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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斗争考验的革命班子。”
当时流行所谓“拉大旗作虎皮”的说法。县里和省里刚刚形成的两个对立的群众组织，知道两派要在拼斗中取胜，一要取得中央支持，二要取得群众支持。而要做到这两点，争取到爷爷的支持是绝对重要的。有些学生来大寨串联，鼓动爷爷加入他们一伙，但都遭到爷爷的婉拒。爷爷对当时的形势有看法。一次，昔阳育红中学的红卫兵去找他，他淡淡地说：“动不动就打倒这个打倒那个，就凭几个毛娃娃也能掌了权？”
历史性的会见（3）
但是，全国性革命浪潮不允许他们观望，文化大革命照样像火一样熊熊燃烧。搞“阶级斗争”、揪“党内资本主义的当权派”成了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大寨也面临着危机。不断有人闹事，不断有人来让爷爷表态到底站在哪一边。他和村党支部商议后决定，恳请中央出面制止这种停产、造反和斗争干部等混乱局面。
1966年11月，爷爷精心挑选了十几个苹果，带着农民特有的一份深情，到北京送给周总理，请总理品尝大寨的苹果。周总理高兴地接过来说：“这么好的苹果，我代你转送给毛主席吧！”爷爷随后向总理反映了他对形势的看法。这次与周总理见面后，他心里踏实了很多，更加明确了方向。
与此同时，《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社论《劳动模范要站出来，支持无产阶级的造反运动》。社论说：“你们是真正的劳动模范，就不要怕群众运动。要坚定地站在群众一边，和群众在一起，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中央台也及时播出了这篇社论。爷爷听后打好了主意：按《十六条》办事，毛主席有什么号召咱就有什么行动。
不久，太原被夺权，成立了以工农为主的群众组织。这个组织邀请他和李顺达参加。二人达成共识：你去我也去，你不去我也不去。他们去了后在太原待了几天，因惦记着土地，就忙着回各自村里劳动了。他们一走，这一组织就渐渐自行解散了。
然而，此时的造反运动已是声势浩大。1967年春节，在昔阳县礼堂，一些人要将夺来的县委公章交给爷爷。他有些茫然不知所措，因此还“病”了，住进了医院。周总理了解到这种情况后，给了爷爷几个红袖章，说：“他们组织红卫兵，你也组织红卫兵，他们破坏生产秩序，你维护生产秩序。”
此时，昔阳各地的几十个群众组织相继夺了各地的权，并纷纷把第一把交椅空出来留给他，有的组织甚至写出大字报称他们的总司令就是陈永贵。干部看他是自己人，老百姓看他是自己人，挨整的看他也是自己人，革命小将看他还是自己人。因此，暂时没人敢动他。他就利用出席群众大会等机会，大造声势，高呼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团结起来，共同打击走资派，同时想尽办法稳定秩序；紧抓生产，建设大寨县，让大寨红旗更红。
之后，各地群众组织联合起来，成立了“昔阳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一致请他担任一把手。他提名包括人武部、工人、干部和学生等各界头头在内的13个人当了副总指挥。从此，他从领导300多人的大队党支部书记成了领导18万人的总指挥。
“永贵好”成为领袖的最高指示
1967年“五一”劳动节，毛主席在天安门检阅红卫兵，他被请到毛主席身边。毛主席拉着他的手问候道：“永贵好！永贵好！”在那个领袖崇拜的年代，这句问候成为领袖的最高指示。各大报纸在醒目的地方登了“永贵好！永贵好！”的最高指示，一些报纸把它套红印在了报眉上。
据有关资料记载：这一段时期，毛泽东经常谈到识字不识字的问题。毛泽东在春节谈话中曾聊了一通历史人物，说历代状元很少有出色的，当了进士翰林也尽是不成功的。他说：“明朝搞得好的只有明太祖、明成祖两个皇帝，一个不识字，一个亦识字不多。以后到嘉靖，知识分子当政，反而不成了，国家就管不好。”也是在这一年，毛泽东在关于山东曲阜陈家庄大队的一则批示中写道：“曲阜陈家庄陈以梅被打下去了，亩产从五百斤降到三百斤，去年再上来，亩产从三百斤翻到五百斤。这是靠自力更生……陈以梅这些人小学没上过，大学也没上过，可是能把事情办好。”
知文断字似乎是与条条框框、清规戒律的官僚化管理联系在一起的，它导致“管不好”。大老粗则反其道而行，但是“能把事情办好”。毛泽东好像在沿着他熟悉的思路深入思考着中国的前进道路问题。这是一个国际形势相当严峻的年代。美国在搞封锁包围，苏联翻脸撤走了专家，中国孤立无援。毛泽东主席循着他的思路想下去，写下去，写到了苏联，写到了修正主义，最后又写到了陈永贵，“…… 只要有利，向魔鬼借钱也愿意。我们不走那条路。魔鬼不给我们贷款，贷款我们也不要。我们要靠陈家庄的陈以梅、大寨的陈永贵。” （见1967年出版的《学习文选》第四册，第2页。）
历史性的会见（4）
毛主席相信他能把事情办好，他成了毛主席信任的人。随着人们的呼声越来越高，他成为人们心目中的一个大英雄。每到一处，经常遇到一些群众组织恳请他题词签字，题报头，似乎能让他写一个字，就是一种力量，一种荣耀。他盛情难却之下也会拿起毛笔，为热情的人们题几个字。在这样的光环照耀下，他仍然保持冷静的头脑。7月3日，他写了《永远艰苦朴素，永远当老百姓》一文发表在《人民日报》上。
周总理说：“你做得对，做得好。”
为了落实周总理提出的要把昔阳县建成大寨县的目标，他极力控制大局，维护一个安定团结的局面。由于他的保护，许多干部和群众没有受到多大的冲击，在这场运动中安然无恙。64岁的李二和说：“斗争我的时候，我只是被推推搡搡过，没有一个人在我身上动过家伙，也没坐过喷气式，多亏了永贵啊！”在“四清”和“文革”期间，爷爷把晋中地区挨过整的绝大多数干部解救了出来。
1967年9月，昔阳县七一广场举行晋中地区农业学大寨现场会。爷爷坐在主席台正中，举止沉着，表情严肃，不怒而威。一位部队的领导同志在麦克风前作检查。原因是某中央首长点名批评这位同志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和大寨唱反调，严重地干扰了本地文化大革命和学大寨运动。
突然，大会主持人走到麦克风前，大声宣布：“同志们，现在，我们欢迎毛主席的好学生陈永贵同志讲话！”尽管报纸上经常这样讲，但当着爷爷的面这样提还是第一次。与会人员猜想：下一步可能就是向这位同志发起冲击了。有几个人窃窃私语，开始摩拳擦掌了。
出乎意料的是，爷爷憋着粗嗓门儿说：“今天，这位同志作了检查，我看他对问题还是有所认识的。今天我要和你们讲的是，对这位同志不能像对待走资派那样随便批斗！《十六条》讲得很清楚嘛，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也是文化大革命的首要问题。啊，要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就是说矛头要对准谁！你们不是要求批斗吗？不行！你们想一想，没有中国人民解放军，有没有今天的社会主义？军队干部犯些错误，那是难免的嘛！上次我和这位同志从北京回来的时候，原本是不准备坐飞机的，就是怕有人揪他，我才带着他坐了飞机！不让揪就是不让揪啊，你们要揪就揪我吧！”
全场鸦雀无声，他说完就拉着这位同志的手，从台上走到台下，穿过目瞪口呆的人群，两人一起钻进吉普车里坐车走了。
正月十五那天夜里，他给周总理打了专线电话，汇报说他掌了权，还解救了一些挨整的干部，表示要把昔阳建成大寨县。周总理鼓励他说：“你做得对，做得好。还是按照毛主席、党中央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要求做。学大寨的意义就在这里，不要打派仗，一定要搞革命的大联合，你抓大寨县建设，我就放心了！”
他向毛主席反映不能再斗争干部了
在“文革”中，他对“打砸抢”等破坏生产、斗争干部的做法非常反感，认为撇开生产闹革命是违反中央指示的。他说：“这些孩孩们，就知道‘抓革命’，不知道‘促生产’，这不符合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昔阳县和公社干部大会上，他态度明确地讲：“基层干部不经县里批准，不准随便打倒、随便揪斗。凡是在农村煽风点火搞串联、揪斗干部、妨碍生产的红卫兵，一律赶出昔阳县。”经他这么一说，干部们胆子大了起来，大部分红卫兵离开了昔阳，不过，有一些人仍在找机会活动。
一天，他下乡检查生产，发现几个红卫兵在冶头公社搞串联，就马上通知干部把他们送回原单位。正要返回大寨时，一位70多岁的老太太抱住他的腿哭着说：“老陈，我知道你能见到毛主席，你给毛主席反映反映，农村中的干部不拿工资，靠劳动吃饭，春天是红人，夏天是忙人，秋天是穷人，冬天是罪人。他们有什么罪啊？”他马上开起了座谈会，说：“干部犯错误，可以通过正常渠道来解决，而不能用对待地主富农的办法乱批乱斗。”他向参加会议的社员们表态：“今后红卫兵再来，你们用扁担把他们赶出去。”有人问：“敢不敢？闯下祸咋办？”“敢！闯下祸算我的。”“那会不会戴上‘保皇派’的帽子？”
历史性的会见（5）
他哈哈一笑说：“不怕，冬天这么冷，戴上帽子暖和。”
停了一会儿，他又赶紧叮嘱说：“你们主要是吓唬，把他们赶跑，可不要把人打伤了！”
刚开完会，听说那几个搞串联的红卫兵又跑到王寨公社去了，他立即就带人追到王寨，把他们送回太原。到了方台大队，又遇到几个红卫兵正在揪斗方台的支部书记，这几个红卫兵听说陈永贵来了，撒腿就跑，边跑边喊着：“我们到北京去告你！”
面对大量要求惩办干部的意见和来信，他的倔脾气上来了。不为农村干部做主，农村工作怎么搞？他心里想的话不吐不快，于是做了一件出乎人们意料的事情：他以超人的胆魄，直接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
他在信中提出了“农村文化大革命必须依靠党组织和贫下中农为主体的农村革命大军，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和“农村文化大革命要集中批判极少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5条建议，最后在信中写道：“我对农村干部有切身体会。干部不会不犯错误，要分清是什么性质的错误，坏干部毕竟是少数，不能凡是干部都打倒。”他既有冒风险的胆量，又能把握住说话的分寸，并且把当时的政治理论和自己的主张巧妙地结合起来，诚恳地向毛主席表达了自己的想法。毛主席接受了他提出的建议，并作出批示：“陈永贵同志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谈话所提出的五条意见是正确的，供同类情况的地方参考。”
接着，一份题为《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批转陈永贵同志谈农村的文化大革命》的文件下达到全国各地，在当时无疑成为众多基层干部的护身符。
据了解，短短几天内，这份文件传遍了960万平方公里的中华大地，许多基层干部捧着这份中央文件读了一遍又一遍，高兴得失声痛哭。据说，湖南省湘西山里新晃县有一个生产队长把文件上载有的爷爷的讲话读了21遍，之后就像吃了定心丸一样放心了。昔阳县的张怀英看到文件后大喜过望，马上告诉县里的干部。县里马上派人连夜打印下发，人们守在打印室的门口，等着刚印出来就往外拿。
不久，《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发表文章高度评价他提出的五条意见，说这对稳定全国农村形势，坚持抓革命、促生产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随后，爷爷收到全国各地的大量来信，上至省委书记，下至生产队长都在信中表达了对他的谢意。
爷爷的这次大胆谏言，使农村夺权和乱批乱斗基层干部的现象初步得到制止。人们对他十分佩服，认为他有胆量，敢讲真话，句句讲到农村干部的心坎上了。有人说：“这封信除了陈永贵没人敢写，除了毛主席没人敢批。”还有的人说：“他不怕开除党籍，不怕开除公职，不怕下放劳动，所以他敢写。”他的威望越来越高，受到全国基层干部的热烈拥护。
喝退持枪的劫持者
“文革”期间，山西的两派闹派性，客观环境使爷爷在派性的纠缠中也受到了影响。在昔阳和平定交界处因为派性问题曾发生过这样一件惊险的事。
爷爷坐着的吉普车在通往昔阳的公路上行驶着，突然，一群来路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