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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天不亮他们就得起床，给师父打好漱口水、洗脸水，然后轻轻走到师父炕边叫醒他，服侍他穿衣服。吃饭时，当师父的饭银多，一般不与小宦官一起，而是另摆大桌，有说有笑，边吃边聊，小宦官们则绝不可高声谈笑。遇到难伺候的师父，就该小宦官倒霉了。末代太监孙耀庭刚进宫时，曾伺候穆海臣。此人在宫里被称作“穆二首领”，乃小德张的徒弟，为人出奇地吝啬，谱儿摆得却特别大。他吃饭时每顿八个菜，缺一个也不行，否则就扯嗓子骂、抡巴掌打，而且小太监必须要等他吃完了，才能吃他剩下的饭菜。每逢年节，小宦官还得向师父送礼。送礼多，提升便快一些；送礼少，一辈子也甭想抬头。
然而，宫里的师父并不讲究包教包会，小宦官学规矩礼法，全凭各自的心机。因为师父从不具体指导，更不详细讲明要求，原因在于宫里的忌讳多，一些事情只能那么做，而话是不能说破的，所以随师父当差的时候要仔细看、认真听，要反复琢磨、私下练习。师父注意的是实际的行动，如果哪个地方做得不好，轻则挖苦一顿，重则挨责打。清宫里有规矩：许打不许骂。这也是由于宫里忌讳多，骂人时可能带出不受听的话来。因此，师父对小宦官往往是先打后说话。有时出了大错，不许吃饭或关禁闭，也是常有的事。
同时当徒弟的小宦官，因进宫时间有先后也会有上下之分。先进宫的称“陈人”，后进宫的称“新人”。陈人在新人面前也可以摆架子、逞威风。尽管如此，两者都属宦官中的最下层。在其之上，有回事太监、掌案太监、带班太监、首领太监、总管太监，再往上则有宫内二总管、大总管，可谓是层层节制，一级压一级，而各级之间的生活差别也大得很。仅就伙食一项言之，清光绪年间则例，宫内总管太监每餐菜四十品，首领太监三十品，宫内各处所的首领太监每餐也不过两三个菜，而执役的小太监每餐都是一饭一汤，其他空宫、门头及打扫处的太监则都吃大锅饭、大锅菜，仅能填饱肚子而已。可见，同样是太监，其生活差别不啻天壤。
清代太监中地位最高的称“督领侍”，其官衔从清初的无品级，到康熙年间的五品衔，再到雍正年间的四品衔，直至清末的二品顶戴。督领侍是有权有势的大奴才，有时连皇帝对他们也比较客气。据曾任末帝溥仪宫中伴读的溥佳回忆，当时管理养心殿事务的大总管阮进寿，二品顶戴，派头很大。他在宫外建有豪华宅院，家里有使唤的奴婢，出门有专用的马车，并养了好几匹良马，供其玩乐消遣。出入宫廷时，他后面总跟着四五个太监，分别拿着衣包、烟袋、水壶等常用之物，随时侍候他。隆裕太后的总管太监张兰德气派也很大，俨然主子一般。他平时与太后吃一个灶，每餐与隆裕太后一样，菜四十品，有太监二十七人侍候。端康皇太妃宫里的首领太监刘承平，专门设有自己的账房、茶房、膳房、客室等，并有十二名太监侍候他泡茶、打饭、穿衣、收拾屋子等一应杂务。这些人穿的是绫罗绸缎，虽然形式不能与皇上一样，但论舒适也差不了多少，住的房子也是十分讲究。即使是他们养的哈巴狗，每天也都照例领猪肝、鱼虾，与皇上的宠物一样。论及差使，宫里的总管太监与首领太监一天到晚除了在主子面前献殷勤、讨主子欢心之外，倒也没什么事情可做。溥仪时的督领侍张德安，平时只是偶尔到养心殿问一问溥仪的生活起居。闲下来的时候就戏弄哈巴狗，或找下边的人陪着玩骨牌、说笑话，再不就是琢磨着如何争宠、舞弄权势；计算着买房子置地、开买卖赚钱；或者无缘由地责打下人取乐。
其实宫内的总管太监、首领太监，其俸禄并不是很高，每月最多不过百余银元，绝不够如此挥霍。其生活之所以如此阔绰，是因为另有发财之道。
一是收受贿赂。宫内太监收受贿赂的途径多得是，最简单的一点，朝中文武大臣及各地方官员递呈御览的奏折必须经由太监转呈，官员觐见也需太监禀报。若没有“红包”，奏折就可能被压下来，要想面见皇上那更难上加难。至于宫内所需物品的采办，显然也是太监们收取乃至索取贿赂的好时机。据清廷的太监回忆，“辛亥革命”之前，凡是有权势的王公大臣、封疆大吏，很少有不向大太监贿赂的。袁世凯因为隆裕太后迟迟不发表《逊位诏书》，一次就向小德张贿赂了三百万两银子。
生活中的等级差别（2）
二是盗卖宫中宝物。皇宫中的宝物多，即使是皇后、贵妃们也时常会把一些物品拿出宫去变卖，或者偷回娘家去，太监们的小偷小摸更是司空见惯。所以历代都有大量的宫中文物流失民间。清末皇宫中盗窃成风，且不说小的古董陈设随时都会丢失，就连寿皇殿中百余斤重的金钟都被偷了出去。据溥佳回忆，一次他从宫中下学，正巧遇见守宫门的军卒拦住手拿旧椅子的太监盘问。太监说是拿椅子出宫修理，但军卒一检查，发现椅子下面有一夹层，里面藏了好几件金器。
三是小太监孝敬。按宫中惯例，每逢年节小太监都得向师傅送礼。送礼多，提升便快一些；送礼少，一辈子也甭想抬头。像清末李莲英、小德张之类的大太监，徒子徒孙很多，加起来就是一笔不小的收入。这些人往往以一个师傅为核心，形成一个个的小集团，营私舞弊，相互包庇。
四是保险费。历代宫中皆有诸多禁忌，而低级太监若想活得轻松如意，就得由有权势的大太监加以庇护。清末宫中明令禁赌、禁吸鸦片，而且处罚相当严重，但却有好多处烟馆、赌局就设在宫里，它们都由地位高的太监作保，其保险费相当可观。有一次，大总管阮进寿与二总管陆某因赌局欠账发生口角，大吵大闹起来。御前太监报告了溥仪。溥仪亲自前去查看，见到屋子里有赌具、烟枪等物，又听到他们二人相互揭露设立赌局、烟馆以及冒领官款等事，不禁勃然大怒，革掉了阮进寿的顶带，免了他的大总管职务，把二总管陆某也重责几十大板。
太监之间的等级差别除了职衔之外，还体现在差使本身。历朝在皇帝身边伺候的“御前太监”，都是挑选一些年轻、伶俐而又熟悉礼教的太监来充任的。他们穿着体面，大多是绫罗绸缎，待遇也较高。与之相比，其他各处的太监按规矩只能穿布衣布靴，而且即使是品级较高者有时也得听从御前太监的吩咐。非但一些笨活粗事须得他们去做，若没有皇帝的吩咐，其他各处的太监也不能随便进入皇帝所居宫殿。
不过，历朝宫中有权有势的大太监都是少数。清光绪年间，宫廷太监总计一千九百余名，其中总管太监十六名、首领太监一百五十二名，两者合计约占总数的８％多一点。绝大多数都是受尽屈辱与压迫的太监。他们长期处在主子与上层权监的双重蹂躏之下，非但时常受到主子的笞杖，还要受权监的欺压。
“性”的欲求与满足（1）
宦官虽然经过阉割而丧失了正常的“性”能力，但有许多迹象表明，他们仍有一定的“性”要求。从生理的角度讲，宦官的阳具虽被阉割，但性腺犹在，性激素仍有分泌，这就可能导致性要求的存在；从心理的角度讲，宫廷中皇帝与后妃之间的性事因宦官的特殊身份而并不避讳，这也可能对其形成刺激，进而诱发性的欲望。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心理的畸形发展反而会使其产生较常人更强烈的性欲望，所谓“聋者偏欲听声，盲者偏欲见光”，正是这个道理。据末代太监孙耀庭回忆，他年轻的时候像正常人一样有性欲，对女人异常感兴趣，而且早在涛贝勒府上当差时就偷看过“春宫图”，并兴奋得彻夜未眠。对男女之间的事情，他自认了解得也不次于常人。如在侍奉末代皇后婉容期间，孙耀庭一见她吃饭时对冷食皱眉头，就晓得“例假”又来了。凭这一点，就足以使一辈子没嫁过人的老宫女富妈对孙耀庭佩服得五体投地。
历代史籍对宦官生活方面的记载都较为罕见，但见于史载的宫廷性错乱行为，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都与宦官有关。这一方面表现为君主与宦官的同性恋关系；另一方面表现为后妃与宦官的通奸关系。就前者而言，古代宫廷中颇有玩弄男色之风，有的君主即以宦官作为同性恋对象。人们日常所说的“分桃”、“龙阳”、“断袖”等典故，其实都是一个个真实的历史故事。“分桃”的典故出自春秋时期卫灵公和其男宠弥子瑕；“龙阳”则是战国时期魏王的男宠。至于汉哀帝与董贤“断袖”的典故，更为人们所熟知。董贤既聪明又美丽，汉哀帝一见倾心，宠爱日甚，同起卧时相伴。有一次两人午后共寝，哀帝因有要事起床，但袖子压在董贤身下。哀帝不忍心惊醒他，便用刀子割断了衣袖。据统计，自西汉高祖至东汉哀帝，共有十位帝王有过同性恋的史迹，所宠之人相当一部分是年轻漂亮且带有女性化的宦官。历史上著名的游乐皇帝明武宗也有宠男之好，凡是受其宠爱的宦官，皆称“老儿当”，个个眉清目秀、聪明伶俐。明神宗万历皇帝曾“选垂髫内臣之慧且丽者十余曹，给事御前，或承恩与上同卧起，内廷指为十俊。”①
就后者而言，寡居的女主子为了满足性欲，亦常常因内廷役使的便利，把宦官作为性伴侣。秦国假宦官嫪毐与太后私通之事人所共知。尽管这是历史上由正常人假冒宦官的特例，但在一些野史记载中确实有因阉割未净而具有部分性功能的例证。香港医师陈存仁曾撰文称，清末民初名医马培之作为御医曾为慈禧太后看过病。为了摸清慈禧的病因，他通过贿赂慈禧身边的小太监，得知慈禧曾得过小产后遗症。马培之当然不信，指出其寡居多年，根本不可能怀孕。小太监解释说，慈禧与总管太监李莲英有情，而李莲英则是阉割未净之身。①再是从清代宫廷定期检查宦官下身的情形看，阉割之后性器的部分恢复也是可能的。据清末太监回忆，宫廷之内对宦官定期查体，时称“三年一小修，五年一大修”。那些阉割不净或阳具复起者，免不了都要再挨一刀，称“刷茬”，其痛苦程度绝不亚于初次阉割，甚至犹有过之。
无论是与君主的同性恋关系，还是与后妃的通奸关系，这在数以千万计的宦官中都是极少数。从历史资料分析，宦官性欲的宣泄对象主要有三类：一是教坊歌妓；二是宫女；三是奸掠他人妻女。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情形在历史上并非个别现象。《万历野获编·宦寺宣淫》条记载：
比来宦寺多蓄姬妾，以余所识三数人，至纳平康歌妓。今京师坊所谓两院者，专作宦者外宅，以故同类俱贱之。
及见《石允常传》，则国初更有异者。允常为浙之宁海人，举进士，为河南按察佥事，微行民间，闻哭声甚悲，廉知其女为阉宦逼奸而死。因闻之朝，捕宦抵罪。此洪武末年事。
景泰初年，大同右参将许贵奏：“镇守右少监韦力转，恨军妻不与奸宿，杖死其军。又与养子妻淫戏，射死养子。”事下巡按御史验问。天顺元年，工部左侍郎霍瑄又奏：“力转每宴辄命妓，复强娶所部女子为妾。”上怒，始遣人执之。
天顺六年，守备大同右少监为贵，收浣衣局所释妇女为妻，为都指挥杜鉴所讦。贵服罪，上命宥之。天顺七年，协守大同东路都知监右丞阮和娶妻纳婢，又拷掠军士甚酷，为其所讦。命锦衣官密察得实。上亦命宥之。
以上所列数条，除河南按察佥事石允常所闻所见系明朝初年外，大致都是明英宗末年之事，而所反映之史实，则显现了宦官宣淫的不同对象与方式。
客观地说，宦官是古代宫廷中处境最为悲惨的一群。他们虽已惨遭阉割，却仍然具有男人的性意识与相应的性要求，其满足方式尽管在常人看来有偏激或畸形的一面，然而这种心理与生理上的需要也有一定的合理性并理应受到人们的同情。从以上记载看，教坊歌妓无疑是其重要的性伙伴，而其他史料中的这类记载也相对较多。《宋史·宦者传》就记载宦官林亿年告老后曾养娼女盈利；同时还记载宦官陈源犯罪被贬，在贬所和妓女淫乱取乐，以至于被人怀疑是否真的阉宦。明代宦官中有不少人与娼妓成为至交，甚至干脆娶娼妓为妻妾，以纳为己好。由于明代宦官势力较大，收入丰厚，京城中也确实有不少娼妓甘愿与宦官来往。当然也有的宦官仗势欺人，夜宿而不付嫖资。明代万历年间就曾出现一趣事。当时宫中查出一个女扮男装的人，经审问后得知此人为都下妓女，被宫中宦官包奸已久，而宦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