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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拿国家工资的副总理（7）
那个时候，昔阳干部已经成为全国最受欢迎的干部。从1966年5月到1979年12月，经昔阳县委组织部同意调出的干部，有38人担任了县委副书记、县革委会主任和副主任以上的领导职务，还有的当上了省委书记、副部长等。
但爷爷对这种提拔干部的方式持慎重的态度。每调出一位昔阳干部，爷爷都要跟外调干部谈一次话。自从当上了副总理后，他更是语重心长地对他们说：“都把昔阳人调走吧。有朝一日人家撵昔阳人，可不要说我手长，到处捞权啊！说权，我的也不小了，副总理嘛！可到时候就成了罪啦！我对你们放心，可又不放心。你们要去，就好好干，希望你们干好，不要叫人家撵回来。”
熟悉他的人说：“陈永贵看问题很长远，能料到50年以后的事。”后来，历史的潮流变了，一些外调的干部也被卷回了昔阳。他们的人生随着他的沉浮而起伏变化，又一次印证了他的远见。
“一个当过副总理的人，怎样和人家争辩呢”
担任副总理期间，一个“水”字始终在爷爷心里困扰着。周总理“三年大旱怎么办，十年大旱怎么办”的提问，让他念念不忘。抓水是件大事，他日日夜夜冥思苦想，终于想出了一个新招：搞出10万亩水浇田！这就是著名的西水东调工程的蓝图。昔阳十年九旱，人们的生活用水和工业用水十分匮乏，加上长期挖煤，地下水位又急剧下降，惟一的出路就是西水东调。
经过中央批准，西水东调工程于1975年开始动工，按工程预算需要投资一个亿。为了顺利完成这项工程，他参观了红旗渠的建设，请来许多专家，研究了各种方案，并亲临现场进行考察，度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付出了多少心血！大家齐心协力朝着昔阳县10万亩水浇田的目标不懈努力。
1978年，国内发生了一系列重要的事。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等地悄悄地搞包产到组（后改为包产到户），安徽省委书记万里得知此事后，立即作出批示：“我看可以试验。”过了一段时间，邓小平同志肯定了安徽的一些做法。
同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全会确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方针，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和实行改革开放的决策，还制定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决定。人民公社制度正式解体，历时15年的农业学大寨运动也结束了。
1979年3月，中共昔阳县委召开党代会，爷爷专程从北京赶回昔阳参加这次会议。他提议，会议开始前先向毛主席、周总理和朱德委员长默哀，向为建设大寨和昔阳而牺牲的同志默哀……话音没落，他已经满脸泪花了。他在讲话中表示坚决贯彻三中全会的精神，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继续做好学大寨和建设高标准大寨县的工作。在这次会议上，他仍当选为昔阳县委书记。
此时，投资近5000万元的昔阳西水东调工程已经开通了34公里的穿山隧洞，部分社队已经受益。按照原计划，只要在上游建一座34万立方米的拦河水库，就能从根本上解决昔阳县水源奇缺的问题，这是造福人民的一件好事。但是这一工程却随着爷爷个人的命运起伏而被迫中止。
随着爷爷先后辞去了省、地、县的领导职务，许多情况发生了变化。昔阳的一些外调干部受到排挤，留在昔阳的干部有的也被撤职。爷爷觉得是自己连累了他们，因此吃不下，睡不好，情绪极其低落。更使他苦恼的是，各方面的“揭发材料”送到中央，其中一些“材料”还出自一些他曾重用和信任的干部之手。人到了这时更能看清人，爷爷长叹道：“唉，老虎吃人有躲闪，人吃人可没躲闪啊！”
按他的性格，越是在困难时，越能沉得住气。但在那些日子里，他这个为人民办实事的人，却是有口难辩。他是个宽容的人，可又不能不为之动容。他说：“我不会写文章，就算会写，一个当过副总理的人，又怎样和人家争辩呢？”
严峻的形势，最能考验记者的良知。有的记者在大寨红的时候，不惜笔下生花；当大寨失落时，不惜落井下石。有的攻击大寨说，它不是干出来的，是国家喂起来的。有的甚至用秦始皇修长城、隋炀帝修运河的例子说这项工程是劳民伤财。人们看到这类文章后甚为吃惊。爷爷看了这样的文章十分生气，大病了一场。当美国人韩丁再次来到大寨，针对这种情况连声感叹道：“大寨的道路是中国走的道路，大寨精神是民族精神。大寨对中国农业的改变是起了积极作用的，不应该是这个样子呀！”大寨人得知后更是无不感到心寒：几十年来艰苦奋斗为国奉献，恪尽职守为民造福，却变成了罪过，一个被全国学习的榜样一夜间成了被批评的对象，人们怎么也想不到，怎么也想不通。年老的难受得哭了，年轻的气愤得嚷开了。他们不奢望什么，只求说句公道话。
郭凤莲忍不住了，在1980年五届人大一次常委会上，她写了个小纸条，请邓小平的秘书转交给邓小平，恳请邓小平接见她。6月8日，当她准时来见邓小平时，看到爷爷也在座。听了郭凤莲反映的情况，邓小平说：“挺起腰杆，让他们说，放开他们说。不要怕骂，骂也是好事。我自己也是三起三落嘛。有时潮流来了是不可抗拒的。周总理去过大寨三次，我去过两次，大寨是干出来的！我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上表扬过大寨精神，学大寨没有错。”这一个小时的接见，爷爷从始至终没有讲一句话。
辞去国务院副总理（1）
1980年2月，十一届五中全会召开，会议批准了汪东兴、纪登奎、陈锡联等人的辞职请求。9月，全国人大五届三次会议在北京举行，爷爷请求辞去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大会同意了他的申请。
随后，中央制定了83号文件。爷爷看到后，对前来探望他的高玉良说：“中央的83号文件我看了好几遍，比较能够接受下去。对于学大寨中出现的问题，中央承担了责任，我也有责任，是我的责任，我也不向上推。”该文件下达后，舆论界基本上停止了对大寨的批评。之后，万里副总理到山西视察，认为大寨的“三深法”、海绵田是对的，大家不要再提大寨的问题了。舆论界的评价于是逐步走向了公正。爷爷的从政生涯终于画上了清晰的句号。
爷爷卸任之后，国家按照正式职工的标准，给他每月200元的生活费。他和家属的户口转入北京。他专程回了趟大寨接妻儿进京。离开大寨那天，他一早起来，去看山、看地、看果树、看庄稼，走走，停停，停停，走走，一步一回头。
他一个人到赵大和、赵小和与石贵林“三烈士”的坟前站了好一会儿。随后又找到贾进才，两人走上松树坡坐下正说着话，突然，爷爷起身走到贾进才身后，与他坐在一起，背靠着背，而且靠得很紧，问：“进才，你估估这是什么意思？”贾进才憨厚地笑着，不知道该怎么回答。爷爷没有解释这是什么意思，接着还跟贾进才作了个生死约定：“我要是死在你前面了，你给我送个花圈；你要是死在我前面了，我给你送个花圈。”贾进才说：“我比你年龄大，肯定是我死在前面了嘛！”话音没落，两人已是老泪纵横了。谁也没想到，6年后，爷爷走了，走在贾进才的前面，这“背靠背”的意思也像谜团一样被他带走了。
该去北京了，爷爷坐在吉普车里围着村子转了一圈又一圈，怎么也舍不得走。望着含泪送行的大寨人，他的眼泪不断线地流。
对于在京的住房问题，中央对他的态度一直是保护，明确表态一切待遇不变。爷爷的态度很坚决，他认为自己不是副总理了，就应当搬出副总理级别的住房，他坚持自己的意见：“不当副总理了，还住什么交道口？能上能下嘛！”国管局的同志见他态度如此坚决，建议他还是住在老地方，如果嫌院子太大，就隔出一半，他仍不同意。最后，国管局只好把他安排到复兴门外大街木樨地部长楼22号楼定居。搬家的时候，国管局说可以把在交道口用过的所有东西都带过去，可他说够用就行，只带了床、旧电视机、文件箱和电话等日常用品，其余都留在了原来的住处。
自尊、自立、自廉、自爱是爷爷一生最令人敬佩的品格。
打“庄稼拳”的健康老人
人生如四季：春发，夏繁，秋耕，冬凋。许多杰出人物同样摆脱不了“起而传奇，中则辉煌，晚年落寞”的命运，爷爷也不例外。但是，我们却不能不说，晚年的他是平实的，是随意的，是快乐的。
晚年的他开始适应城市人的习惯，开始注意调剂和安排日常生活。在家时他喜欢伏在书桌上看会儿书报，看累了就起身去阳台照料一下他心爱的花，一会儿抚摸着他种的玉米，嘴里唠叨着：“你为什么只开花不结果？”一会儿又坐在小板凳上，抽着烟回忆往事。
爷爷有早起的习惯，他每天早上5点钟就起来，和奶奶一起先为读书的小儿子和孙子做好早饭，细心地放在热水锅里保温，等孩子们睡醒后吃。然后从12层步行下楼梯，走到三里河的林阴小道，再到钓鱼台附近河边散步。他精神矍铄，心胸开阔，边走边甩着手臂。熟人见了他和他打招呼：“健康老人来了！”看到别人打太极拳，不免有几分好奇，也想比划着学几下。他比划了几下觉得不好打，于是就举起双手，叉开双腿，摆起了刨地的架式，自己创造了一套招式，取名“庄稼拳”，还自豪地说：“还是我这庄稼拳好打。”
有时他也会走到小吃铺，吃根油条喝点豆浆。早饭后，他会提着竹篮子去早市上买菜。有时也会和卖高价货的人争执一番。一位小贩正在卖沙锅，他为买主帮腔，满脸不高兴地对那小贩说：“这沙锅比我们那儿的差远了，还卖这么贵！”
辞去国务院副总理（2）
有一天，爷爷上街回来，脸上露出很高兴的样子，从口袋里掏了半天。奶奶以为有什么好东西，一看，是一双肉色透明丝袜。爷爷炫耀地说：“你看看，我买的，没有见过吧！”奶奶一乐，说：“你买这袜子倒是稀罕，可谁能穿出去呀？”爷爷就拎着这双稀罕袜子给儿子，儿子不要；又给孙子，孙子也不要。他只好拎着袜子回到自己房间。奶奶说，从此她再也没有见过这双肉色袜子。
一会儿，孙子想吃个烤红薯，他二话没说就带着孙子出门去了。在路上，孙子朝爷爷的脚上看了看，又见有几个人认出了他，急得直说：“爷爷，看你袜子也没穿。”他却满不在乎地说：“那怕甚哩？我又没犯法。”爷爷就是这样轻松随意地生活着。
他和大院的人们相处得很好。楼下的人家种花，他一有空总要去帮助施点肥、松松土、浇点水。人们见他下来了，都喜欢围着他一起聊天。他走到哪里，哪里就有一种乐呵呵的气氛。人们尊敬他，信任他，遇到事情都愿意听听他的意见。人们关心他，也愿意照顾他。卖菜的售货员认出他，请他先买；排队的人们请他不要排队，到前面去买。每当这时，他总是微笑着向大家点头致谢，依然排在队伍后面。
农村挣钱城市花，本来就不易，加上我小叔叔和我哥哥还在读书，妹妹3岁时也到了北京，这点钱要养活一个大家庭，按北京的消费水平显然是不够用的，爷爷只能省吃俭用，尽量削减花销。嫌纸烟贵，就又抽起了旱烟，用上了他早先在大寨时挂在脖子上的烟杆儿。家里也不用厨师了，由奶奶做些简单的家常饭：早上小米粥老咸菜，中午豆面或榆皮面抿曲，晚上是豆面和玉米面掺在一起做成的糊糊饭加馒头。为了给孩子补充营养，有时也炒两个菜，多是些苦瓜和茄子之类。每当吃饭时，他不坐餐厅的椅子，而是喜欢一个人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端着碗边吃边看电视。
爷爷舍不得花钱。有一天，奶奶想买件新衣服穿，问爷爷要10块钱，爷爷就是不给。奶奶急了，说：“我在家里为你做饭洗衣服，工钱也有吧！你要不给，我就向邻居去借。”知道爷爷爱面子，奶奶故意使出这一招，说着就往门口走。这时，刚从山西到北京看望他们二老的父亲见此情景，赶紧掏出钱给了奶奶，这件事才算了结。
每当有人谈到他收入少开支大的时候他就解释道：“还是本着给多少、领多少、吃多少的方针办吧，不要随便向上伸手。”谁能想到：这就是一位原国务院副总理的日常生活。爷爷对自己和家人要求得那样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