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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生。
1964年，八一电影制片厂到大寨拍摄了纪录片《学大寨》。当七沟八梁一面坡的奇迹叠印成电影画面展现在世人面前时，音乐渐起。著名歌唱艺术家郭兰英唱出了尽显大寨人豪情的主题曲《敢叫日月换新天》：
一道清河水，
一座虎头山，
大寨那个就在山下边。
七沟八梁一面坡，
层层梯田平展展，
层层那个梯田平展展。
牛羊胖乎乎，
新房齐崭崭。
炕上花被窝，
囤里粮冒尖。
银光满屋喜气多，
社员梦里笑声甜，笑声甜。
一朵红花开，
百里光闪闪，
陈永贵是俺大寨的好领班。
铁手磨光金锄把，
汗水洒满块块田，
汗水那个洒满块块田。
年年新套套，
步步夺丰产。
怀揣社员心，
眼往全国看。
依靠群众掌大印，
永不褪色的好党员，好党员。
一条阳关道，
万马奔向前，
这就是大寨的英雄汉。
扁担挑走烂石坡，
镢头开出米粮川，
镢头那个开出米粮川。
困难一层层，
歌声一串串。
冰天造大坝，
雪地移高山。
哪怕灾害有千万，
敢叫日月换新天，换新天！
从此这首歌颂大寨精神的歌曲走红大江南北。
1965年12月7日，郭沫若先生率中国科学院代表团来大寨参观。郭老在昔阳县参加了县委召开的座谈会，听了大寨发展史后，登上虎头山，参观了狼窝掌。面对大寨的巨变，他激情豪迈，诗兴大发，挥笔写下《颂大寨》和《参观大寨展览馆有感》，发表于《人民日报》上。郭老被大寨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和战天斗地的豪迈气概感染了。这种感受深深地刻在了他的脑海里：
我要以松柏的态度来刻画出自己的年龄
能成为合抱的大木
给天下的劳动人民一片清荫
即使中途遭了电击或者枯死
我也希望它的残影供给贫苦人一把取暖的柴……
郭沫若经常说：“人活着是要吃饭的，千万不要忘记农民，不要忘记大寨人。”这位文化巨人一生向往光明，追求革命，充满了传奇色彩。在逝世前留下遗嘱，将自己的一半骨灰撒在大寨的土地上，留下了他一生中最凝重的浪漫。
1976年，著名画家杨力舟、王迎春夫妇在大寨深入生活，创作了反映大寨劈山造地英雄气概的国画《挖山不止》。著名导演崔嵬、桑夫，电影演员张平、赵子岳、谢芳等到大寨体验生活，拍摄了反映大寨精神的故事片《山花》。演员们的出色表演寄予着影坛人士对大寨的一往情深。
1977年，电影艺术家孙道临执导纪录片《大寨》。发生在这块土地上的壮举，使孙道临更加感叹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他由衷地说：“大寨人，了不起！”
作家孙谦用心血写成了《大寨英雄谱》。在文章的结尾，孙谦激动地写道：“大寨人说到哪里做到哪里。大寨人说要修沟，沟里就有了平地；大寨人说要治坡，山坡就变成了水平梯田；大寨人说要战胜灾荒，他们就把灾荒远远地甩在后边；大寨人说要修水地，就一定能修出水地来；大寨人说要亩产过长江，大寨的亩产就一定能过长江！大寨人民的革命精神是我们伟大中国人民革命精神的缩影；大寨人民的坚定意志，是我们伟大中国人民坚定意志的缩影！”
孙谦是爷爷的挚友。在爷爷人生起伏之时，总是出现在爷爷身边，他们喜欢一边喝酒一边谈论。孙谦为他那种农民式的智慧所折服，说：“活着是兄弟，死后还在一起喝！”孙谦留下遗愿，死后把骨灰撒在大寨，当成肥料肥田，把自己的最后贡献给大寨。爷爷在国际友人眼里是一位英雄式的人物；可在国内一些人眼里，他是个大老粗，但是，为什么这些文人贤达临终前一再叮嘱，一定要埋在陈永贵的身边？他似乎没有文化，却为后人留下了一个复杂和疑难的文化课题！
大寨这块神奇而独具魅力的土地，引来了众多文化人士心甘情愿地进行文化意义上的垂注。这令人深思，使人顿悟……
历史性的会见（1）
1964年12月，爷爷到北京参加三届人大一次会议。26日上午，人代会刚结束，他与往常一样随着大家一起走出人民大会堂会场，忽然听到周恩来总理在背后喊他的名字：“永贵同志，请等一下！”他回头一看是周总理，忙停住了步子。周总理说：“今天晚上不用到大灶吃饭了，跟我来吧！”总理告诉他，“今天是毛主席的生日，主席特意把你请来。”
爷爷听到毛主席要请他参加生日宴会，高兴地随总理一同走去。他俩边走边聊，不一会儿就到了休息室，只见朱德委员长已经先到了，正在沙发上休息。爷爷立即向朱德委员长问好。朱德委员长同爷爷握手，并闲聊起来。他询问了大寨在太行山的方位，说他曾在山西武乡和左权县住过，还说起了当年他驰骋敌后，在太行、华北抗击日本侵略军的情景。正在说着话，周总理看了看手表说：“时间快到了，咱们到餐厅去等主席。”周总理遵照毛主席的安排，又约了刘少奇副主席一同进入宴会厅。应邀而来的还有曾志、彭真、罗瑞卿和余秋里等同志。
不一会儿，门敞开了，毛主席面带笑容健步走进来，人们纷纷向主席致意。毛主席微笑着一一与大家握手。
爷爷目不转睛地看着身材魁梧的毛主席，心情非常激动。这时候，周总理走了过来，将他领到毛主席身边，并向毛主席作了介绍，毛主席紧紧地握住他的手说：“永贵好啊！”爷爷无限幸福地伸出两只长满老茧的手，捧着毛主席的手，久久不肯放开，毛主席也仔细地端详着他。一个是党的最高领导人，一个是基层的大队党支部书记，虽然是第一次见面，彼此间似乎已经很熟悉，犹如多年未见的老朋友突然相遇似的。
毛主席对农业劳动模范有特殊的感情和关爱，入座就餐时，向他招手示意他坐在自己身边。爷爷激动万分，但又觉得这样坐有些不妥，就对毛主席说：“还是让给年轻人吧。”于是，邢燕子和董加耕就挨着毛主席坐了下来。
宴会开始后，毛主席举杯幽默风趣地说：“今天既不是祝生日，也不是祝寿，而是实行‘三同’（指干部下乡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我用自己的稿费请大家吃顿饭。我的孩子没有来，他们没有资格。这里有工人、农民、科学家、解放军，不光是吃饭，还要谈话嘛！”
席间，爷爷凝望着主席，很少动筷子，主席见他有点不好意思，就热情地说：“永贵，吃菜，吃菜嘛！”随手将一盘菜端到他面前，为他夹了一筷子，招呼道：“这个菜好，吃这个……永贵同志别客气！”同时，请大家动筷夹菜。毛主席又一次肯定了大庆和大寨两个先进典型。主席先问余秋里同志读了几年书。余秋里答道：“三年小学。”主席说：“三年小学能搞出个大庆来，不错嘛！”接着毛主席对爷爷说：“你是农业专家噢！”爷爷没大听懂主席的湖南话，只是连着点头说：“嗯，嗯。”主席知道他没听懂，就重复了一遍。周总理在一旁向他解释，他憨厚地一笑，赶忙连连摇头谦虚地说：“不，不，我不是农业专家！”大家都会心地笑了起来。
毛主席又问起了他的年龄，知道他已50岁，于是风趣地说：“噢，五十知天命喽！搞出一个大寨来很好。”爷爷这次是不住地笑。主席还问起了大寨的情况，在座的北京市市长彭真对主席说：“永贵今天上午在大会上作了典型发言，讲得挺生动，代表反应强烈。”毛主席随即向在座的人称赞道：“陈永贵有实践经验，是聪明的，而我们在大学里读那些书，越读越蠢。”
毛主席又指着钱学森说：“你是导弹专家，依靠你，使我国的原子弹早日爆炸。”钱学森忙立起身，恭敬地说：“我不敢称为专家，距党和人民的要求还差得远哩！”接着，毛主席告诫这几位劳动模范说：“有了成绩，不要翘尾巴。翘尾巴不好，做出一点成绩不要翘，做出两点、三点、四点也不要翘。”爷爷连忙点头说：“记住主席的教导，永远不骄傲自满。”这时，总理过来敬酒，气氛非常活跃。
这次接见和宴请进行了两个小时。据说，毛主席一生很少请客，即使是久经沙场的老战友，在他那里也只能得到一杯清茶的礼遇。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历史性的会见（2）
毛主席邀请爷爷参加生日宴会，爷爷感到这是最荣耀的事，也是对他和大寨的最大肯定。爷爷感慨地说：“毛主席的亲切接见，常常使我激动不已。我作为一个长工出身的农民，能走进中南海参与国家大事，毛主席还亲自接见，请吃饭，这是一个高得不能再高的荣誉了……这既是动力，又是压力，从此，我的工作信心更高了，要求更严了，干劲更大了。”他沉浸在幸福和激动之中，脱口而出吟诗一首：“下山容易上山难，上得山来景更宽。莫说此山无人到，更有高峰在前边。”
第二天，首都各大报纸以显著版面登载了毛主席和他亲切握手的照片。在山西省第二届党代会上，爷爷代表大寨党支部作了“困难大压不倒，灾情重吓不倒，成绩大喜不倒，荣誉高夸不倒”的发言。中共山西省委认为大寨人“四不倒”的精神是十分可贵的。会后，省委把他的这个发言转发给全省各地、市、县，并加了按语，号召大家学习和发扬这种精神。
他成了18万人的总指挥
爷爷见到了毛主席，表示要紧跟伟大领袖的部署，出大力，立新功。然而从这时开始，国内的政治气候发生了重大变化。
1964年年底，农村“四清”（即清账目、清工分、清仓库、清财务）运动开始了。晋中地委组织了几千人的“四清”工作队进驻昔阳各个公社抓“阶级斗争”，声势之大，前所未有。
昔阳县新上任的县委书记认为：“越是先进的地方，问题越大。”大寨是先进大队，他自然也不会轻易放过，于是就对大寨进行检查，并当面批评了大寨没有把新修的土地跟产量挂上钩。大寨人认为这位县委书记不过问干部参加劳动和评工记分等方面的创新，而是带着一种成见找茬。他们感觉受到了伤害，从此憋了一肚子气。
“四清”工作队到来前，爷爷一再叮咛大家要热情接待，积极协助。谁知工作队到大寨后行动诡秘，专找对干部有意见的人摸底。可在召开揭问题会时，社员们都说：“我们的干部都是社员的贴心人，不要说贪污盗窃，就是连集体的一口汤也没多喝过。可你们硬要逼社员说白话，真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想的。”说罢，一个个离开了会场。工作队折腾了一段时间后，认为大寨有两件事情不符合规定：一是说分给社员当口粮的玉米不扣水分；二是说大队给扫雪的社员记了工。爷爷当即与工作队辩论，把他们整理出的问题一条条驳了回去。
正巧有一天，下起了雪，阳泉来了一群参观的人。大雪覆盖了参观者必经的路，工作队的人请爷爷派人上山扫雪开路。爷爷说话了：“我哪还再敢犯这个错误哩？因为扫雪受了这么大的败兴，我们可不敢再扫了，扫雪就得记工呀！”说得工作队长脸红一阵白一阵。最后，爷爷派人扫了雪，可也引起了工作队的更加不满。
这一年，爷爷出席了全国三届人大会议。可工作队并没有因为他参加人代会而善罢甘休，反而趁着群龙无首的机会斗争大寨的干部。爷爷开会回来后感觉气氛不对。有一天深夜，他在屋里背着手来回踱步，听见有人轻轻地敲门。门打开后，大寨支委们一个个走了进来，不停地叹气。有个支委对他说：“他们这样整人，咱们恐怕是见最后一面啦！”爷爷吧嗒着旱烟，说：“他们这是整我们来了。不怕，鸡蛋里面是挑不出骨头的，我们跟他们抗一抗。”爷爷劝了他们一晚上，干部们走了，他自己却抱头痛哭。
在北京开会期间，他不止一次向周总理和其他中央领导反映了情况，汇报说“四清”运动打击面太大，基层干部无法干下去了。随后，中央、华北局、山西省委、晋中地区和昔阳县委派人组成联合工作组进驻大寨，进行了多方面的认真调查。1965年5月21日，中共山西省委下达了［1965］138号文件，并加了按语。按语中写道：“经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检验，再一次证明，以陈永贵为首的党支部，是一个经得起一系列严重的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考验的革命班子。”
当时流行所谓“拉大旗作虎皮”的说法。县里和省里刚刚形成的两个对立的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