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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剧院被封，蔬菜彻底不见了。从那时一直到今天，蔬菜基本上都是从乌拉尔和乌克兰运来的。 我们打定主意不马上去太平洋舰队司令部报到。将行李交存之后，便出发去市里参观。由于我们身着便服，随处可见的陆军和海军纠察队并不注意我们。我们在最好的餐厅吃了一顿午饭，喝了一杯，庆贺抵达服役地点，看了一场刚刚上演的反法西斯影片《奥本海姆一家》，下午才到司令部报到。 值班军官教训我们没有从火车站直接来报到。不知为什么，我们居然没想到，从莫斯科每天只有一班火车，于是可以轻易地推测出，我们在城里逛荡了一整天。他叮嘱我们今后不要违反纪律，此后是简短的面谈，检查我们的文件。 我们被编入太平洋舰队司令部工程处。这时，专门管我们的军士长米谢科也来了。他把我们四人领到位于列宁大街的红海军宿舍，按照海军的术语，宿舍被称作底舱。 在大楼一层的一间大屋里，放着十几排铺位，铺着军用被子。我跟阿尔卡沙的床挨着，中间隔着一个放个人用品的小柜。早晨，我们领到了红海军军服——常服、厚防水布工作服和礼服。整整两年里，底舱应该是我们的家。我们统共是四十多个有高等工科教育背景的年轻小伙子。每天早晨，米谢科带着我们排着队去上班，这样，我们身穿水兵服，在八小时之内作工程师，而下班之后，又重新变成普通水兵，排着队唱着军士长起头的歌。 米谢科关照着，让我们及时领到必需品，每周两次带我们去澡堂，每个月一次去理发馆。这里允许我们留头发，使人的情绪略好一些。与此同时，他对受过高等教育的新兵们要求非常严格，认为这些人应该严加管教。 逐渐地，我们习惯了值班、因为每个小过失而被罚做班务，军士长非常喜欢的夜间紧急集合，以及少有的放假等等固定的程式。我们迫不及待等着这些休息日。渴望身穿崭新的军装美一美，在城里的主要街道列宁大街上逛一逛，观赏金角湾的美丽风景，以及样子别致、似乎剪纸一样小山包的侧影，它们围绕着城市，在远东出奇明净的冬夜天空下，横空出世一般。 如果外出的话，我们一般都要提早做准备。头天晚上，把裤子压在床垫下，使裤缝笔挺，擦洗水兵军服的铜扣，皮鞋打得锃亮。弄好无檐帽底上的绳箍需要特别的技巧——这样帽子戴在头上十分好看。写着令人自豪的“太平洋舰队”字样的飘带要压得平平展展。最主要的装饰是蓝底带白道宽宽的水兵服领子。要想看起来像个久经风浪的水手，领子必须让它变成退色的，好像被海浪浸透、被热带的太阳晒焦似的。所以，领到军服之后，要马上把领子放到盐水里，让颜色达到所需要的程度。 太平洋舰队的俱乐部时不时举办冷餐舞会。我们尽量不错过机会。这里也有司令部各处，其中包括我们工程处的外聘工作人员：女打字员，女复写员，女秘书等等。一句话，献殷勤的对象是有的。跟我们同一路来的彼得没有花眼，很快就找到了意中人。我没情绪谈恋爱，而只限于跟漂亮的、长得白里透红的打字员玛沙之间柏拉图式的友谊，她成了我的舞伴，经常跟我一起散步。我们在俱乐部里迎接了新的1939年，装扮了新年松树，凑份子吃了晚饭，跳舞和抽奖等。然后，利用军士长不在的机会——他那天晚上在家过，在底舱里闹了一会儿。有人拿来了一瓶纯酒精。当第二年兵，有经验的小伙子们，教我们这些新兵对付这种暴烈的酒水：干完一杯，不吸气，喝一口水，然后再吃东西。我们大吃大喝，而值班的人站在哨位上，一旦领导突然出现便发出警报。大家都彻底放松了，插科打诨，说各种笑话和趣闻。“躲开啦！……”值班员向我们示了警。但是，在酒精的作用下反应变得迟钝。我们奔向铺位，想盖好被子装睡，但是做得不老道，但最主要的，是在桌上留下了“犯罪”痕迹：没有喝完的酒精和杯子。 在门口，值班员试图挡住军士长的视线，大声报告道：“军士长同志，底舱一切正常，红海军战士都在……” 但是，米谢科锐利的目光已经发现了我们的所作所为。 “起床，”他声音洪亮地下命令，“在一甲板集合！” 军士长指的是门口床铺之间的过道。我们不得不掀掉被子去站队，大家的样子十分滑稽：有人穿着内衣裤，也有人穿着水兵衬衫和工作裤。 “向右看齐！”军士长下着命令。 接着便是一顿臭骂。他真是骂得我们狗血喷头！他威胁要给每个人写一份报告，关到禁闭室去，发配到“岸上”去（好像我们的底舱在船上一样）。出完气之后，他接着讲我们的良心，数说我们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不配的行为。他特别喜欢用这一点来压我们。最终宣布，明天，新年，所有人都不放假，给每个人派了额外的班务。有人要清洗底舱的地板，有人要清洗厕所，其他人清理院子等等。 早晨，我穿好衣裳，拿着拖把和一桶热肥皂水，开始擦洗地板，一边不停地骂着鬼。对我来说，新的一年从未这样开始过！我没有想到，这一年给我的生活带来了惊人的变化。 元月份快要过去了，有一天军士长叫过我说，晚上八点我必须到太平洋舰队司令部报到。事出意外，我忍不住问道：什么人为什么叫我去？军士长叫我别多嘴，快些准备礼服。 于是，我一边准备，一边一刻不停地想着，这个传唤意味着什么？两个月服役期间，我并没有做出什么能叫上司注意到的事情。我左思右想，只是事后才明白，这些猜测都离题太远。事情是这样的。 如上文所述，我是1938年被征召到太平洋舰队的，也就在斯大林在陆海军的清洗开始后不久。一大批陆军高级将领被审判和枪毙之后，镇压的浪潮也迅速波及到各个军区和海军。这个浪潮也波及到了远东，舰队的指挥人员全部被撤换掉。新任太平洋舰队司令库兹涅佐夫海军上将，他的参谋长伯格杰科海军上校，工程处处长工兵中校沃龙措夫到任之后发现，他们被要求学习英语。这种要求是可以理解的。我们潜在的敌手是日本。而美国可能成为潜在的盟友，最终事情也就是这样。因此，预计可能跟美国海军进行合作。这样，司令部指挥人员掌握哪怕最基本的英语知识也是好的。前任的将军们要么懂语言，要么吸引旧知识分子作教员，曾经学习过。教员基本上都是上流社会的妇女，她们是内战期间从彼得格勒逃出来的，但不知何故没来得及撤到哈尔滨或者上海去，滞留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当然，这些人在1937年之后全都被作为“日本间谍”关起来了。由于不是随便谁都可以放进司令部，新的指挥官开始在军人中寻找懂英语的人。叫干部处的负责人看一看，有没有合适人选，于是他注意到了我的档案。就这样，一些人的幸福建立在另外一些人的不幸之上……
在太平洋舰队（3）
当我在指定时间，收拾干净服装整洁到太平洋舰队司令部报到时，所有这些情况我并不知道。司令部所在的大楼，是沙皇时期留下来的。深色橡木的墙壁，铺着厚地毯的走廊，值班警卫的军容和礼貌，宽大的，挂满油画的参谋长办公室令我印象深刻。我感到了特别的激动。内心里有某种预感，似乎我现在踏上了一条诱人而神秘之路。 从桌子后面站起了一个身材沉重、但很年轻的海军上校。他是太平洋舰队参谋长伯格杰科。桌旁的椅子上，坐着工兵中校沃龙措夫。 “参谋长同志，红海军战士别列什科夫按照您的命令前来报到！”我精神抖擞一口气说出来，举手抬向帽檐。 伯格杰科随便吩咐了一声“稍息”，请我坐下。然后拿起一个黄色文件夹，开始翻阅。“这里写着，您熟练掌握英语，”他开始说话，“是这样吗？” “是！” “您是什么时候学的，哪个学校毕业的？” 我一一作了解释。 伯格杰科又开始翻阅文件夹。从军装口袋里抽出一个叠得整整齐齐，洒过香水的手绢，抹过上唇。然后问道： “您能不能教英语？” “我从没有做过这件事。我的专业是工艺工程师。” “这个我们知道，可是您总记得，是怎么教你们的吧？” “记得。” “这样的话，显然您可以教其他人了。” “我从未教过，但是，如果您有命令，我试一试。” “这就对了嘛。现在有一条命令，根据这个命令，司令员，参谋长和工程处长必须学英语——大洋的另一边是美国。明白了？” “明白了，海军上校同志。” “我们想，让您给我们教英语。” “是的。”我回答道。 “那我们谈谈细节问题吧。”沃龙措夫说。 我当时便得知，每次课为两个学时，每周上两次课。每个课时付给我25卢布。如果有必要另外备课的话，我的顶头上司会得到命令，给我时间去市立图书馆。 我几乎像长了翅膀一样飞出了司令部。我边走边想，我的生活中真的发生了不可思议的事情。现在，我不再完全依赖于军士长，此外还能小挣一笔：在红海军战士每月12卢布津贴之外，我还可以再有额外的400卢布——真是太好了！ 我开始非常认真地备课。当然，熟练的英语知识，还有，我没有忘记是怎么教我的，这些都派上了用场。此外，我的学生也是非常认真。事情开始走上了正轨。过了不久，我买了一台“费德”牌照相机，它是捷尔任斯基劳改营的犯人们按照德国“莱卡”公司的许可制作的。这个一下子使我变得非常受人欢迎。我不断地重温，生活是美好的，令人惊异的。其他更好的事情想也不能想了。可惜的是，这个世界上没有一成不变的事。过了不久，库兹涅佐夫上将被任命为苏联海军总司令，去了莫斯科。很快，伯格杰科和沃龙措夫也随他而去。新任领导眼下看来顾不上学英语。不管怎么说，他们对我没有表示兴趣。 我重新落到军士长的手里，他当然绝不放过机会，在我身上捞回老本，不断给我额外的活计。从前上班的日子又回来了，仅有偶尔一次去风景如画的俄罗斯岛公干，才会有新鲜感觉。有时，在休息日，我们会到“十九公里”去，彼得大帝湾，这里天气转暖开始游泳。 国际局势迅速恶化。远东地区，日本的挑衅从未停过。苏联最高苏维埃有关新的义务兵役期的命令颁布了。取消了受过高等教育者的优待办法。另外，海军的服役期也延长了。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当五年的红海军战士。我感到灰心丧气。别里亚耶夫和艾尔里赫曼申请编入正规军干部序列。这样，他们会自动被授予军衔，以及相应的物质待遇。但是，不知是什么阻止了我。我在等待着…… 八月底，来了一封电报。我被紧急召往莫斯科的海军总司令部。
波兰问题
波兰被西方和斯大林当作了一个缓冲地带，双方都在争取对波兰的控制权。 波兰问题在斯大林、罗斯福以及丘吉尔的关系中，有着重要的位置。 按照当时莫斯科的解释，苏联的立场整体而言是很明智的。斯大林多次声明，乐于看到复兴之后的波兰成为一个强大、独立、民主、对苏联友好的国家。同时，他坚持承认1939年新的苏波边界，跟协约国1919年提出的“寇松线”大致相当。在这些条件下，莫斯科同意跟在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恢复关系。丘吉尔在德黑兰提出的建议也大致类似。他提交供斯大林和罗斯福审议的表述如下：“原则上确认，波兰人民和国家的中心应该位于所谓的寇松线和奥得河线之间，包括东普鲁士和奥本省。” 苏方支持了丘吉尔的建议。至于罗斯福，他原则上同意上述划线，但警告说，在1944年即将进行的总统大选之前，考虑到波兰裔选民的反应，他将避免任何公开的谈话。两位西方领导人也理解苏联政府让波兰作自己友好邻邦的愿望。 在最近一段时间里，由于波兰流亡政府立场消极，事情毫无进展。然而，到1944年夏天，出现了达成协议的可能。在跟美国大使哈里曼的一次谈话中，莫洛托夫提出了新的妥协方案，为达成相互可以接受的协议铺平了道路。其内容是，由居住在英国、美国、苏联——没有法西斯色彩（以及实际上在伦敦的流亡政府中）、对苏联友好的波兰人组建政府。作为这样一个经过改组的政府的成员，他提到了经济学家、在芝加哥大学讲过学的兰格博士，领导过美国斯拉夫人大会的工会领袖科尔瑞斯基等人。米克拉伊丘克可以留任这个政府的总理。过了一段时间，美国给奥斯卡·兰格颁发了前往苏联的护