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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乌克兰乡间到克里姆林宫（1）
外祖母如果不是那么固执，我本来可能出生在美国。 斯大林对德军入侵后来莫斯科的第一位美国高级官员说：希特勒入侵很突然。其实此前斯大林与希特勒相互都十分欣赏对方。 德国突然入侵，斯大林羞愤难当。 我总有一种感觉，早在一个人的意识觉醒之前所发生的事情，会保留在他的记忆之中。也许，这些近乎活生生的形象，是晚些时候由脑细胞定型的。并且那些没有意识到、似乎没有意义的真实事件、大人们的谈话、听到的故事、旧时的肖像画以及外祖母相册中的照片，也可能来自儿时的梦境。可是现在，当我在脑海里回顾自己的一生时，眼前出现了那些幼年时代亲身见证过的事情，而且还有一些非常清晰的景象，那是我出世之前发生的事件…… 我看见，那是一间非常雅致的客厅，深红色缎子窗幔和绣花窗帘用绳子扎了起来，有舒适的高背椅子，一张小桌上铺着奶油色长流苏餐桌布。地板上铺着厚地毯和白熊皮。熊的脑袋以及尖尖的牙齿活灵活现。壁炉里劈柴在噼里啪啦地燃着。外祖母和妈妈进来了。跟他们一起进来的，是一位佩带圣乔治铁十字勋章的年轻军官。这是妈妈的哥哥——我的舅舅廖尼亚，他刚从前线回来。廖尼亚舅舅的头发修剪得整整齐齐，梳成平分头。他坐在钢琴旁边，于是客厅里充满了让我迷醉的音乐，严严实实地包裹住了我。然后，这个画面逐渐暗淡下来，慢慢地消失于无形之中…… 餐厅里十分敞亮，光线充足。桌子头上放着黄铜茶炉，像木桶一般大、闪闪发亮。桌旁有几张维也纳式弯背椅子。爸爸和妈妈吃着美味的家常烤饼，喝着茶。突然，妈妈的妈妈——我的外祖母——快步走了进来，她身穿白色绣花连衣裙，拿同样颜色的阳伞，头戴阔檐凉帽。外祖母酷爱玩跑马。她刚刚从跑马场回来，看上去垂头丧气。 “你又输啦？”妈妈问道。 “别提啦，孩子们。我还会赢回来的。不过现在，所有的东西都得拿出来。我押上了几个戒指，项链，手链等等。还有你们曾祖父的金表。” 外祖母疲倦地慢慢坐到椅子上。她看上去像是做了错事，非常失落。 “别难过，这你又不是第一次。只是曾祖父的金表要快点赎回来。米沙，”妈妈对爸爸说，“我们现在就去把它赎回来吧。” “不要，不要，”外祖母抗议说，“这是我的事情。我要自己弥补这个过错。” 父亲微笑着，对母亲点了点头。父亲长着一头黑发，留着小胡子。他衣着讲究，长长的咖啡色礼服裹着运动员一般的身材，雪白的袖口浆得笔挺，条纹领带打成花结。 曾外祖父（我的曾曾外祖父）在家里很受尊重。他是家族的骄傲。在世的时候，他曾经号称是“俄国浪漫歌曲之父”。他叫尼姑拉·阿列克赛耶维奇·季托夫，出生于1800年（卒于1875年），是普希金的同时代人和崇拜者。他把普希金的许多诗歌谱上乐曲。我们特别喜爱，也经常演唱由曾曾外祖父谱曲，大诗人1827年11月6日夜创作的《护身符》： 在那大海澎湃的地方 在空荡荡的峭壁上 那儿的月光更暖人 在那暗夜甜蜜的一刻 穆斯林裹着自己的日子 在后宫享乐 女巫，温存地 赠给我护身符 曾曾外祖父一生谱写了一百多首浪漫歌曲、进行曲、卡德里尔舞曲以及华尔兹舞曲等等。他的几个作品到现在仍在传唱：如《车夫曲》，《神灯》，《亲爱的母亲》，《狡猾的朋友》等等。 直到战前，我们家保存着他的画像：一个长着浓密连鬓胡子，佩带穗肩章，胸前挂星形安德列勋章的赳赳武夫。 我的脑海里另外还有一个幻象：彼得格勒郊外克罗妙吉地方的木头达恰。一个阳光灿烂的春日。挂满葡萄藤的外廊上，藤椅里坐着两个女人——外祖母身穿白衬衣黑裙子，手里拿着莱蒙托夫诗集，而妈妈则穿着宽大的玫瑰长袍。她在给童罩衣缝绣花彩带。家里正在准备增添人口。这是我很快就要出生了。这时，父亲乘马车从近郊火车站来了。平常十分稳当而持重的父亲，今天却掩饰不住自己激动的心情： “怎么啦？”母亲感受到了他的心情，便问道。 “我要跟你谈一谈，”父亲回答说，然后转向外祖母，向她道歉。 “你不要激动。”父亲说，“没有什么大事。只不过让我率领一个采购委员会。要去美国采购军舰和商船。去的时间很长，你跟我一起去。” “啊呀，”母亲叹道，“真是不巧。我马上就要生了。并且还在打仗……” “没关系，我们坐大船去，那上面有医生，有事的话可以帮忙。并且，你还有两个月才生。那时候我们都到纽约了……” 那是1916年的早春。而我是7月2日出生的…… 他们回到了外廊。 “出什么事了？” 父亲做了一番解释。 “绝对不行！”外祖母坚决地表示反对，“她这个样子怎么能够飘洋过海？现在正是世界大战，大西洋里有德国的潜水艇。美国那里的情况又怎么样？先让她生了，让孩子长大些，然后再去。” 父亲试图说服她，但是没有用。并且妈妈也开始怀疑：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从乌克兰乡间到克里姆林宫（2）
“要不，你自己去？” “绝对不行，只能一起走。” “米哈伊尔·巴甫洛维奇，您怎么能让妻子和孩子冒这种危险？”外祖母突然换了非常正式的语调责备说。 外祖母出身于一个富足的家庭。她确信，只有在家里，在彼得格勒，才具备一切必要条件保证她的外孙顺利降生。我的母亲也是受这种教育长大的，她毕业于斯莫尔尼贵族女子学院，还不适应这些令人怀疑的冒险，譬如快要临盆的时候坐船去美国。而父亲，米沙，外省中学教师的儿子，一个孤儿，习惯了各种乱七八糟的事情。所以，她不会放女儿走的。 “那么我也留下，”父亲坚决地说，“我放弃这个差事。” 要是他们那个时候知道，内战期间及内战之后我们一家人要经受多少痛苦，飘洋过海，即便有德国潜水艇的威胁，也会让他们觉得像是一次游览而已。就这样，当我还在娘胎里的时候，我一生中意义重大的机会，就跟我开了第一个玩笑。如果外祖母不是那样固执，我会出生在美国。所以，很有可能作罗斯福，而不是斯大林的翻译…… 克里姆林宫人民委员苏维埃大楼北翼，在我那间小小的办公室里，非常安静。惟一可以听见的，只是每一刻钟从斯帕斯塔楼上传来的大钟齐鸣的声音。窗户上挂着黑色窗帘：那是1941年7月末，随时都有可能响起空袭警报，通知德国轰炸机正在飞临。已经是深夜了，但是，整个庞大的政府机构还在继续运转。斯大林还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忙着，所以，每个高级领导人，不管是政治局委员还是军方的负责人，都在各自的岗位上等待着——“主人”随时可能召见。 一个小时之前，国防工业人民委员乌斯基诺夫通过克里姆林宫内线电话问我，莫洛托夫有没有回家（1940年春天，我跟乌斯基诺夫一起在埃森的克虏伯工厂工作过）。他直率地说，自己把所有的事情都处理完了，所以是可以回家的。但是，“主人”不喜欢自己的下属找不到。而莫洛托夫回家，则是斯大林再也不会叫任何人的准确信号。 “你的头走的时候，请给我说一声，”我听到他疲倦的声音。“我得早起，要去靶场。哪怕有一两个小时合一下眼也好啊。” 但是，据我所知，莫洛托夫还没有打算走。今天，斯大林跟抵达莫斯科的罗斯福总统私人代表哈里·霍普金斯有一次长谈。斯大林对此次访问抱着很大的期望。德军入侵伊始进展神速，这迫使他寻找盟友，而美国毫无疑问是最合适不过的了。他尽最大努力来说服总统特使：苏联不会投降，并将战斗到完全战胜法西斯。斯大林许诺，在跟霍普金斯的下一次谈话中，将会拿出苏联所需要的军事物资的详细清单。所以，莫洛托夫，以及米高扬还有军事专家等正在忙于准备所需要的文件。 早晨，政治局委员们必须知道斯大林与美国特使——这也是希特勒入侵之后从美国来莫斯科的第一个高级官员——谈话的内容。我的任务，是拿着翻译这次谈话的巴甫洛夫匆匆之间作的笔记，与已经准备好的记录进行核对。 这次谈话，有一个地方使我感到厌恶。斯大林对霍普金斯说，希特勒对苏联的入侵十分突然。他斯大林曾经认为，现在希特勒不会进攻。虽然对我们大家来说，斯大林是不容置疑的权威，但是，我很难同意他的论断。怎么会这样？要知道，我们驻柏林大使馆掌握了德国人正在准备入侵的准确情报。我们甚至知道确切的日期——6月22日凌晨。大使馆把所有这些情报都送到了莫斯科。难道没有把这些情况报告给斯大林？况且，情报不仅仅来自驻德国大使杰卡诺佐夫，而且也来自驻德国武官图比科夫和海军武官沃伦措夫。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可靠的情报来源，并且所有的资料都是吻合的。 最终，6月21日夜间，“主人”的桌子上，送上了一份报告。投诚的士兵冒着生命危险，渡过布格河和第聂伯河，在最后一刻警告苏军指挥部，再过几个小时马上就要开始入侵了。 斯大林也没有相信这些东西。无所不知，无所不见的“各族人民领袖”突然之间变成了瞎子。 毫无疑问，斯大林明白，霍普金斯至少也知道传递到莫斯科的警示。他用自己“突然袭击”这套说辞，想先发制人，不要让美国客人提出一些困惑不解的问题。而霍普金斯这样深具洞察力的人又是怎么想这个小把戏的？他不能假设，在僵硬的斯大林国家体系中，下属胆敢向“各族人民领袖”隐匿如此重要的情报？霍普金斯应该问一问这个情况。但是，他出于礼貌什么也没有说。 在这件事情上，必须考虑到斯大林对希特勒的特殊态度。他们一直未曾谋面。但是，斯大林曾经期待这样的会见，他对纳粹独裁者有一种独特的向往之情。从希特勒的说法来看，他也高度评价斯大林。他们之间有许多共同之处。他们控制大众意志的手段在许多方面是吻合的。
希特勒的问题：您是德国人吗？（1）
纳粹德国与苏联有着令人惊异的相同景象——同样的神话领袖，将###投入集中营并彻底消灭。 我跟斯大林、希特勒、丘吉尔、罗斯福、周恩来等政要握过手，这样的人在世界上也屈指可数。 当我回答自己是俄罗斯人时，希特勒惊呼：这不可能！ 1940年在纳粹德国工作期间，我看到了一幅令人惊异的景象：同样地在“神化”领袖，举行同样的大规模###和阅兵，人们手里拿着元首的画像，而孩子们则向他献花。非常相象的宏大的建筑，绘画中也有类似我们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英雄主义题材。希特勒把所有的###投入集中营并彻底消灭之后，也像斯大林一样，借助强大的意识形态宣传制造一种效果，群众开始神化他。我观察了从法国得胜归来的德军在柏林举行的阅兵仪式。我站在主席台旁边看到，当希特勒乘座敞篷“奔驰”驶过人群时，所有的人都涌向他，妇女们举起婴儿让他触摸。希特勒仇视人民，但却善于讨好它，称之为“主宰者种族”。斯大林也一样，慈父般向那些走过列宁墓、颂扬他的游行队伍微笑，也讨好地称之为“共产主义的建设者”。然而，在心里却将他们骂作蠢材。 但是，在那时，我还不可能进行这种类比。当时有许多情况我并不知道，所以也无从理解这些不祥的巧合意义何在。因为，德国和我国宣称的目标是截然不同的：斯大林号召苏联人建设人人平等，人人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但是，这并没有妨碍他将许多民族全体迁移到西伯利亚，消灭千百万的农民。希特勒宣布了“主宰者种族的千年帝国”。但是，他却将德国民族最优秀的人投入战争的绞肉机，像躁狂症患者般顽固，将德国文化的无价遗产变成了瓦砾。 1940年11月12日，我跟随莫洛托夫进入希特勒在柏林帝国办公厅的办公室，那是我第一次直接见到希特勒。当时，元首正处于权力和荣誉的巅峰：他脚下是整个西欧。法国被打败了。英国人躲在几个岛屿上，预计情况会更糟。希特勒意识到了德国战争机器的力量，所以举手投足十分高傲自大。在这一点上，他的表现跟斯大林完全相反，后者总是用装出来的平易近人和完全无意追求效果而使人感到震撼。跟希特勒不同，斯大林认为，如果对千百万臣民握有生杀予夺的权力，那就完全没有必要张扬这种权力。 当我们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