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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朋友斯耐德尔
１９４６年２月１７日
夏皮罗看完后，不解地望着息式白，问：“这能说明什么呢？”
“是的，仅凭这封信，是不能看出什么的，但是如果当你了解了斯耐德尔和乔治蒂·赫本的情况后，也许您会兴趣大增。”息式白解释说。
“那就请你先谈谈吧！”夏皮罗说。
“赫本和斯耐德尔都是我在中国时结交的美国朋友。”息式白缓缓说道，“赫本在一家商行工作，主要充当中美双方生意上的中间联络人。斯耐德尔是驻北平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员，也就是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４日开着卡车到协和医学院拉装有‘北京人’化石箱子的那个海军上士。据我当时所知道的情况，赫本与美国驻北平公使馆的一名职员和斯耐德尔都同居过，而斯耐德尔与北平协和医学院一名姓张的中国女职员关系也十分密切。在这名中国女职员任讲解员期间，曾经带斯耐德尔到实验室看过‘北京人’化石。这就是说，美国驻北平公使馆的职员以及赫本、斯耐德尔、中国女职员这４个人，均有单线联系或者彼此都相识。由此可以推论，他们４人都可能知道‘北京人’化石和转运的时间以及这批化石的价值。当然，这些情况还不能令我们怀疑他们参与了‘北京人’事件，只是当我重新发现这封信并为此思考时，又让我想起３０多年前我未放在心里的一些事情。”
“什么事情？能讲讲吗？”
“当然可以。”息式白说，“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４日那天，当斯耐德尔驾驶卡车来到协和医学院的装货台时，他按响了汽车喇叭。当时我正在靠装货台一幢楼房的二层房间里做事，听到喇叭响声后我向下看去，斯耐德尔正从汽车驾驶室跳了下来。
“当我走出房间欲回实验室时，看到货物包括装‘北京人’化石的箱子都装上了汽车，并且盛化石的箱子放在了汽车的最后头。因为我对这两个箱子比较熟悉，一看就知道是装‘北京人’化石的那两个。同时我还看到那位姓张的中国女职员正站在汽车旁和斯耐德尔说着什么。因为他们是亲密的朋友，我当时没有想得更多，只是急着处理自己的事务去了。
“那天，我记不清从实验室出来要上街办一件什么急事了，只记得当我乘坐一辆黄包车路过南河沿１４号时，看到斯耐德尔的卡车停在了路旁，而卡车不远处是赫本的私人住宅。当时我没有看到斯耐德尔，也未见到赫本，尽管黄包车载着我一闪而过，但我的记忆告诉我，那辆卡车就是斯耐德尔刚从协和医学院开出来的。”
说到这里，息式白停止了叙述。
“后来呢？”夏皮罗追问道。
“后来？后来‘北京人’就失踪了。”息式白略带幽默地说。
沉思片刻，夏皮罗又问道：“你接到斯耐德尔的信后，告诉他赫本的地址了吗？”
“告诉了。但我当时只知道赫本已离开北平去上海了，具体地址和她干什么工作都不太清楚，我向斯耐德尔提供的惟一的一点线索，是通过美国驻上海领事馆转交的。
“后来斯耐德尔再也没有给我来信，估计已经回美国了。当然，我也一直未能得到赫本的消息。至于斯耐德尔后来是否与赫本联系上了，以及‘那份珍贵的东西’赫本是不是还给了斯耐德尔，我也同样一概不知。你知道，中国内战不久，美国人又开始大批地回国了。”
“你的意思是说，是斯耐德尔中途劫持了‘北京人’化石，或者说是使用了调包之计？”夏皮罗有些惊奇地问道。
“难道你认为没有这种可能吗？”息式白自信地说，“我总在这样琢磨，为什么海军陆战队正好派了对‘北京人’化石有所了解的斯耐德尔到协和医学院去装运化石？那位姓张的中国女职员在斯耐德尔装车过程中出现，是在真的谈情说爱还是有别的企图？斯耐德尔中途违犯纪律私自将车停在赫本的家门口，又意味着什么？还有，那份令斯耐德尔惦念不忘，并四处打听赫本的下落，大有非要追回不可的‘珍贵的东西’，如果不是‘北京人’化石，又是什么？这一连串的疑问，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
此刻的夏皮罗已经难以控制自己的情绪了，他站起来，一边在办公室来回走动着，一边无限感叹地说道：“历史真是太奇妙了，太奇妙了！现在，我们似乎可以作如下的推理：在转运‘北京人’化石之前，斯耐德尔和赫本很可能通过协和医学院姓张的中国职员和美国公使馆的职员知道了‘北京人’即将转运美国的消息，于是，他们两个便秘密制定了一个劫持‘北京人’化石的阴谋，这个阴谋或许那两个有意或无意提供情报的人并不知道。当海军陆战队要派人去协和医学院装运‘北京人’化石时，斯耐德尔首先踊跃报名把这个差使揽了过来，因为据当时一些在中国服役的美海军陆战队员们讲，像这样的公差大多都是靠自觉报名参加的，除非在没有人愿意去干的情况下，才由上司指派。
“斯耐德乐的报名被批准后，便驾车来到了协和医学院，再用汽车的喇叭声将那位姓张的中国女职员呼了出来，而后斯耐德尔采用闲聊的方式，从姓张的嘴里知道了是哪个箱子装有‘北京人’化石，并在装车时故意将它放在了车厢的最后。当然，那位姓张的中国女职员并不知道斯耐德尔的阴谋，如果知道的话，我想她是不会透露的。
“斯耐德尔把装有‘北京人’化石的木箱装好后，便将车开出协和医学院而后直奔南河沿赫本的家门，紧接着按照事先和赫本商定好的计划，将装有‘北京人’化石的箱子抬进里屋，用早已准备好的螺丝刀或别的什么锐器，将箱子撬开，然后取出了朝思暮想的‘北京人’化石。接下去，他们再将事先准备好的一些玻璃瓶之类的医疗仪器或者别的什么东西，装进原来的空箱里，再按原样封好，然后重新装上停在门口的卡车。这个过程如果事先准备得很充分的话，我想只需１５分钟。”
“问题是，夏皮罗先生，当时和斯耐德尔一起去协和医学院拉装有‘北京人’化石箱子的，还有陆战队的一位下士。这该如何解释呢？”息式白插话道。夏皮罗想了想，继续说道：“至于如何对待那位下士，我想斯耐德尔肯定早就想好对策的，或利诱？或威胁？或暂时将他引向一边？总之，斯耐德尔想法迫使他在以后的岁月中无法讲出这个事实。当然这仅仅是我的一种臆想和推测。”“那么往后的事情又是何以发展的呢？”息式白再次插话道。“也许由于斯耐德尔曾去协和医学院拉过‘北京人’化石，所以前往秦皇岛押送‘北京人’化石的重任也落在了他的肩上。当然，也许他是通过什么办法主动争取到的。后来，由于意外地爆发了战争，使斯耐德尔还未来得及处理那批劫持的‘北京人’化石就遭到被俘，接着又匆匆押往日本。正是因为战争的突然爆发，使斯耐德尔与赫本失去了联系，但他并没有忘记那批掌握在赫本手上的‘北京人’！于是，战争结束后，他便迫不及待地向你写信打听赫本的地址。息式白女士，你看是不是这样？”
息式白笑了笑，说：“我在中国时学了一句话，叫做‘英雄所见略同’。看来我们很有共同之处。”
“不过，这个推理虽然有些道理，但毕竟是一种推理。我更愿意把它看作是一篇侦破小说。”夏皮罗严肃地说。
“不论像什么。我想这总是一条不可舍弃的线索，何况不少侦破小说就是根据实际案情写成的。”息式白同样严肃地说。
“只是我们尚不知斯耐德尔和赫本后来联系的情况，也不知这两人现在居住何处。”夏皮罗说完，望着息式白。
“看来要想找到赫本是有些困难，但我想斯耐德尔还是可以通过各种渠道找到的，比如说通过海军总部，或者原在中国的海军陆战队员。不管他和赫本联系的情况怎样，只要能找到他本人，这件事就有可能出现意想不到的结果。”息式白依然颇为自信地说。
“但是，如果斯耐德尔真的参与了劫持‘北京人’化石一案，事情恐怕就没有这么简单了。”夏皮罗说，“所以我建议，还是请美国联邦调查局插手这件事为好。”
“如果美国联邦调查局能插手，当然是再好不过了。”
“这样吧，息式白女士，你回去后尽快将我们刚才的谈话内容打印一份《备忘录》给我，然后由我出面督促联邦调查局派人调查此案。”
“好的。再见。”
５天后，夏皮罗将息式白打印好的《备忘录》连同斯耐德尔那封已经发黄的私人信件，一同交给了美国联邦调查局驻纽约机构。
一周后，夏皮罗意外地得到答复，美国联邦调查局决定立案侦察此事。
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工作效率是用不着怀疑的。在高速旋转的侦察机器的配合下，他们只用了大概三四天时间，便将现供职于纽约对外贸易总公司的斯耐德尔的情况尽握手中。很快，他们将斯耐德尔“请”到了联邦调查局的办公室，而后由调查此案的侦探巴利哈顿对斯耐德尔进行了首次审讯。
从有关资料中，我们查到了这次审讯记录：
巴利哈顿：“斯耐德尔，你和乔治蒂·赫本是什么时候分手的？”
斯耐德尔：“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７日‘珍珠港事件’的前几天，具体日期已记不起来了。”
巴利哈顿：“你是否有东西放在她那里保管？”
斯耐德尔：“有的。”
巴利哈顿：“是什么东西？在你离开中国之前她还给你了吗？”
斯耐德尔：“其实没什么值钱的东西，不过是几件军服和几套普通的中国茶具而已。因为我很快被俘，没来得及拿回和带走这些东西。我想她也许早就扔掉了，你知道那时的北平已变成了日本人的天下。”
巴利哈顿：“现在你知道赫本居住在哪里吗？”
斯耐德尔：“不知道。自从１９４１年１２月我在中国被俘后，就再也没有得到她的音信。”
巴利哈顿：“你在关岛疗养的时候，给息式白女士写过信吗？”
斯耐德尔：“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实在记不清了，可能写过，也可能没写过。那时我想的是尽快养好身体返回本土。”
就这样，巴利哈顿的首次询问毫无结果。
正面进攻无效，巴利哈顿决定暗查。从斯耐德尔的眼神中，巴利哈顿已经隐约感觉到了这位前海军陆战队员的一丝惊慌，这种惊慌说明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斯耐德尔的确参与了劫持“北京人”化石的事件；另一种是没有参与但又害怕把事情弄到自己头上，因为他毕竟是参与装运“北京人”化石全过程的唯一健在者。巴利哈顿认为，如果是第一种可能的话，那么在调查局开始注意他之后，他一定会有一些反常的举动，或设法销毁罪证，或为掌握“北京人”化石的人通风报信，或转移化石的藏匿地点。而要及时掌握他的这些行动，就只有用秘密监视的方法予以对付。于是，巴利哈顿很快开始了他的秘密行动。
果然，５天后，奇怪的事发生了。
据息式白后来撰文说，１９７４年１０月３１日早晨，斯耐德尔和往常一样离开了自己的公寓，驱车驶向大街。躲在附近一家咖啡馆的巴利哈顿侦探亲眼目睹斯耐德尔消失于人流半小时后，便将电话打到了斯耐德尔的办公室。当斯耐德尔拿起电话时，巴利哈顿说了声“对不起先生，拨错电话了。”又很快将电话扣死。之后，他驾车来到纽约对外贸易公司外一家高层酒店，独自登上１３层客厅，然后开始暗中向外窥视。这间客厅的窗子正好和斯耐德尔办公室的窗子相对，这是巴利哈顿早在５天前就选好的地方。
这天早晨纽约上空阴云密布，大约９点左右，天空便开始下起了淅淅沥沥的小雨，后来雨越下越大并伴有冷人的寒风。当天的气象预报说，下午和夜间将有大雨，并伴有小雪，气温将继续下降。
暗中监视了一天的巴利哈顿好不容易熬到了下班时间，当看到了斯耐德尔在收拾提包和办公桌时，他瞥了一眼手表，正是下午６点半。于是，他快步走出酒楼，闪身钻进自己那辆“费尔兰”牌小汽车，然后随时准备跟踪斯耐德尔的“查韦”牌小汽车。不一会儿，斯耐德尔钻进了自己的车里，巴利哈顿紧随其后，眼望着斯耐德尔进了自己的公寓，巴利哈顿才把车停在不远处，而后到前面的一个小吃部买了一个汉堡包，又回到车里坐定，看斯耐德尔夜间到底有什么活动。
大约８点３０分左右，斯耐德尔身穿一件皮毛领子的翻皮外套从公寓走了出来。他把一堆东西放入车内，又站直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