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作者：伊文思
申明：本书由 （。。）自网络收集整理制作；仅供预览交流学习使用；版权归原作者和出版社所有；如果喜欢；请支持订阅购买正版。
中文版序言
50年代中期，一位年轻的英国绅士来到中国，担任英国驻华代办处的政治参赞。他到中国后，最早干的几项重要工作之一就是把1956年邓小平在党的八大上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传递回英国，那时的伊文思先生，对邓小平知之不多，也不懂得共产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然而，他却为邓小平的报告所深深吸引，并对邓小平本人产生了兴趣。
在以后的三十多年中，一直从事外交工作的伊文思先生，不论在北京，还是在伦敦，不论在日内瓦，还是在巴黎，始终关注着中国，关注着邓小平。1984年至1988年，他担任了英国驻华大使，加深了对中国的了解，并参与了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会谈，为促进中英友好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经过多年的努力，1993年伊文思先生完成了《邓小平传》（英文原名为《邓小平与当代中国的诞生》）一书，将他三十多年来对中国历史的了解，对中国共产党的了解，尤其是对邓小平本人的了解展示给了广大读者。
在这部书中，伊文思先生按时间顺序分十五章 ，叙述了1904至1993年邓小平的主要历史活动，展示了一位“农民的儿子”到“国家领导人”到光荣退休的革命历程。
由于本书作者是国外人士，其立场和观点与国内学术界有不尽一致的地万，某些提法亦是我们所不能接受的，仅供参考。另外，由于本书涉及众多的历史事件与人物，时间跨度大，内容上难免有不够准确之处，请读者在阅读时加以鉴别。为忠实于原著，除第十四、十五章 个别地方作了些删节之外，翻译、编辑时只对明显错误的史实做了必要的订正。
参加本书翻译工作的有：
姜淑萍（第一——三章 ）、于冰（第四——五章 ）、刘金田（第六章 ）、
施肇域（第七章 ）。张爱茹（第八——九章 ）、王宁（第十章）、
阎建琪（第十一章 ）、武市红（第十二——十三章 及结论）、
高屹（第十四——十五章 ）。
武市红负责全书译文的校订和最后统稿。
邓小平传……第一章 农民的儿子
第一章 农民的儿子
1904－1920年
邓小平本名邓希贤，参加革命后才取名邓小平。他1904年8月22日出生在中国西南最大的省——四川省的农村，农历是七月十二日。邓小平本人年轻时一直使用这个出生日期。根据20年代的记载，他在法国勤工俭学时所登记的出生日期也是7月12日。
邓小平的父亲叫邓文明，是一个小地主。母亲淡氏，是邓文明的第二个妻子。他们居住在距广安县城几里远的牌坊村。广安县位于四川省的东部，这里遍布着小山和小溪。邓文明拥有大约10公顷土地，在好的年份，足能收获10吨粮食，广安是一个相当大的地方，拥有几干户居民，但是这里不是四川最繁华的地区。四川的动脉长江，从西南穿越全省流向东北，途中汇合了不少支流。广安坐落在长江的支流嘉陵江边，但距河谷还有很长的距离。广安距省会成都二百多英里，要绕过几座绵亘的山脉，距最近的城市重庆也有一百英里。
在邓小平出世二百年以前，邓文明的祖先从华南移居四川。他们本是客家人。客家人是汉族的一部分，原居住在中原，后来迁移至南方，在这之前的几个世纪里，他们的情况还是神秘的。客家人所讲的方言和所保持的风俗习惯，与中国南方当地的其他汉族人和非汉族人都不同，然而，邓家或许在迁至四川前就已经放弃了客家人的生活方式，到了18世纪初更加可以肯定。因为此时邓家出了一位名人，他在朝廷里做了大官。这个人叫邓时敏，在乾隆时当过翰林、大理寺正卿。1774年邓时敏告老还乡。他死后不久，人们为了纪念他，在村口建起了一座牌坊，上面雕刻着皇帝的御笔，这个村子从此就改叫牌坊村了。“文化大革命”中，这作为邓小平的罪状，村子被改名为反修生产队，牌坊也被捣毁。尽管后来村子又恢复了原来的名字，但牌坊却没有重建。
邓文明是个精力充沛、乐观向上，喜欢社交的人。在邓小平离开家以后的生活中，邓文明一度曾成为广安县及其周围地区有影响的人物，指挥过几百人的民军。牌坊村那些还记得他的老人对外国游客介绍说，邓文明乐于同人交往，在调解地方争端时处事公道。在家里，他严格而又谦和。他对孩子们的训戒是严厉的，但当孩子们犯错误时，他仍愿意倾听他们的陈述。他生前没有照片，人们记得，他中年时谢顶，蓄着大胡子。邓小平倒一直没有谢顶，但他似乎继承了他父亲的性格——自信、有抱负、处事果断。
邓小平的母亲并不引人注目。当邓文明确定第一个妻子张氏不能生育时娶了淡氏。淡氏的娘家家境可能很不错。她嫁到邓家时的嫁妆是一张雕刻精巧并上了红漆的大红木床。这样的嫁妆，贫穷的父母是提供不起的（邓小平就出生在这张床上。80年代在邓文明的旧居里仍能看到它）。淡氏为邓文明生了四个孩子，邓小平排行第二，也是三个儿子中最大的一个。后来，大概在1920年邓小平离开家之前，淡氏变得体弱多病，20年代后期她便去世了，据说死于结核病。设人写过成讲过她同她的孩子们的关系，所以很难推断她对孩子们有什么样的影响，或者说孩子们对她怎么样地依恋。
邓文明以后又结过两次婚。他的第三个妻子萧氏为她生了第四个儿子。第四个妻子夏伯根是船工的女儿，只比邓小平大一岁＊，为邓文明生了两个女儿。夏以前 （＊夏伯根比邓小平大两岁。－－－译注）结过婚，她是带着一个女儿嫁到邓文明家来的。因此，邓小平总共有一个姐姐、两个弟弟、一个同父异母弟弟、两个同父异母妹妹、还有一个异父异母妹妹①。因为他十六岁就离开了家，而且再也没有回去过，所以他直到四十多岁，才见到了这几位异父或异母的兄弟姐妹。但他却永远也见不到他那位同父异母小妹妹了。1949年，就在邓小平作为共产党部队的政委攻克四川前夕，她去世了。
在中国，起名字没有约定的标准。父母从所有的语言词汇中选择一两个字，表达他们对孩子的愿望或期望（在邓小平出生的那个时候，往往表达的只是父亲的愿望或期望）或者是为孩子的出生讨个吉利。邓文明为他的长子取名为希贤，这两个字的意思是“渴望”和“善良”，寓示有才智。邓文明还给他取了一个表示他在家族中的辈份的名字，即先圣。他的姐姐已被取名先烈，邓文明接下去给后来出生的他的所有孩子都取了以“先”字开头的名字。邓文明的第三个和第四个妻子所生的孩子们一生都使用这祥指定的名字。而邓小平和他的两个同父母的弟弟则不是，他们后来都改了名。
邓小平出生和长大的那座房子80年代时依然存在，只是被当地干部进行过相当大的修缮，他们想把它变成一个博物馆。不论过去还是现在，这所房子虽然宽敞，但极普通。这栋大宅共有二十二个房间，房屋与房屋之间用很高的木梁隔开。后来拆了右厢房，房间就没有那么多了。庭院是铺设过的，但屋顶在邓的童年时代是用茅草覆盖的。窗户是纸糊的长条格子窗。有些房间是硬泥地。没有自来水。可以肯定，邓吃得很好，而且冬天有温暖的被窝可睡。但他的房间里并没有悬挂什么字画，也没摆设贵重的家具。
邓文明属于中国传统的统治阶层——读书人中的最低层。他的地位不是继承来的，也不是靠财富获得的，而是靠他所受的教育。跟他的祖先邓时敏一样，他读过几年私塾，学过文言文和中国古代的文史哲。但与他的先辈不同的是，他没有参加过科举考试。邓文明可能在重庆的一所现代法政学校学习过一二年。邓文明所交往的都是些地方官员和当地有地位的头面人物。所以，他享有一些特权，诸如可以免除一些义务和劳务，一旦犯法，也不必受肉体上的刑罚等。
邓文明因此在当地颇有名望。他也是位很传统的人物。哥老会是中国最古老的秘密结社之一，它在四川最强盛。邓文明就参加了哥老会的协兴乡分会，后来还当上了它的首领。他笃信佛教，经常去庙里拜怫。1938年的一天，＊他在拜佛后回家的路上，被士匪或仇敌暗杀＊应为1936年。－－－译注了。他同邓小平的母亲结婚时，第一个妻子还活着，＊＊而＊＊此处有误，邓文明同邓小平的母亲结婚时第一个妻子已经去世。——译注且仍然生活在池的家里，这是一种非常传统的做法。
在教育方面，邓文明却很跟得上时代。邓小平开始在一个老式私塾接受教育②。两年以后，池七岁时，转到一所新式小学就读。四五年以后，升入广安中学，成为一名寄宿生，每星期回家一次。所以他从早期起就学习了现代科学——数学、自然科学和地理，并且学的是白话文，而不是过去一直使用的文言文。
关于邓小平的学校生活没有什么文字记载，与毛泽东、周恩来不同，他从未向外国人谈起过这些。不过多少也有一些趣闻轶事。80年代，牌坊村的老人们，包括他的舅父淡以兴，对外国来访者说，邓儿时是个活泼、聪明的孩子，喜欢和同学们玩游戏，而且学东西非常快。其中有人说，他读书只朗读三遍便能够记住并背诵出来（七十年后，邓小平的桥牌搭档和亲密的政治伙伴万里向一位外国人透露，邓小平对牌的记忆力非常好，这就使他比技术水平相当的选手略胜一筹）③。这些老人们还说，邓小时候也是个有主见的孩子，即使有些事情是违反传统道德的，做了会受到惩罚，他还是无所畏惧，照样去做。
按照新的教育制度，在十八九岁之前，邓应该呆在中学，然后，如果他学得很好，并且他与他的父亲都有这样的愿望，他就可以到一所设在成都或重庆的高等学校继续学习。然而在1918年的某个时候或1919年初，他才只有十四岁时，邓文明从重庆给他儿子写信说，他从当地报纸上看到一则广告，内容是，重庆即将开设一所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培训年轻男子（或许也有年轻女子）准备到法国“勤工俭学”。他问邓小平是否想进这所学校。邓文明还给他的弟弟邓绍圣发了一封类似的信，邓绍圣只比邓小平年长三岁。他们两人都没有马上答复，但也没有拖延太长时间。1919年夏未或初秋，他们离开牌坊村，进了重庆的这所学校。
从表面看，邓文明的举动难以解释。邓小平还只是个孩子，对广安这个小天地之外的生活毫无经验，他的叔父的经验也不会更多。他们都未受过培训或教育，对应付遥远的外国的不稳定的生活缺乏准备。除此之外，邓文明一定已经意识到，送他的长子到法国去读书，其结果意味着他们的家庭将失去这个儿子。如果邓小平衣袋里揣着工科毕业证书回到中国的话，他一定不会想成为一个农民，而且他不可能想在只有很少工业的四川工作。
可以推测，邓文明是受了一个热衷推动留学运动的人甚至可能是个外国人的影响，或者他已经发现他儿子很任性，便想把他送走。然而这些可能性没有任何根据。而且当时的实际情况也与这几种推测不符。重庆这所学校的创始人吴玉章是成都的一位教师。邓文明应该没有见过他。20年代时由于热心支持四川学子出国留学而知名的杨森也是广安人，他和邓文明是同时代的人，但在邓小平成长的过程中他并不在广安。当时有一个法国传教士在广安，但邓文明是个虔诚的佛教徒，不可能和法国教土有所来往。至于邓小平他们父子间的关系，据牌坊村的老人们讲，两人犹如同辈朋友那般亲近。因此邓文明送儿子去法国这一举动似可以简单地解释为，一个做父亲的远大抱负、爱国心以及他对整个世界形势的了解。
毫无疑问，邓文明非常关注国家政治，他所参加的哥老会当时正参与四川的保路运动。他让他的儿子和弟弟到法国去的行为就是关心政治的一种体现。对他来说，了解四川和整个国家所发生的事情并不难。到了20世纪初，大多数城镇都有了电报局，大量地方报纸和杂志的发行是当时的一个特色。村中父老相传，他到茶馆里喝茶的时间很多，而茶馆正是交流地方和国家新闻的中心。
即使邓文明在家不多谈政治，邓小平在1915年或19l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