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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港内专管搬运的苦力，我们监督着把物品从车上卸了下来，再用小车推进货栈和瑞士仓库。这时从天津和北平运来的各种包装箱已堆成了山，整个港内几乎每一个角落都放满了，它们都在等待美国轮船“哈里逊总统号”的到来。
我们总算去掉了一件心事，只是下午去北平的列车早就开走了。回营房已不可能，我们只好搭乘一辆黄包车，来到秦皇岛美国海军陆战队霍尔库姆营地过了夜，第二天才返回北平。
善克中校听完斯耐德尔的叙述，和同行交换了一下眼色，又沉默了大约二分钟，然后才问道：
“你确实在霍尔库姆营地住过一夜？”
“是的，这不会有错。”上士答。
“从日本侦探锭者留下的资料来看，此事你并未向他提起过？”
“是的。我今天向您所讲的故事，从来都没向任何人提起过。如果您不是出于一种公心，如果您不是远道专程而来，如果您不是一名称职的美国军人，那么对不起中校先生，您也将永远听不到这个动听的故事。”
“那个叫杰克逊的下士现在还在医院吗？”
“他在北海道患了肺炎，死了。”
“什么，死了？”
“是的。杰克逊下士死了，还有麦克中尉，也死了。不过，他们所知道的，我全说出来了。对不起，中校先生，整个过程就是这样。”上士结束了他的精彩叙述。
善克中校似乎还是很不甘心，又追问了一句：“你认为‘北京人’的失踪，会出在哪个环节上？”“这该死的‘北京人’，我想……是在秦皇岛出的问题，而不是在这之前。”斯耐德尔上士摇晃着浮肿的脑袋说完后，马上转入沉默，不再肯说哪怕一个字。
善克中校点点头，对上士的合作表示谢意。而后搀扶着斯耐德尔上士，走出会客室的大门。当晚，中校一夜难眠。他把斯耐德尔上士的话回味一遍后，认为上士提到的霍尔库姆营地倒是一个新的线索，那么问题会不会出在霍尔库姆营地呢？
第二天，善克中校又找来几个曾驻秦皇岛霍尔库姆营地的海军陆战队队员，希望能从他们嘴里再掏出一些新的情况。但这几个美国士兵对“北京人”丢失的事似乎并无兴趣，他们想的大概只是如何尽快回国和家人团聚。所以当得知中校是为寻找“北京人”而来时，他们当即表现出一副十分扫兴的样子。
“我请你们来，是想请你们谈谈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８日前后霍尔库姆营地及港内的情况。”中校的话说得很诚恳。
“我们只是从窗子里看到日本兵在港区乱翻乱砸，有关‘北京人’转运的具体情况，我们一点也不清楚。因为我们很快也被俘了，先是关在营区，后又押到天津。至于‘北京人’的头骨，我们从来就没有见到过……”
几个士兵对中校的提问漫不经心地敷衍几句后，再也无话可说。中校又问了几个不关痛痒的问题，感到再也问不出什么来了，便草草结束了与士兵们的对话。
但善克中校是一个办事执著的人，他的调查到此并未结束。他随后又在关岛美军医院查询了一个星期，当感到此地再也找不到什么新的线索后，便毅然决定亲自到北平协和医学院再做一些更详尽的调查。于是，中校把在关岛调查到的情况作了一番详细的分析记录，而后马上又率领着他的调查小组匆匆飞往中国北平。
中国的北平此时已是一副深秋景象。抗战结束后的北平协和医学院从长期蛰伏的睡眠中醒来后，此时又焕发出了它原有的活力。当年一些被关在集中营里的医务职员们又回到了各自的工作岗位，虚弱的身体经过战后的营养补充，很快就开始变得精神焕发起来。整个协和医学院上上下下，几乎全都陶醉在战争胜利后的兴奋和喜悦之中。
中国和日本———战胜国和战败国，毕竟是两种氛围，两种感觉。善克中校一踏进协和医学院的大门，便有一种解脱后的轻松之感。他找到协和医学院的领导人，说明来意，协和方面非常高兴，马上便给他做了很好的安排。
……
善克中校在协和医学院对几位当事人员一一进行了查询，而后又像当年日本侦探锭者一样，直赴秦皇岛，再去天津城。当该找的人找了，该去的地方去了，该查的疑点查了，所有的调查都到了该中止的时候，善克中校依然还是没有找到“北京人”。最后，善克中校找到裴文中，将上述情况作了说明后，才不得不带着万分沮丧和遗憾的心情离开了中国。
善克中校回到美国后，马上着手为盟军总部和美国联邦调查局写了一份寻找“北京人”的《备忘录》。在这份《备忘录》中，中校详细地叙述了他搜寻“北京人”的前后经过以及他对“北京人”失踪这一悬案的分析与思考。其中，他认为有的问题是个盲点；有的问题是个问号；有的问题是个死结；有的问题简直就是说不清道不明，稀里糊涂一团糟！而善克中校在这份《备忘录》中对“北京人”的最后推测是：或者“北京人”根本没有运到秦皇岛便已丢失，后来被日本人找到；或者“北京人”早已在日本人的枪托和皮靴下化为一片碎骨。而第一种可能性较大。
无论何种推测，美国中校和日本侦探的结果最终都是一样：没有搞清“北京人”的下落和去向；不同的是，美国中校没有像日本侦探那样剖腹自杀。
大约是１９４６年底或者１９４７年初，曾任中国代表团团长的朱世明将军接到了由盟军总部转来的关于善克中校调查“北京人”的《备忘录》副本。朱将军匆匆阅罢后，立即呈送国民党政府，并要求由中国政府组织一个专门调查小组，继续对“北京人”实施调查。
然而，此时的蒋介石政府正在筹划全面内战，哪有空闲顾及什么“北京人”。尽管朱世明、李济和裴文中等人几乎每天都在盼着上面的音信，上面却迟迟没有回音。
而这时，大洋彼岸另一位著名的古人类学大师，也在与死神的艰难对抗中，万分焦急地等待着哪怕任何一点有关“北京人”下落的消息。
１９４８年７月２２日，纽约上空阴云密布，一场暴雨即将来临。
著名的古人类学家、地质学家魏敦瑞大师躺在纽约医学院的一张病床上，两眼直直地望着天花板，一动不动，犹如一尊人体雕像。尽管魏敦瑞自知病入膏肓，却依然死也不肯瞑目。
自７年前那个落日的黄昏，大师得知“北京人”失踪的消息后，内心便一直忐忑不安，并一直绞尽脑汁，想尽办法，采用各种方式帮助寻找“北京人”。本来，中国的抗日战争结束后，他准备重返中国，亲自到那片曾经生活和工作过的土地上去寻找“北京人”，谁知中国很快又陷入了内战的汪洋大海之中。即便如此，大师也始终心有不甘，直到去年和今年上半年，他还连续两次给美国政府有关部门写信，打听“北京人”的详细情况，并希望能派他的助手、著名的古人类学家费尔塞维斯前往日本寻找。可惜没有结果。之后不久，费尔塞维斯在日本帝国博物馆发现梭罗人化石的事迹公布于世，大师为此备受鼓舞，立即拖着病重的身体找到华盛顿当局，请求派他和助手一起去日本寻找“北京人”。遗憾的是，他的这次请求受到了同样的冷遇。
就这样，大师卧床不起，整日躺在床上，且深知属于自己的生命已经不多了。但此时在他看来，这个世界似乎什么事情都可以舍弃，惟有一件事情却实在无法舍弃，这就是：“北京人”！现在，他惟一可以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向政府再次发出最后的呼吁。
于是，在那个暴风雨即将来临的夜晚，大师招呼身边的医护人员，将他从床上慢慢搀扶到写字台前，然后勉强撑起身体，用颤抖的手握住颤抖的笔，再用颤抖的笔一字一句地给美国政府写了他生前最后的一份报告，强烈呼吁政府想法继续寻找“北京人”！
多年之后，我们查到了这份报告：
内政部：
在科学上有着重要研究价值的珍贵的“北京人”化石，自１９４１年１２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神秘失踪，至今下落不明。它的丢失是洛克菲勒基金会以及世界古人类研究科学上的重大损失和不幸。凭我的预感，这些化石可能在日本人的掌握之下，并很好地藏匿在某个地方。上月，美国地质调查所费尔塞维斯先生，成功地在日本帝国博物馆发现了太平洋战争中日军从印度抢掠的梭罗人化石。这个发现再次提醒我们，“北京人”的发现已为时不晚。
为此，建议内政部成立一个“北京人”化石调查小组，由富有经验并熟悉情况的费尔塞维斯先生率领重返日本国土，进行不同于任何以往形式的探寻。如“北京人”能重新面世，那么美国政府的行动，无疑将对世界科学做出重大贡献，全世界的古人类研究者都要感谢美国政府在日本人的魔爪下，拯救了人类这伟大的财富。
大师的这份报告由他的助手费尔塞维斯呈送美国内政部后，同他此前所呈交的所有报告一样，依然泥牛入海无消息。
大师写完这份报告的第三天，便与世长辞了。这位把毕生精力都献给了古人类学的世界级大师，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念念不忘的仍是中国的“北京人”。他留下的惟一的一条遗嘱，就是请求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古人类部主任夏皮罗博士继续寻找“北京人”！
大师谢世后，全世界古人类学界的同仁们无不为之深感悲痛不已。大师一生的言行以及在科学事业上所表现出来的尽职精神，使熟悉他的每一位科学工作者都感动得流下了热泪。而他忠诚的朋友和同事夏皮罗博士恪守了他的临终遗言，从此在全世界范围内开始了对“北京人”无休无止的寻找。
夏皮罗时任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人类学部主任、美国人类学会副主席。１９４１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他曾在北平协和医学院任过三年的解剖学教授，并跟随魏敦瑞博士研究过一段时间“北京人”的生理结构。后来随着日美关系的日趋紧张，夏皮罗博士先于魏敦瑞两个月回到了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两人在回到美国后的岁月里，彼此肝胆相照，风雨同舟，一直共同坚持研究从北京运回的“北京人”化石模型。因此无论从考古事业上还是私人感情上，夏皮罗博士对寻找“北京人”之事都有着莫大的热情和义不容辞的责任。更何况，能寻找到“北京人”，也是夏皮罗后半生最大的愿望。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远在大洋彼岸的夏皮罗得知这一喜讯后，非常高兴。他立即加紧动手整理和研究有关“北京人”的各种资料，准备一有机会，便马上动身亲赴中国。
然而，正当夏皮罗力图说服美国政府派他亲自前往中国寻找“北京人”线索之时，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了。鸭绿江畔的隆隆炮声和熊熊战火，挡住了夏皮罗走出国门、寻找“北京人”的脚步。更为严重的是，就在这时，一份１９５０年３月２１日的香港《大公报》摆在了他的面前，其中一篇文章，看后简直令他目瞪口呆：
“北京人”被劫美国
裴文中根据种种事实判定
美日勾结掠夺我无价之宝
［本报北京通讯］“北京人”的发现者裴文中博士发表谈话，根据种种迹象，证明美国政府已将中国人民的无价财宝之一的“北京人”从日本运到美国纽约。
这个保存完整的“北京人”头骨，是１９２９年在河北房山县周口店发掘而得，我们可以骄傲地说，它是中国人民无价的财宝之一，因此，也就从来为帝国主义者所垂涎。“七·七”事变后，它被留在北平协和医学院，太平洋战争爆发时，辗转流落，不知去处。今天，要追问一下，我们的“北京人”究竟在哪里？
……根据以上的情形看来，日本人是在天津真的找到了“北京人”，不愿宣布，运到东京去了。因为自从说在天津找到了“北京人”之后，虽然后来又加否认，但以后永远没有再因“北京人”的事找过裴先生（１９４３年裴文中先生被捕受刑，关了５０多天，也与此事无关）。再说，查找“北京人”之时与“北京人”失踪时相距不久，押运“北京人”的美国海军陆战队都被关在丰台集中营里，日本人一定可以查询“北京人”失落的地方（北平至秦皇岛之间），他们那时统治了华北，自然能够由那个地方把“北京人”找到。因此，若干迹象证明，“北京人”已在美国。
日本投降后，路透社和国民党反动派的中央社，曾两次宣布说，“北京人”已在东京发现，并由日本人交给麦克阿瑟总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