意解决什么问题在杂志上发表。最高的叫神学博士Divinity Doctor。哲学博士是最低的,在学校里念得最辛苦。在一百里地某一个塔尖,画一个圆心,你这一年不许离开这儿。至于上课不上课没关系,你就在塔尖,礼拜四你要到学校吃一顿饭,要交五镑钱。
  李怀宇  当时你已经是教授了,他们就在你的门牌上写着“陈教授”。
  

陈之藩:秋水文章不染尘(7)
陈之藩  那是他们客气。
  李怀宇  冯友兰北大毕业后,向哥伦比亚大学申请过奖学金。杜威写了一封推荐信,信相当长,最后一句话说:“这个学生是一个真正学者的材料。”后来冯友兰谈留学的经验说,欧洲的大学有一个特点,学期短,假期长,特别是暑假。加起来,一个学年上课的时间大概不多于半年。课程也比较简单,主要是一些基础课。当时有一个笑话,说如果光从课程表看,中国北大、清华的毕业生,可以教美国的哈佛,哈佛的毕业生可以教英国的牛津、剑桥。有人说,中国学生本科所读的课程在国外可以读博士了。
  陈之藩  所有的中国人都对博士有误解,包括金庸也是误解。金庸一定是在浙江大学有学生污辱他,他气了,到英国剑桥去读博士了。翻译《红楼梦》的人不是给他翻译《鹿鼎记》吗?有人建议,给他荣誉博士,荣誉博士是最高的荣誉啦,他还非要读一个博士回来。我老想写一篇关于什么是博士的文章,我带过好多博士,在香港带过,在休斯敦也带过,在台湾也带过。博士就是所研究的都是小问题,就我而言,老师带博士最多是三个月,三个月后你就自个上路。科学研究到什么情形,请你继续研究,或者你研究别的问题,也没关系。那么三个月到六个月以后,对于这个问题的研究,我一定不如你,你得跟我讲,一年以后你understand到什么程度。博士就是对这一个问题,当你发表的时候是全世界第一,这是最低的标准。不是抄别人书,抄别人书你给我看什么?你也不用骗我,你骗不了,你骗我可以,你骗不了全世界的人。你发表出来就得给大家看,全世界的人都在看你这个问题,你骗不了人,你可以骗一个人,骗一个时代,但你骗所有人forever,不可能的。解决一个问题你是第一,这就是博士。
  

吴冠中:东西艺术高处相逢(1)
过去我也反对,觉得绘画不需要文学,但是现在我想法不一样了,我觉得人的思想是关键。我们中学时代都喜欢丰子恺,雅俗共赏,但是后来学了艺术,就觉得丰子恺画得很简单,不是美术,现在看了这些乱七八糟、各式各样的东西,再看丰子恺,觉得很亲切。
  吴冠中先生的家简朴如斯,使我大感诧异。听了我的疑问,吴冠中满不在乎地说:“生活上我是完全不管。”然后急切地问我前一天拜访过的杨宪益先生身体如何。“杨宪益非常有水平,而且人品很高贵。他的诗好像是打油诗,实际上很有意思。”他说,“有一个英国美术评论家叫苏立文,跟杨宪益当年是同学。苏立文去看杨宪益,杨宪益把我送他的一张画给苏立文,苏立文一看,觉得这张画价钱太贵,不肯要。”
  吴冠中温情脉脉地回忆老朋友,而提到讨厌的人和事,顿时给人怒发冲冠之感。他说:“我这个人疾恶如仇,有一些讨厌的人就是非常讨厌,而且公开地骂。当然喜欢的人就非常喜欢。”正因这种性格,多年来,“笔墨等于零”、“一百个齐白石比不上一个鲁迅”的吴氏话语常常为人提起。我问:“有没有留意这些观点引起的争论?”他说:“我心里很坦然,我觉得我讲得非常对,都是真话。”我坦率地提出当年他花精力去打《炮打司令部》伪作官司是浪费时间,他连声称是:“那是很荒唐的官司。端木正是我留法的同学,也劝我别打这个官司。当时心里老不平,老觉得这个官司讨厌,所以就写了《我读石涛画语录》。”
  吴冠中似有诗人情结。闲谈中,他说起自己的老师吴大羽晚年喜欢写诗胜于画画,又随口背出杨宪益的打油诗,和我品评杨宪益与聂绀弩、黄苗子、邵燕祥诸家诗的特色。“美是心灵的灵感,像诗一样。画家就像诗人,但是社会不需要诗人,因为诗人没有用的,诗人不会干活,社会不培养诗人。诗人自己有才华,努力创造了诗,震撼了社会,社会才重视诗人。诗人很困难,社会开始是不要他的。绘画也是这种情况,比如郎世宁在宫廷画点东西,就要你,如果不会画,就不要你,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打工’的。本来是创造很高文化的,结果是‘打工’的。”他谈话的神情如在吟诗。“我现在更重视的不是技术,我觉得技术容易学,三年四年五年就可以学了,但是那种灵性、灵感、境界,往往是不容易达到的。技法可以一步步往上面走,每一个阶段可以用不同的方法,但是最终的目的是进入殿堂,这个殿堂是人文的殿堂,也可以说是诗的殿堂。”
  曾经以“要艺术不要命”命名文集,吴冠中现在的生活却不紧张,上午看点书,下午画点画,偶尔接待客人。他介绍,离家不远处有一个地方画大画:“年纪大了,画大画已经不实际,主要是思考一些新的想法,什么没见过的,什么没想过的,不再抄袭,不停地想。”而对当下门派纷纷扰扰之争,他笑道:“我反对画家立门派,这些东西都是人为操作的。风格就是流派。风格是作者的背影,自己看不见。”
  1935年夏天,吴冠中为浙江大学附设工业学校电机科学生,在全省大中学生暑期军训中与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学生朱德群相识,从此决心学画。1936年,吴冠中违抗父命考入杭州艺专预科。吴冠中在国立杭州艺专学习期间,学校人才济济,教师有林风眠、吴大羽、潘天寿等,学友则有朱德群、赵无极、苏天赐等。
  李怀宇  在广州,我采访过谭雪生、徐坚白夫妇,谈了许多当年国立艺专的事。在香港,罗孚先生谈了林风眠先生晚年的情况。国立艺专培养了许多优秀的学生,像你、苏天赐、朱德群、赵无极。我一直想在国内采访两位先生,一位是你,一位是苏天赐先生。
  吴冠中  苏天赐刚过去了。
  李怀宇  2006年8月25日,我在南京,一清早就给苏天赐先生家里打电话,一位女士接电话,很有涵养地告诉我:苏先生在医院里做化疗,希望等他身体好些,到家里坐坐。后来朋友告诉我,当天下午苏先生就去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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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冠中:东西艺术高处相逢(2)
吴冠中  哎呀,可惜!
  李怀宇  你是十六岁在暑期军训时认识了朱德群,到国立艺专参观之后,才决心学画的?
  吴冠中  对,改变了我的命运。当时朱德群是国立杭州艺专的学生,我在浙江大学附设工业学校。当时规定,高中一年级读完了,要搞军训,全浙江的学生就在杭州集合混编,我和朱德群编在一班里。我们俩排在一起,因此整天接触,什么事情都交流,三个月的时间,我们彼此很了解,友谊很深。有一个星期天,他就说:“我带你去参观参观我们学校。”参观以后,我大吃一惊。我在中学里,除了主要功课以外,受鲁迅的影响,爱好文学,对美术兴趣一般。但是到他们那儿一看,那些老师、同学的作品陈列出来,油画、水墨、素描,哎呀,觉得美极了。因为我在杭州从来没有接触过这么美的东西,好像孩子诞生以后,一睁开眼睛,这个世界是那么美丽!一见钟情,很快就入迷了,后来念念不忘。朱德群看我这样,就说:“你以后要学美术。”这在当时是不敢想象的,因为我家在农村,比较贫穷,艺术学校收费比较贵,是贵族学校。我认为不可能,但还是爱,可以说是一种盲目的爱。后来还是改了,不管家里反对也好,哪里反对也好,不顾一切,一定要学美术。浙江大学附设工业学校已经读了一年,我丢掉不要,重新考国立艺专,从预科读起。这样我就和朱德群在一起了,原来我们是同级,因为我要重新读起,就比他低了一班。我们的关系就像兄弟一样,他从那里学到的东西告诉我,我学到的告诉他,两边学东西,互相交流。
  后来学校搬了,我们逃难,关系一直很好。到他毕业了,学习成绩不错,在学校留下来当助教。我毕业以后就在重庆大学建筑系当助教,那个学校和国立艺专很近,我们来往很多。那时候我学法文,他也学法文,关系一直不断。后来我考到公费留学,到法国去。他后来到台湾去了,再到巴黎去,这样就没有联系了。一直到几十年以后,1981年,我参加中国美术家代表团访问非洲,途经巴黎,就见到朱德群了,在他家里住了几天。改革开放以后,我们见面的机会就比较多了。我们过去学习的老师都是林风眠、吴大羽、潘天寿,同样的老师,学的东西一样,观点一样,看的画册一样。我们当年观点、趣味一样,过了几十年后,到了巴黎,他带我去看那些新的东西,我们的观点还是很接近。
  李怀宇  现在回想当年你在国立艺专,在美术上有什么学习心得?
  吴冠中  中国的美术中,一种是沿袭传统,老一套的东西,这是没有前途的,这种东西可以说是花开花落,陈陈相因,一定会淘汰。这不改变的话,艺术不得了。所以五四以后,林风眠、刘海粟用西方艺术来改变,另一方面,保守势力、画老的东西还在。林风眠的观点是把西方的东西开放,而且中西结合,林风眠是搞中西结合的典型例子。刘海粟也比较开放,愿意接触西方的东西。徐悲鸿是完全反对西方的现代绘画,他学的是老的,他学老的也不要紧,艺术其实不分新旧,只有好坏,古画也有很好的,不一定新的就是好。但是他的观点是要写实,不写实的东西他就看不惯,公开反对现代的绘画。他反对可以,但是他回来以后,在政治上占了很大的优势,跟国民党的要人有很多关系,他的力量比较大,因此推广他的现实主义,压制现代绘画。
  我在中学时代看报纸,报上经常有徐悲鸿骂刘海粟,刘海粟骂徐悲鸿,中间徐志摩也参加,但是徐志摩的观点比较新,要开放一些。这种情况下,刘海粟的上海美专是私立的,比较开放,影响好像很大,培养了很多学生。刘海粟的艺术很新,但是功力不行。更开放的是在杭州的国立艺专,林风眠起到主要作用。因为是国立学校,有经费,教授一个月三百块大洋——当时的画家是没有这种待遇的——可以请最好的教员,比如请吴大羽、潘天寿,高价请法国、英国、俄罗斯的教员,所以杭州艺专很傲,瞧不起其他的东西,觉得徐悲鸿的东西很幼稚,格调很低。所以杭州艺专的老师和学生,与徐悲鸿之间,可以说一切观念都是完全敌对的。现在回想起来,我是去看了杭州艺专,觉得很美,就改变了人生。如果我不是去参观杭州艺专,而是参观徐悲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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