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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斯大林身边工作（2）
我观察斯大林，完全局限于译员这一特殊的工作性质。我见过他跟外国人客在一起，扮演着殷勤好客主人的角色。当值班军官通知说，外国客人已经通过了斯帕斯大门，数分钟之内他们就会到达，这时，我穿过秘书处，那里一般坐着波斯克列贝舍夫，以及警卫的房间到斯大林的办公室。那里经常有几个人穿军装或者便服的人，办公室门口的椅子上一般是领袖的主要警卫员伏拉西克将军在打盹。他利用每分钟来打盹，因为昼夜都在“领袖”的身边。我不经通报进入办公室，一般都会碰见有人：政治局委员，高级将领或者部长们。他们坐在长桌旁，手里拿着笔记本，而斯大林则在地毯上走来走去。其时，他要么听人汇报，要么在谈自己的看法。我的出现是一个特别的信号：该结束会议了。斯大林看我一眼，一般会说： “美国人马上就到。我们告一段落吧……” 大家迅速收拾自己的纸笔，站起来，然后离开办公室。只有莫洛托夫留下来。斯大林与外宾谈话时他都在场，只是几乎不参与谈话，基本上不说话。有时，斯大林就某个具体问题会问道他，叫着他的名字“维亚切斯拉夫”。而莫洛托夫有人在场时严格使用正式的“斯大林同志”…… 应该承认，虽然有许多令人厌恶的地方，但斯大林还是善于迷住谈话的对方。毫无疑问，他是个出色的演员，善于制造出富于魅力、平易近人、甚至憨厚这么一种形象。在战争开始的最初几周，当时觉得苏联马上就要垮掉了。包括哈里·霍普金斯在内的所有的外国高级访客，都非常悲观。可是，离开莫斯科的时候，他们却充满信心，认为苏联人民将继续战斗并最终取得胜利。但实际上我们的境况非常危险。敌人不可阻挡地向东部推进。几乎每天晚上都要躲在防空洞里。那么，是什么事情促使霍普金斯，哈里曼，比维布鲁克以及其他有经验的、抱着怀疑态度的政治家们改变了各自的观点？只有跟斯大林的谈话。尽管局势看起来不可救药，但他善于营造一种随意、安祥的气氛…… 在永远都很安静的办公室里，隐约传来克里姆林宫钟楼上自鸣钟的声音。“主人”本人则表现出善意待人，稳稳当当。使人觉得，这间屋子之外什么戏剧性的事情也没有发生，没有什么事情惊扰他。他有许多时间，他甚至愿意谈一个通宵。他的谈话对方根本都不曾想到，已经采取措施疏散莫斯科，桥梁和政府大楼下正在布雷，已经建立了首都地下党委，给其未来的工作人员已经发放了使用假名的身份证件，而让他们觉得无忧无虑的克宫“主人”心里正在盘算着政府紧急撤离到安全地带的各种安排方案等等。战后有一次坦白心迹，他承认说，当时是绝境。可现在，他牢牢地将这些藏在亲切的微笑和给外人看的镇静后面。谈到红军和工业的需要时，斯大林说出的不仅仅有防空和反坦克火炮以及制造飞机的金属铝，还有各种企业的设备，整座整座的工厂。起先客人们感到困惑不解：设备的运输和安装，组织生产需要数月，如果不是数年的话。 因为西方的军事专家们断言，苏联的抵抗在最近四五个星期之内就要崩溃。怎么可能谈得上建设新工厂？甚至给俄国人武器都太冒险——因为有可能会落到德国人手里。但是，如果斯大林要工厂，也就是说，他掌握着西方民主国家里的专家和政治家们所不知道的事情。再者，如何理解斯大林庄严宁静的态度，以及他向霍普金斯的声明，即如果美国人运送金属铝过来的话，苏联即便打四年仗也要打下去。毫无疑问，斯大林更清楚真实情况！于是，霍普金斯，比维布鲁克，哈里曼向丘吉尔和罗斯福保证说，苏联会坚持下来，所以有必要给坚强的苏联提供军事物资。斯大林假装有把握，但幸运的是，他是对的。同样的，当1941年12月下旬英国外相安东尼·伊登参观完毕莫斯科近郊战线之后，他声明说： “俄国人已经两次到过柏林，还会有第三次……” 死不悔改的斯大林分子们可能将这个预言看作是领袖高瞻远瞩的见证。但是，我认为，他不过扮演了一个乐观者的角色。在小圈子里，那时候他不止一次地承认说，“列宁的成果已经损失殆尽了”，灾难无法避免。他用假装出来的精神饱满掩盖着对人民的不信任，鄙视地将向他鼓掌的人群称作“傻瓜”，“蠢物”。但正是他不喜欢、让他害怕的人民付出了千百万儿女的生命，使他的预言成为事实。 斯大林对我的态度平和而冷淡。有时我会觉得，他透过我看东西，对我视而不见。我们很快就明白了，每次都是他亲自从两个译员中选一个。有时要跟美国人谈判，叫的是巴甫洛夫，而跟英国人谈时，则要我去——虽然美国属于我的职责范围，而英国由巴甫洛夫负责。也有过这种情况，即一连数周，不论是跟什么人会谈只叫我们两人其中的一个。每次遇到这种情况，我们俩都很不自在，每个人都神经紧张，猜不透：什么地方使“主人”不喜欢了，什么使他不满意了。但过后一切恢复正常，对我们没有做任何批评，而我们也没敢问清楚。也可能，这是一个小小的游戏，使我们始终紧张，保持在“健康竞争”的状态下。 他的幽默十分特别。曾经有人讲过这样一件事：又一次，红军政治部主任梅赫里斯向总司令抱怨说，某个元帅几乎每周换一个前线妻子。梅赫里斯问该怎么办。斯大林表情严肃但没有回答。梅赫里斯以为斯大林正在考虑严惩的措施，开始为自己打小报告而后悔了。但是，总司令却带着狡黠的嘲笑打破了沉默： “我们应该羡慕才是……” 还有，战争期间，斯大林时不时会用一个问题烦扰另外一个元帅：为什么1937年他没有被逮捕？元帅还没来得及开口，斯大林严厉地命令说：“可以走了！”这样直到战争结束之前重复了好几次。每次遇到这种情况，元帅的妻子都为丈夫准备一包棉衣和面包干，以为丈夫这就要被送到西伯利亚去。终于到了胜利日。斯大林在将领们的围绕下发表讲话： “我们曾经有过艰难岁月，也有过胜利的欢乐，但我们始终会开玩笑。是不是，元帅……”——然后他说出那个不走运的“玩笑”对象的名字。 在给驻伦敦和华盛顿大使起草电报时，我往往会出现困难。电报草稿一般在会谈结束之后，斯大林还在场时，马上要准备好。 按照自己地下工作的老习惯，斯大林通宵工作，所以接见外交官的时间一般都很晚，有时甚至在黎明时分。会谈一般进行两三个小时，但电文却不能超过两页。口述完毕，我再次来到斯大林的办公室。他看一遍文稿，做一些修改，然后便签发了。但也有的时候，他对我的草稿不满意。这使他生气。当然，他并不粗鲁，只不过责备说： “您在这坐着，翻译着，都听见了，可什么也没明白。难道您写的这些是重要的吗？最重要的在于……” 不过他知道，我已经尽力了，但没做好。所以，用简单的一句话“再来一遍”打发我没有意义。他会说： “拿笔记本，作记录吧……”然后逐条口述自己认为重要的内容。 此后，起草新电文便十分容易了。不过，每次发生这种情况时，心中的不快之感久久挥之不去。 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与莫洛托夫共事（1）
我从翻译的特殊角度亲眼观察到莫洛托夫与斯大林的关系。 莫洛托夫对自己的下属十分平和，这在当时“领袖”身边是很少见的。 我多次观察到，每当自己的提议未获得斯大林的赞同时，莫洛托夫都神经紧张。他会接连几天阴沉着脸，十分易怒，所以这时候最好别碰到他手上。 西方有一种流行的说法，即莫洛托夫从未表现出任何主动性，完全按照斯大林的提示做事，以及李维诺夫推行了自己“独立”的政策，他被解职之后这个政策便立即消失。当然，曾经有过许多细微差别，特色。但是，在外交人民委员部秘书处，我研究了过去多年期间的案卷，最后确信，李维诺夫每件小事都要征得党中央委员会，也就是主管外交的莫洛托夫批准。作为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享有极大的行动自由，也许，正因为如此才常常去找斯大林，这样，有机会顺便与斯大林协商这个或者那个问题。 一般来说，重要的文件是由外交人民委员部的办公室准备。相应的文件由具体负责某个问题或者国家的副委员签署，然后报告给人民委员。所以，在大多数情况下莫洛托夫最后拍板。当然，这里不排除他预先或者打电话，或者在别墅得到了“主人”的同意。但是，根据我的观察，在大多数情况下，莫洛托夫都是独立承担责任。 就特别重要的问题准备好的文件当然要传送给斯大林。一般很短时间之后，文件会被返回到人民委员的秘书处，蓝色粗铅笔大大地写着斯大林姓名的两个字母。在斯大林的桌上，跟粗大的文具并排放着一个青铜笔筒，里面总是有一把红蓝双色八棱大铅笔。他把几枝铅笔拿在手里把玩，似乎在练习半麻痹的那只手。整个行政机构将毫无间断地将他的批示付诸实施。 最近几年里，官僚行政机构公然不执行政府的许多决定和总统令，这种情形每每令人惊异。在斯大林时期，这种情形绝对是不可思议的。斯大林建立的行政体系，除了信仰和一定的热情之外，基于三样东西：纪律，恐惧和奖励。不过，到四十年代之前，热情略有减退。但恐惧被强化了，铁的纪律得到了加强。同时，奖励体系更为健全——就在当地形成了上层的特权。失去“甜蜜生活”的前景，是完成领袖指示的相当重要刺激手段。但更起作用的是一种意识——从做出了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