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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我说：‘我一合眼，你妈和你姥姥、姥爷（都已过世）就站在我面前，我大喊几声，他们就走开了。我一辈子什么也没怕过，这次怕得不行。有时候又梦见你爷爷拉着我逃荒到大寨，没地方吃，没地方住，我俩钻在一座破庙里过冬。我为啥只梦苦，不梦甜，只梦农村，不梦城市？’我赶紧劝他：‘爹，您好好休息，不要胡思乱想了。’
“晚上我守着他，睡在另一张病床上。夜里，他突然醒了，一个人艰难地下了床，费力地扶着墙，昏暗中一步一步地挪动着，悄悄地怕吵醒我。我假装闭着眼睛，耳朵却支楞着，听见他进了卫生间，慢慢地打开马桶盖，上完厕所后，又费力地弯腰冲了水。在朦胧的夜光中我看见他又挪到开水瓶那里倒水喝，猜想他的动作跟白天时一样，咬着牙，提壶的手抖动着。我实在看不下去了，问他：‘爹，您干吗呢？我帮您吧！’父亲轻轻地说：‘我自己来吧。你睡吧，忙活一天了。’我深知父亲的脾气，平时不愿给人添麻烦，处处为他人着想，一切靠自己。他认定的事，没人能阻止他。父亲当时已经被病魔折磨得消瘦无力，却还用这样坚强的毅力支撑着，换成别人早靠人照顾了，可他病成这样了还在践行着他自力更生不依不靠的人生哲学，我在被窝里哭了。
“他以为我是因为他的病在伤心，就安慰我说：‘从我往上数三代人，老人们都没有我活的年岁大。在旧社会，他们都早早饿死了，苦死了，我过了70，算长寿啦。不要怕，这也是生活的一部分。’
“父亲想念老家的人，昔阳县、大寨村的许多乡亲们来北京看他了。梁便良，这位从十几岁就被他领着走路的人，如今也老了，见了他，难过得一时说不出话来；郭凤莲，他培养的接班人，见了他，眼泪汪汪的。由于来的人多，护士不让他们跟他多说话，看着他欲语还休的样子，一些乡亲背过脸去偷偷地擦泪，他就笑一笑，眼角的泪水却流了出来，用力地说着：‘俺对不起大寨的乡亲们，你们跟上我受累了……’自己本已不幸，却还在为他人着想，他是个大丈夫，他有大境界。我再也克制不住自己，独自走到窗户边上，任眼泪像决堤的洪水，沿着玻璃和着雨水一起落下。”
大庆人看望大寨人
当年主持大庆石油会战的原总政治部主任余秋里和康世恩，怀着一种特殊的感情，特意来医院看望他。他们与爷爷一起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共同理想而并肩战斗，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看到他们来了，爷爷非常激动，一会儿看看余秋里，一会儿瞅瞅康世恩，那时，病痛折磨得他说不出话来，他用力地抬起手，不住地指指自己的嘴，又指指自己的心，好像在说：“老朋友，我心里明白，谢谢你们了！”
胡启立说：“你是战天斗地的英雄！”
1986年3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胡启立来到病房，握着他的手亲切地说：“老陈，我代表总书记来看望你，你要好好养病。中央是肯定你过去的贡献的，你是战天斗地的英雄！”他眼里噙着泪：“感谢中央领导……”胡启立同志嘱咐看护的家属：“要好好服侍陈老，不要怠慢了老人。”
叶落归根，他这时特别想回大寨，说：“我生是从大寨来的农民，死还是要回到大寨去的。”我父亲把他的想法上报给中央，但中央考虑到他的身体状况，没有同意。他苦笑着对我父亲说，“不让我回家啊？还要烧了我哩。大寨是我的根，我一定要回去。我活着回不去了，死了魂归咱大寨。到时候，你一定得把我的骨灰撒在大寨，不过可别撒在狼窝掌，那个地名不吉利，还叫狼吃了我哩。”他一生战天斗地从不畏惧，而在临终时，却遵从了我国古代的传统禁忌。
辞去国务院副总理（9）
他示意秘书备好纸和笔，用微弱的声音说出了早已想好的最后要求：“我非常感谢中央领导和北京医院的医生、护士对我的亲切关怀、精心治疗。关于我去世之后的丧事安排，我请求不开追悼会，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丧事一切从简，子女把我的骨灰运回大寨，撒在大寨的土地上……”当秘书焦焕成复述之后，他点点头，颤抖着手，最后一次签上了自己的名字——陈永贵。
向老天爷恳求再多活些日子
在北京医院里，家人默默地守着他，房间里静悄悄的。爷爷用沉重而微弱的声音说：“你们记住了，家里保险柜里，最里面靠右边放着一个布包，里面装了8365元钱……那是我攒下的，留给你们……我死后，你们把这一套楼房让出去，把家中借用公家的家具和东西，折价归还。不该你们享受的，不要享受，更不要向组织提出什么要求。”接着，他断断续续地对奶奶说：“今后家里的担子就落在你身上了，我不行了，你要把孩子们管教好，让他们走正道，好好工作，为国家出力，咱们一辈子就是这种人。”
当时我小叔叔正在准备考大学，爷爷多么盼望陈家能出一个大学生啊！他不无遗憾地说：“我向老天爷恳求过，希望能再多活4年，亲眼看到明亮（小儿子）大学毕业，幸福（孙子）也结婚了。现在看来别说4年了，4个月也不允许了。”
爷爷深情地看了我父亲一眼说：“当时我没有让你来北京，就是让你在大寨办这事哩，要守住阵地！我去世后你把我用过的东西都摆出来，让人们看看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第二天，他病情恶化，已经不能说话了。他对家乡爱得如此之深，两眼久久地凝望着家乡的方向，始终没有改变视线。后来他慢慢地入睡，呼唤他已不见有知觉，医生迅速进行会诊，确认已进入昏迷状态，对家人说：“你们要有个准备……”
苍天何故如此无情？1986年3月26日20时35分，我敬爱的爷爷撒手尘寰，离我们而去了！家人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扑在他身上痛哭起来。
噩耗传来，我的内心波涛汹涌，一阵酸楚直冲鼻腔，觉得整个世界似乎都变了样。我极力抑制自己的感情，泪水却不停地流下来，冲刷着脸颊。爷爷，您怎么忍心丢下我走了？我默默地向亲爱的爷爷告别，心中默念着：“爷爷，我会牢记您的教诲，发扬您的精神！”
家里他最喜爱的君子兰似乎有灵性，当日也随他悄然离世了。
整容专家决意要求为他化妆
一听到爷爷逝世的消息，曾经给毛主席、周总理、宋庆龄等领袖人物遗体化过妆，当时已经改行了的中国著名整容专家马燕龙师傅抑制不住对他的尊敬和怀念之情，给中央办公厅打了电话，希望组织上能批准由他给遗体化妆。中央同意了他的申请。
马师傅对我父亲说：“按昔阳的风俗，你们给陈老里面穿什么，准备好，我尽力保持他农民出身的特色。”当遗体抬出来时，只见爷爷脸色红润，嘴角挂着安详的微笑，嘴唇棱角分明，浓重的眉毛向上翘着。他的遗容和蔼慈祥，好像是在闭目养神，又好像是干了一辈子活，太累了，躺在那儿香香地睡着了……
尽管爷爷要求丧事一切从简，可中央还是批准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遗体告别仪式。那天，参加告别仪式的有200多人。3天过后，他的遗体在八宝山火化。
电梯女工呜呜地哭了
4月4日清晨4点，父亲抱着骨灰盒从木樨地22号楼爷爷家出来，准备返回大寨。由于楼道的电梯5点半才运行，只能走楼梯了。然而当家人推门出来时，电梯已经在12层守候一个多小时了。开电梯的女同志摸了摸骨灰盒，呜呜地哭了：“我，我这是最后一次为陈老开电梯了。”她哭得浑身颤抖，摸不着启动的按钮……
解放军后勤学院的韩守文几夜未合眼，依据郑板桥“历览名臣与佞臣，读书同慕古贤人”的诗句，含泪为他写了这样一副挽联：“正气贯长虹悲泪祭忠魂，名贤谢世去青史照后生”。
路旁跪了一群泪人
灵车驶出了北京，奔驰在柏油路上。平时与他朝夕相处的司机悲恸至极，极力控制着自己的感情，可还是让泪水模糊了眼睛。就在这时，“哐”的一声，灵车与迎面开来的一辆汽车相撞！一生饱经磨难的爷爷，此时又经受了一次严峻的考验。说来奇怪，虽然撞在一起，可灵车只是蹭了一点车皮。
辞去国务院副总理（10）
灵车继续前行，到了河北省和山西省的交界处娘子关，突然被路旁的一些人拦住。原来是平定县的领导同志前来迎接。到了昔阳和平定交界处时，披着黑纱的灵车又被跪在路旁的一群泪人拦住了，曾经同他一起战斗过的大寨干部梁便良、郭凤莲等人已是泣不成声。
魂归大寨
人民的爱是自发的，真诚的。
1986年4月4日，大寨沉浸在一片旷古未有的悲哀中。这位为人民爱戴的农民副总理的骨灰将要回归故土了，人们奔走相告。没有登报，没有安排记者，在阳泉至昔阳的二级公路上，在公路两旁的责任田里，不知道从哪儿来的人不约而同地肃立着，各种各样的车辆停靠着，五彩缤纷的花圈排列着，默默地等待着，等待着他魂兮归来……
北京时间下午3点40分，广播里传出播音员沉痛的声音：“陈永贵同志的骨灰，由他的子女护送，现在已回到大寨……”那辆披着黑纱的小轿车，缓缓地驶入大寨村。他一生为公奔波，现在终于回来与老家的亲戚、朋友和乡亲们在一起了。梁便良见了哭着扑过来说：“老陈，你慢些走，到家了！”贾来恒断断续续地呼唤着：“老陈呀，你看这是咱大寨的山，这是咱大寨的田……”爷爷生前创办的昔阳县艺术学校的乐队，为怀念他们的创始人，奏起了山西民间哀乐。村里人山人海，山路边、山梁上，甚至屋顶上都是人。
人们佩着黑纱，戴着白花，满怀哀伤，一路上都是叹息声和痛哭声。乡亲们争着挤上来抚一抚骨灰盒，几个走不动山路的老人站在自家门口，冲着遗像“扑通”跪倒，磕着响头，呜咽着。我父亲含泪捧着骨灰盒，我们扶着父亲的胳膊，在拥挤的人群中，在悲痛的吹奏声和鞭炮声中挪着沉重的步子，沿着山路一步一步走过大寨每一户人家，每一个角落，把一部分骨灰撒在梯田里，一部分埋在虎头山腰松柏下。前后两个多小时里，自发前来的老百姓一直浩浩荡荡地一路跟着。
伴随着哭泣的人声，悲悲凄凄的唢呐声在虎头山上响了起来，沉重的节拍撞击着人们的心。梁便良再也忍不住了，他猛地转过身一挥手，撕心裂肺地吼了一声“别——吹——了！”突然，他身子一歪，倒地休克了。
几个人把他扶回家去，其余的人陆续从虎头山返回，集中在爷爷旧居前，含着泪默默地、长时间地哀悼着他们的老书记、大寨的领路人、主管农业的国家领导人。再也没有更合适的语言能准确表达人们的心情了。
新华社当日发布了一则经中央领导审阅的消息：
“陈永贵同志是山西省昔阳县人，1914年出生于贫农家庭，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全国解放初期，他先后担任大寨村生产委员、党支部书记、农业社主任，曾当选为第三届、第四届、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九届、第十届、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委员，第十届、第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975年至1980年任国务院副总理。
“陈永贵同志是全国著名劳动模范，多次受到县、地区和省的奖励。解放初期，他坚决听党的话，带头组织互助合作社。为改变山区贫困面貌，他积极带领干部、群众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促进山区农业生产建设，贡献了自己毕生力量。他这种敢于战天斗地的精神，曾经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的高度赞扬和表彰。
“陈永贵同志衷心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诚恳地总结了过去工作中的经验教训。1983年，陈永贵同志被分配到北京东郊农场任顾问，他愉快地听从党中央的安排。几年来，他注意联系群众，关心农场的发展，得到农场干部、工人的好评。在日常生活中，他始终严格要求自己，保持了中国农民固有的勤劳、朴实、节俭的传统美德。”
这应该是中央对他一生的盖棺论定吧。
据了解，有关领导同志审阅时在“全国劳动模范”前加了“著名”二字，文中加上了“1975年至1980年任国务院副总理”和“陈永贵同志衷心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这两句话。
当我们重新开启尘封的档案寻找他的印记时，心中涌出了无尽的思念和感激。当乡亲们享用他带来的福分时，总要告诉后人：“什么时候也不要忘了老陈，上坟烧纸时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